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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问”与中国方案
2020年07月20日 08:17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6期 作者:陈曙光 字号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之问;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容摘要:“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是习近平发出的“世界之问”。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为维系战后世界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世界之问”的制度根源。“世界之问”,制度是表象,根子在哲学。现行国际秩序隐藏着反映西方利益的文明规则和价值理性,这是当今世界诸多乱象的哲学本原。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国际社会的目光投向中国,期待看到中国方案,中国没有缺席。中国方案直指人类面临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文明赤字、和平赤字和制度赤字,具体呈现为发展的中国方案、治理的中国方案、文明的中国方案、和平的中国方案和制度的中国方案,贯穿其中的总方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方案走向世界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过程。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之问;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是习近平发出的“世界之问”。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为维系战后世界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世界之问”的制度根源。“世界之问”,制度是表象,根子在哲学。现行国际秩序隐藏着反映西方利益的文明规则和价值理性,这是当今世界诸多乱象的哲学本原。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国际社会的目光投向中国,期待看到中国方案,中国没有缺席。中国方案直指人类面临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文明赤字、和平赤字和制度赤字,具体呈现为发展的中国方案、治理的中国方案、文明的中国方案、和平的中国方案和制度的中国方案,贯穿其中的总方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方案走向世界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过程。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之问;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陈曙光,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①这是习近平发出的“世界之问”。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国际社会的目光投向中国,期待看到中国方案,中国没有缺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世界怎么了”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对工业革命后世界景象的这种描述似乎仍然适用于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发展赤字。20世纪中叶,美国主导塑造了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发达国家是中心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边缘地带,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和工业链条上占领制高点,扮演技术创新引领者、高端产品供应地的角色;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低端,扮演资源来源地、产品倾销地、低端产品制造地的角色。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资产和市场,霸占发展空间,独享发展权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空间被极大地压缩,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日益突出。

  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赤字尚未解决,发达国家又陷入了新的经济危机之中。尽管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复苏迹象明显,但全球依然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面临严峻挑战,逆全球化动向拖累世界经济,发展赤字更加凸显,南北差距更加突出。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一个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三是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②

  治理赤字。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地域性的问题也转变为世界性的共同难题,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协同治理、一道解决。然而,传统的西方治理逻辑,要么强调大国共治,挤压小国施展的空间;要么强调霸权稳定,主张单极世界。这既与国际格局的新变化不相适应,也难以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治理难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资本力量和价值观力量,建立起覆盖经济、政治、文化、安全、法治等各个领域的全球治理体系。但由于这种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主体缺乏代表性、包容性,未能反映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事实,治理规则和机制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意图,服务于少数大国的利益,因此治理的结果是世界层面的制度失灵和秩序失范,是全球层面的正义缺失。不仅如此,这套治理体系已经无力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全球性问题,有的甚至已经沦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阻滞力,沦为全球治理困局的直接根源。

  文明赤字。传统全球化时代,国际交往理性、世界文明秩序(普世价值论、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是西方精神的世界化,是地域性知识的普世化,是守护西方利益的卫道士,是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结果。当今世界的文明秩序、文明规则和文化价值观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全球化的演进逻辑、世界历史的正义原则相背离的,是世界上诸多矛盾的深层次根源。

  伴随着西方资本力量的强势扩张,西方文明也摆脱了地域性知识的身份,上升为世界性知识,殖民于全世界。大多数非西方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夹击下,节节败退,沦为边缘性的存在。“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者认为,西方文明是最先进的文明,是不可超越的终极存在,具有其他文明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西方国家极力宣扬西方文明优越论,无非是想要用西方的价值体系来统领、替代其他文明,其真正意图在于实现西方文明对世界的永恒主宰。然而,如果西方文明真的统治全球,非西方文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绝不是西方之幸,而是世界性的文化危机和文明灾难。

  和平赤字。资本主义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国际安全秩序服从三大原则,一是实力原则,即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二是对抗原则,即“修昔底德陷阱”;三是排他性原则,即抱团结盟机制。西方奉行的霸权逻辑、结盟机制与全球正义原则相背离,与和平发展基调相冲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诸多纷争、战乱的深层次根源。

  当前,国际局势不确定性突出,地区热点持续动荡,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蔓延肆虐,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无论是实力至上基础上的自卫,还是联盟式的抱团取暖,都已经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安全问题。事实证明,民主和平论期待通过民主输入、政权改造来化解战争威胁,反而成了世界动乱的导火索。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给一些国家输送了西式民主,但并没有带来和平。事实也证明,排他性安全观已经不合时宜。西方国家间的军事同盟,不管是北约,还是美日、美菲、美韩等军事同盟,在确保成员国安全的同时,也带给世界巨大的安全风险。尽管当今“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③,消解和平赤字依然任重道远。

  制度赤字。世界五大洲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现实国情各不相同,然而社会制度供给却严重不足,西方制度定于一尊,地域性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上升为普世的标准和模板,历史终结论、世界趋同论一度甚嚣尘上就反映了制度供给缺失的现实。

  历史终结论认为,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④,也构成历史的终结。世界趋同论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在变形,差异日益减少,整个世界最终将趋同于完全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变化,都是通往共产主义终结之路的一大步,人类历史的未来前景只有一个方向、一条道路,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西式自由民主将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终点,是最美好也是最后的统治形式。这不仅违背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与历史基本事实不符,只能是西方的一厢情愿和故步自封。

  历史终结论、世界趋同论不过是西方编织的“制度神话”和“话语陷阱”。事实胜于雄辩。近年来,西方大搞模式输出、制度输出、民主输出,然而事与愿违,“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⑤。这些迷信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在拥抱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模式之后,并没有迎来期盼中的民主自由、繁荣富足、社会和谐、政局稳定,不过是以牺牲自己的发展、安全、稳定、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为代价,为西方制度增添了更多的失败试验田。

  二、“世界之问”的制度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维系战后几十年总体稳定的世界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世界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制度根源。

  合则用之、不合则弃之的国际政治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平等和主权原则,奠定了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开启了欧洲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此后,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都遵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基本原则。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了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国际公认的宗旨原则,为维护世界总体和平稳定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以《联合国宪章》为原则的全球政治体系仍在发挥作用。但总体而言,国际秩序从来都是强权国家设计和推行的秩序,本质是强权政治、丛林法则、霸权逻辑,但有秩序毕竟是历史的进步。现在的问题在于,联合国作为首要的全球治理平台,西方大国合则用之、不合则弃之。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告诉联合国说,美国“只要可能,就奉行多边主义;只要必要,就奉行单边主义”⑥,过去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一再重申这一立场。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曾说,当美国确信其市场、能源供应和战略资源受到威胁时,美国将坚持单方面使用军事力量,以捍卫那些至关重要的利益。联合国及所属机构达成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无法得到平等统一适用,少数国家搞双重标准,已成为危及世界秩序稳定的一大公害。

  大国操控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其核心是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元取代英镑成为新的世界货币,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正式确立。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经过几十年发展演化走向瓦解,金本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固定汇率制度宣告终结。但截至今天,西方大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绝对控制权没有根本改变,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话语权没有根本改变,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没有根本改变,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力格局没有根本改变,西方七国集团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是西方大国专属俱乐部。

  一元主导的世界文明格局。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然而,西方长期秉持文明优越论、西方中心论、普世价值论,以西方文明为模板,塑造一元化的价值世界、话语世界、文明世界。美国是西方价值观的主要吹鼓手,大肆宣扬文明冲突论,制造对抗气氛。为了配合文明和价值观输出,西方大国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大搞价值观外交、颜色革命乃至武力颠覆,为宁静的世界埋下了不和谐、不安宁的隐患。中国作为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未能幸免,价值观演变、C型包围圈、亚洲繁荣之弧,就是西方大国对付中国的文明策略。

  抱团结盟的国际安全秩序。联合国作为维系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机构,却无力担当本应担起的安全责任。根本原因在于,在国际安全上,美国倚重的是自己领导的同盟体系,以北约为基础,以结盟机制为保障,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维护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是排他性、对抗性、单向性的,是以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古巴等国家为假想敌的。这套军事同盟体系就好比一座房子,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是不能进去的。今天,笼罩在世界上空的战争阴霾,无论是政权颠覆、军事围堵,还是战争恫吓,最根本的还是霸权思维、强权政治支配下的单边主义安全追求在作祟。当今世界,各国命运紧密相连,联盟间抱团取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凭借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无法构建稳固持久的安全世界。

  公器私用的国际法治体系。国际法治体系主要由联合国相关机构通过的各类公约以及海牙国际法院、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构成。依据《国际法院规约》设立的国际法院,依据《罗马规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依据《海牙规约》设立的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很大程度上沦为了西方国家的私器。比如国际刑事法院对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行驶管辖权,但实际上奉行双重标准,目前无法对布什、布莱尔以莫须有罪名发起的伊拉克战争提起诉讼。

  三、“世界之问”的哲学本原

  “世界之问”,制度是表象,根子在哲学。现行国际秩序隐藏着反映西方利益的文明理性和价值规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线性进化的发展理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主导塑造了当今世界经济秩序。这一经济秩序遵循梯度发展、线性进化的发展逻辑,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由低端向中高端的单线演变进程,西方模式是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选择,其他国家除了遵循西方的发展道路梯度发展、线性进化,没有别的选择。

  梯度发展、线性进化的发展逻辑有违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潮流,无助于消解全球发展赤字。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离开外部的资源、资本、技术、市场而独自发展。那种以掠夺别国为前提、独享发展权益为目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群体崛起,全球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各国产业体系高度融合,国际分工与合作日益加深,跨国产业链和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和实现形式,各国不过是全球经济网中的一个节点。

  二是零和博弈的经济理性。西方国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扩张史,历来遵循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视世界为你输我赢的竞技场,视零和博弈为永恒的游戏规则,视赢者通吃为当然的游戏结果。它崇尚胜利,敬重强者,奉行自身利益至上的原则。美国学者弗雷德·桑德曼对此做过论述:“国家是世界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单位,要在一个难以捉摸和充满威胁的环境中行动,他们除了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国及国际体系的利益之上,别无他法。”⑦基于此,近代以来,“利益至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等西方理念被视作国际关系的通行法则,“本国优先”“本国第一”公然上升为某些西方大国的执政理念。在这种理念支配下,西方大国结盟对抗,成为制约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文化阻滞力。

  历史证明,零和博弈、丛林法则是行不通的。最后达成的效果往往不是“帕累托最优”,而是“囚徒困境”;不是公义的增多,而是利益的两极分化;不是“公利”战胜“私利”,而是“私利”破坏公平;不是为未来开辟道路,而是以牺牲可持续发展为代价。西方国家自以为深谙利益攫取之道,其实是在狭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殊不知,“最大的利益不一定是专有利益,因为最大利益往往只能存在于与人共有的关系中,而不可能个人占有,一旦试图独占,这种利益就反而消失了”⑧。

  三是历史终结的制度理性。历史终结论认为,西式自由民主已发展到顶峰,是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西方世界的繁荣富强是拜西式自由民主所赐,因此非西方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西方正是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将“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上升为政治宗教和政治圣经,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传经布道。西方秉持历史终结的制度理性,热衷于制度输出,频繁策动颜色革命,已经成为诸多世界乱象的重要根源。

  其实,历史终结论不过是西方编造的“制度神话”和“话语陷阱”。自这些论调问世以来,盲目复制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要么惨淡经营,要么陷入混乱,要么重回专制,鲜有成功的个案。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向西方学习,我们永远要牢记邯郸学步的教训。学步不成,忘其故步,结果匍匐而归”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举世瞩目,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体制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福山2009年慨叹道:“‘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式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⑩

  四是大国共治的治理理性。在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治理的主体要么是个别发达国家,要么是同质化的西方国家联合体,代表性和包容性不够。比如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过是西方大国掌控的政策工具和政治筹码,曾经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西方七国集团不过是富人俱乐部,主宰全球安全秩序的北约组织彻底沦为了美国主导、意识形态划界的军事恫吓组织。大国主导、几方共治的治理体系,伤害了广大中小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利益,导致东西问题、南北问题愈加突出,发展鸿沟愈加拉大。

  其实,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垄断全球治理权,没有哪个国家天然就是被治理的对象,谁也无法剥夺“地球边缘”的国家和人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1)

  五是普世主义的价值理性。“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者认为,西方文明是最先进的文明,西方价值观是普世的价值观,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他们将地域性的文明上升为世界性的人类文明,将自身的特殊价值提升为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企图建构一元化的文明世界和价值世界。他们只认同一种文化,那就是西方文化;他们只接受一种结局,那就是世界文明西方化、西方价值普世化。

  西方中心的文明理性与普世主义的价值理性忽视了各种文明交融互鉴的事实,已成为导致文明冲突和世界战乱的深层次根源。西方国家极力宣扬文明优越论、普世价值论,其真正意图在于实现西方文明对世界的永恒主宰。西方国家过去通过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主宰世界,今天改头换面通过新干涉主义、民主输出学说、“普世”价值思潮谋求世界霸权,其实质是以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他者,为资本全球化开辟道路,为西方利益保驾护航。

  六是中心—边缘的关系理性。过去的地缘政治模型具有典型的西方色彩、依附特征,表现为大国主导下的“中心—边缘”结构。依附型世界体系和中心—边缘结构的哲学基础是西方中心论,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由美国主导的依附型世界体系,实际上将主权国家主客二分,核心国家是一言九鼎的“我”(即美国),中心国家是志同道合的“我们”(比如英、德、法、意、加、日等),边缘国家是处于依附地位或相对独立的“你们”(比如菲律宾、韩国、新加坡等),还有大量尚未融入这个体系的外围国家(比如朝鲜、古巴、伊朗以及部分亚非拉国家),属于被遗忘、忽略的“他们”。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奉行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界,大搞敌友外交、亲疏外交、团伙外交。

  中心—边缘结构的驱动机制是资本逻辑。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资本是国际体系的真正主人,资本的力量直接介入国际体系内部各成员间的权力分配。由于资本力量的悬殊,国际政治版图才出现了中心—边缘的分界线。盘踞中心位置的国家上升为国际社会的超级主体,掌握着国际秩序的规则制定权,拥有国际秩序塑造的绝对权力;而居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则扮演依附的角色,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除了被迫服从中心的统治之外,别无选择。在依附型世界体系中,“中心”的利益拥有绝对优先地位,“边缘”的利益只有在迎合或不冲击“中心”利益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12)中心国家作为唯一的目的在场,作为绝对的权威宰制世界,作为“齐一”的标准发布号令;而边缘国家则只能作为工具在场,其使命是服从中心、服务中心,消磨差异,向着中心国家看齐,向着“齐一”的标准靠拢。

  七是国强必霸的权力理性。大国关系历来是牵引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大国相处之道关乎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固守国强必霸、大国必战的逻辑,认为大国之间无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种霸权思维一旦主导大国关系建构,势必强化守成大国的对抗意识、遏制力度,将“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引向冲突对抗的两极状态,将国际关系引向不确定的方向。

  根据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的争夺、权力的政治。伯恩斯指出:“夺取权力的竞争是人类关系的根本本质。在国际事务的领域内尤其如此——其余一切都是次要的。因为到最后唯有强权才能实现外交政策的目的。”(13)在西方看来,冲突是世界的本质,对抗是交往的常态,国际秩序总是建立在霸权统治之上的。“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14),唯有建立霸权,才能实现对世界的主宰。

  如何才能获得霸权呢?西方的逻辑是,强大是霸权的前提,霸权是强大的结果。500年来,国强必霸是西方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大国博弈的政治悲剧”一再上演,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貌似成了不变的历史“定律”。然而,这一“定律”并非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只是建立在地方性国际政治经验基础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不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这一“定律”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色彩,是用西方的历史逻辑来框定他国的现实选择,用过去的历史经验来判定未来的历史趋势,无益于世界大国的理性交往,无益于全球的和平稳定。

  四、“世界之问”的中国答案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15)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所谓中国方案,“特指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为破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为优化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而提出的中国主张或采取的中国行动”(16)。中国方案直接指向当今世界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文明赤字、和平赤字、制度赤字等重大难题。中国方案不是某种单一的主张或行动,而是包括一系列中国主张和中国行动在内的方案体系。中国方案包括一个总方案,五个中观层面的方案,一系列具体的主张和行动,即“1+5+X”的方案体系。

  第一,总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属于元哲学层面的中国方案,是中国方案的理念形态、哲学基础、轴心原则,是总体性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17)显然,在这里,习近平揭示的是中国方案的理念形态,而非具象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念,唯有通过一个个的具体方案才能体现出来、彰显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形式是多维的、多样的,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外化为发展的中国方案、治理的中国方案、文明的中国方案、和平的中国方案以及制度的中国方案。

  第二,改写全球发展观念的中国方案。在发展道路方面,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改写了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观念和术语,摆脱了要么选择依附性的发展、要么选择脱钩后的贫穷的两难处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8),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在发展理念方面,中方倡导“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倡导“公道正义、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正确义利观,倡导“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发展动力方面,中方主导或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构,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中国动力。在发展平台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为消解全球“发展赤字”作出了中国贡献。

  第三,优化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进入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全球进入风险社会,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今天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美国主导建构的。这套治理体系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诸多严重的全球性问题。这套国际治理体系遵循大国主导、几方共治的治理逻辑,既不符合全球正义的原则,也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要求,没有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也完全无视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事实。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19)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注定不能成功。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超越了大国主导、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中方认为,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中国的主张第一次为处于“地球边缘”的国家提供了公平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

  第四,重构世界文明格局的中国方案。针对不合理的世界文明秩序以及西方中心、文明优越、文明冲突等陈旧论调,习近平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以美美与共超越西方中心,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一条和谐共生之路。我们不否认西方文明的价值性,不否认西方价值观的合理性,但我们反对西方国家把地域性的价值模式上升为普适性的方案,把西方的地域性文明上升为普世的文明,反对用一把尺子度量整个世界。我们倡导全人类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倡导美美与共的文明观,绝不垄断价值标准的定义权、裁判权,绝不将地域性的文明和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绝不谋求中华文明统治整个世界,绝不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旗帜下走向东方中心主义。

  第五,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方案。针对西方的强权政治、结盟机制和冷战思维,中方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观,主张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彼此多拆墙、少筑墙,“走对话取代对抗、结伴取代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20)针对西方奉行的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及排他性安全观,中方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主张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实现普遍安全。针对大国必战、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中方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为谋划21世纪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作出了新的设计,为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六,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针对西方奉行的历史终结论,中方倡导“自主选择”的制度观。中国向来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21),不可能也不必要定于一尊。各国文化传统不同、民族心理不同、宗教结构不同、历史命运不同、现实国情不同,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制度模版,不能幻想突然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故事告诉世界,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不是唯一的方案,“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22)。中国故事告诉世界,资本主义不是最后的选择,“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论调是荒谬的。中国故事告诉世界,历史不是单线演进的,世界终将趋同于资本主义的看法是短视的。中国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成功。走自己的路,才是不变的法则、永恒的真理。

  五、中国方案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方案是理想化、超越性的设计。习近平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23)就其理想来说,中国方案指向未来,说到底就是中国为全球发展出主意,为国际交往定规矩,为人类文明谱新篇,为世界未来开太平。中国方案将不仅改变世界舞台上的经济话语、政治话语、安全话语,还将改变全球化的术语、现代化的术语,改变国际交往的规则,改变是非曲直的评判标准,改变全世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国方案无论从其哲学理念来说,还是从其具体行动来说,都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都指向人类共同的善,因此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现实世界中会遭遇重重阻力,难以完全付诸实施。

  理想不是现实。中国方案的现实境遇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类是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多次写进联合国文件,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类是已经实质运转,国际社会广泛参与,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建设;还有一类是尚未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甚至为西方大国所反对,比如新型大国关系尚未得到世界主要大国的认可,新型国际关系取代依附型世界体系和中心—边缘结构依然任重道远,共同价值观取代普世价值观还为时尚早,正确义利观取代丛林法则还面临霸凌主义的挑战,新安全观与排他性安全观的角力还是长期的,自主选择的制度观取代历史终结论还有待时日,新文明观代替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全球治理观取代大国治理逻辑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中国方案走向世界、付诸实践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过程。对此,我们要有信心、有定力,要掌握节奏、把握时机、作好谋划,一步步推进中国方案的世界化,完全没有必要揠苗助长、急于求成,更不能自乱阵脚、丢失方寸。中国方案只要符合全球正义的原则,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国方案的全球接受度必将越来越高,理想与现实的间距也会越来越小。终有一日,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将转化为全人类的共识,自觉参与世界秩序的理性塑造。

  中国方案走向世界,绝不是追求中华文化殖民世界,绝不是走向东方中心主义。中国方案与其说是中国的东西,不如说是全人类的最大公约数,是大多数国家能够接受的文明共识。这种文明共识不是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世界化,不会湮没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反而会推动各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在全球化的境遇中保存“文化自我”,在国际交往中强化自己的文化身份。这种文明共识的价值不在于挤压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也不在于消磨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而在于确立国际交往理性,规范国际交往行为,建构国际新社会。

  展望未来,中国方案与中国复兴共命运。中国方案的实现程度,根本上取决于中国力量的崛起。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健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将写进联合国文件,越来越多的中国理念将上升为国际交往的文化隐喻。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有责任、有条件为人类新文明的重构提供中国智慧,有资格、有能力为全球交往理性的重塑贡献中国方案。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奋斗,便是人类的奋斗”。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7页。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80—481页。

  ③同上书,第446页。

  ④[美]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盛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⑤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⑥哈佛燕京学社主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⑦转引自[美]奥尔森:《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张小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⑧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页。

  ⑨陈先达:《文明必然趋同,文化一定求异》,载《新华日报》2017年7月21日。

  ⑩[美]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载《中央公论》(日本)2009年9月。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40页。

  (12)参见陈曙光:《人类命运与超国家政治共同体》,载《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6期。

  (13)[美]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曾炳钧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79页。

  (14)[美]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15)《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一六年新年贺词》,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1日。

  (16)陈曙光:《贡献中国方案的思想理论体系》,载《学习时报》2019年7月22日。

  (1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39页。

  (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1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40页。

  (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59页。

  (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39页。

  (2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2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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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曙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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