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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芝:延安时期对外传播的当代启示
2018年09月20日 06:5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敏芝 字号
所属学科:新闻传播学关键词:延安时期;对外传播;中共党史;革命文化

内容摘要:

关键词:延安时期;对外传播;中共党史;革命文化

作者简介:

  延安十三年,在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共中央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主动开辟对外传播的新渠道,有效借助外国记者及其报道对外发声,这种主动性策略使中共既面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又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对外传播效果显著。回顾党在延安时期借助外国记者传播革命文化的历史实践,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对外传播,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与启示。

  延安时期

  对外传播革命文化的困难

  延安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军事、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封锁,是中共在国际社会上难以发声的直接原因。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以“送审制度”为由任意扣压进步报刊,通过制止送报单位递送、禁止国民党官员订阅和派人撕毁所见进步报刊等手段,在进步报刊发行区域设置障碍。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还通过各种方式大量传播关于共产党的不实信息。

  尽管面临全面封锁,但中共中央仍然带领陕甘宁边区群众开展全面建设,积极寻求突破渠道。在经济与文化建设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领导人的带领下推动大生产运动。同时,中央积极推进战时民族文化建设,进行抗日政治教育,成立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等文艺团体,充分发挥文艺作品和报刊宣传服务革命战争的作用,创作出大量贴近人民生活、为大众乐于接受的革命文化作品和形态。

  由于边区政府特殊的历史境遇与迅速的全面发展,延安成为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新生力量,国内外各方面都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其所领导的边区既存疑惑又被吸引。正是在这种封锁与突围中,中共中央寻求和开辟对外传播的新渠道,将自己的声音和信息发布出去,促进理解并获得更大支持。

  借助外国记者

  传播革命文化的积极实践

  瓦窑堡会议之后,党中央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外传播策略,积极寻求国际社会舆论支持与国际援助。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成为第一个进入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的外国记者,之后在伦敦的《每日先驱报》,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生活》《美亚》《时代》,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上发表了大量关于边区建设和中共发展的报道,并且在北平的美国驻华使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通过新闻媒介向国际社会传播他所看见的真实的陕北。此后,史沫特莱(Smedley)、斯特朗(Strong)等外国记者也先后来到延安,通过自己的报道向外界展示真实丰富的延安图景。

  为了做好对外交流工作并方便外国记者和其他采访者进入根据地,党中央设立了一批外事机构如“交际处”(招待科)和分设长沙、武汉、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作为对外人员和物资交流的中转站和保障所。同时,党中央还不断突破军事与经济封锁,开辟了空中和地面特殊渠道,帮助外国记者进入边区。

  在外国记者进入边区采访报道的过程中,党中央高层领导集体指导参与,接见记者、接受采访,产出了大量报道并成功借助外国记者群体传播和推广边区政府的声音,对革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具有实质效果。

  延安时期

  对外传播实践的现实意义

  在对外传播实践方面,延安时期党中央借助外国记者进行革命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实践,也给我们留下非常宝贵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首先,要做好对外传播的顶层设计。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对新闻工作进行指示时,多次提及“国际宣传”和“对外宣传”,指导党内统一思想,做好对内对外宣传工作;亲自接见外国记者,回答问题,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也积极争取和推进外国记者和媒体来访,如1943年11月,国民党政府国际宣传处针对美国记者福尔曼(Forman)要求赴延安采访的申请,给予了“应从缓议”的回应。中共中央获悉此事后积极联系协商,最终促成由21名中外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记者团组成之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主管采访事宜,并专门召开干部大会对采访宣传工作的目的与方法作出指示。这都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外传播在观念、立场、政策和技巧等层面所进行的全方位顶层设计。

  中共领导人在对外宣传层面高屋建瓴的大局观与身体力行的热情,直接影响了对外宣传的方法和效果,进而影响着国外采访者所属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印象与看法。

  其次,要积极赢得报道主动权,实现对外传播的多渠道配合。要想与外界及时交换信息并传播自己的声音,坐等记者采访显然会处于被动状态,难以达到有效传播的目的。因此,要用积极主动的态度,适时向媒体提供有价值的新闻素材,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求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全力开辟各种渠道,使得信息与人员能与外界交流,促成各种形式和渠道的信息传播,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赢得传播主动权。

  这些外国记者进入延安之后,一批客观介绍中共和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外文著作在国内外相继出版,形成了强大的传播合力,比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史沫特莱的《中国在反击》(1938)、贝特兰(Bertram)的《华北前线》(1939)和海伦·斯诺(Helen Snow)的《红色中国内幕》(1939)等,产生了实际的外交影响。

  再次,秉持坦诚与开放的姿态面对国际社会关注。用坦诚与开放的姿态对待对外传播,这是中共领导集体的一贯立场。在斯诺、斯特朗等人延安之行之后,党中央陆续约请大批外国记者进入边区进行采访,真诚地与之交流,有意识地在交流过程中解释和传播中共的政治主张与政策立场,借助外国记者的力量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边区的真实信息传播出去,把外部弥足珍贵的支持力量充分争取过来。这种立场与态度,给许多外国记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历史地看待延安时期党中央借助外国记者群体进行的对外传播活动,其既是时代困境促成的创造之举,又是对传播规律的摸索践行,这都对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使命有巨大的启发意义。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实践与现实启示”(2017M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王敏芝 工作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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