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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加强机制化建设
2019年11月14日 07: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彦君 米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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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参与国分享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充分肯定“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早期收获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涉及生态、经贸等一系列问题的认知解决的建构过程。总体来看,该建设目前处于一体化初期发展阶段。这就需要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加强多方面协调的机制化,以联合起来共同生产、提供本地区所需的跨国社会基础设施、制度、机制及默契信任等多层次公共产品,这不仅是消除疑虑和深化合作的需要,而且为“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机制复合体的决议执行模式是“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选择。目前,“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以交通、经贸、旅游、外交等部长级会议为支撑,在交通、经贸、人文旅游、智库等数十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多层次架构。现有的机制组合架构在推动经贸往来、交通运输、能源合作和旅游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现有的推动机制主要属于非正式合作模式,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的机制化建设不能简单复制现有的标准化国际经济合作机制,构建“非正式对话机制+正式约束机制”形式的复合机制执行模式是“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选择。非正式对话机制属于软法机制,正式约束机制属于硬法机制,通过两者相互配合才能体现出较好的灵活适应性和务实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程度不同的合作模式。

  当前要大力实施“非正式合作机制+多边正式功能性组织机构”执行模式。所谓非正式机制是官方高层会晤或“二轨对话机制”所签订各领域约束力弱的协议,所谓多边正式组织指的是约束力强的多边组织机构。如“非正式机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就是该执行模式的样板,今后还要大力加强类似执行模式建设,让功能性机制化建设落到实处。在这个执行模式下,既能发挥首脑或高层会晤的引领作用,又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建立或外部引入多边正式功能性组织,保证将领导人所达成的政治共识转化成具体政策承诺并加以落实,这样的机制体系才是现阶段“一带一路”双多边协议项目有效运行的保障。

  随着合作时机的成熟,机制化建设采取“非正式对话机制+正式对话机制+自贸区+多边正式功能性组织机构”高级执行模式。在低级合作阶段,机制化建设主要是以项目带动为主要特点,进入到高级合作阶段,突出制度引领的带动作用,发展的规则导向性越来越强。中国将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或区域组织围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领域等议题展开一揽子的磋商。当前,中国既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合作条件成熟的国家商讨签订自贸区协定,又要加强与区域组织合作,特别是在当前国际格局下,通过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有必要加强对“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倡议研究,促成欧亚大陆更大范围自贸区的构建也是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的。

  首先,在复合国际机制模式下为对接提供新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向世界提供的重要的理念性公共产品。要充分利用官方高层会晤或“二轨对话机制”,并辅以人文教育旅游交流合作的实体平台,如境外孔子学院或在境外建立类似希望工程等机构,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开展形式多样的沟通、对话、交流、合作。“一带一路”建设要多领域、全方位地构建共同观念,从政治出发,以经济为主线,构筑安全屏障,加强文化交流,贯穿环保意识,形成相互依存的政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科技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努力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实现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载体,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次,中国引领加强国际协调机制建设,提升“一带一路”国家便利化与自由化。第一,推动新的支付结算系统和评级机制建设。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顺应了“一带一路”国家本币结算的需求。人民币可以承担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对接合作重任,化解区域合作的资金瓶颈,实现发展为导向的区域合作。为此要适时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支付系统向“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覆盖,发挥人民币清偿能力。第二,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物流大通道机制建设。这是“一带一路”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应牵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合共建交通基础设施大联通网络,破除交通障碍,制定标准化交通规范,推进贸易便利化水平。第三,推进“一带一路”国家自贸区建设,有助于加快跨境市场与分工一体化进程。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范围构建高标准的自贸区还不具备实施的政治经济条件,但并不妨碍在发展基础较好的重点国家可以先启动双边自贸区建设或推进构建低标准的多边自贸区谈判。

  最后,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产业科技园区建设机制,提升国家间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就是要以互联互通为基础,引领全世界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只有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延长与沿线相关国家全球价值链合作链条,才能创造新一轮的增长红利,提升彼此经贸合作水平,也为逐步升级“一带一路”范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奠定坚实的合作基础。

  总之,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实践,不仅是探索与周边国家或沿线国家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过程,而且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形势下,畅通欧亚非各国间海陆联系通道,也是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实践、提供中国特色全球治理方案的过程。在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机制化建设,它不仅服务于“一带一路”这种经济外交目标,也是“一带一路”进入实质性的高质量建设阶段的必然要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中俄蒙经济走廊区域合作机制研究”(17BGJ05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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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彦君 米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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