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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维语境及其方式创新
2019年10月02日 12:51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18年第20182期 作者:韩庆祥 张健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文化;后工业时代;学术和智库

内容摘要:在逻辑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厘清三个语境:当今时代、中华文化和思想研究自身演进趋势。具有西方文化基因的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私—私·公—大公”这一社会发展理念与中华文化中的“去我—忘我—无我”这一价值取向,在“大公无私”这一共同理念上实现了契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特殊根基。随着全球范围内思想理论研究本身向学术化和智库化两个方向的演进,随着国内社会需求由“物质性需求”向“精神性需求”的升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实现其自身研究方式上的“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两个基本方面的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文化;后工业时代;学术和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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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逻辑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厘清三个语境:当今时代、中华文化和思想研究自身演进趋势。具有西方文化基因的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私—私·公—大公”这一社会发展理念与中华文化中的“去我—忘我—无我”这一价值取向,在“大公无私”这一共同理念上实现了契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特殊根基。随着全球范围内思想理论研究本身向学术化和智库化两个方向的演进,随着国内社会需求由“物质性需求”向“精神性需求”的升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实现其自身研究方式上的“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两个基本方面的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文化/后工业时代/学术和智库

  作者:韩庆祥,中央党校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健,天津市委党校教授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容上看其框架涵盖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其视野横跨人类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的历史进程,视阈恢宏,境界高远。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在自身所处的时代又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指导价值。从另一个角度看,第一,诞生于17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话语所指涉的某些具体的“现实问题”来说具有一定的历史场景,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实现研究上的与时俱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的新问题;第二,中西文化语境具有异质性,诞生于西方文化土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与中华文化相契合,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基于这两点考虑,我们拟立足于当今时代,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它如何与中华文化相契合,二是其研究方式如何实现创新。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维语境:当今时代、中华文化和研究自身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品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逻辑上看,要对哲学“所居的时代”、“所依存的文化”及“思想研究自身的规律”有较为清晰的界定。

  从大尺度看,“当今世界”依然处于商品经济历史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今时代特征的基本判定没有变;从小尺度看,以20世纪70年代为分界线,这个“大时代”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一般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界称之为工业社会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时代。之所以以20世纪70年代为分界线,首先从根源上看,是因为该历史时段,全球在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层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分析商品社会的基本框架,生产力、商品、货币三大支柱的变革,会重构且生成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因此,20世纪70年代对全球具有标志意义。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它研究的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解决中国问题,这也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要面对这一问题。这意味着,我们要研究中华文化的语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相契合的问题。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华文化语境”维度。再次,从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结构中属于观念上层建筑范畴,而在当今时代,观念上层建筑本身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之一体现为研究本身分解为两种主要趋向,即学术性研究和智库性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关注并自觉适应这一客观趋向,这是“研究方式创新”之维度。

  (一)后工业时代语境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议题

  存在决定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观念体系,它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当今世界依然处于商品经济历史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商品现象”研究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20世纪70年代以后,此时的“商品”已经不是彼时的“商品”了。相应地,此时的“商品”所衍生的一系列社会结构,也已经从根本上迥异于彼时的社会结构了。例如,马克思那个时代对商品的研究,运用“价值”和“使用价值”就足以概括当时商品的核心特征了。但是,在后工业社会的今天,随着生产力水平从“物质生产力”向“文化生产力”的升级,人们对商品消费的重心不再是“实用性”,而变成“符号性”,即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在消费过程中所显示的自身的社会地位问题。如对汽车的消费,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开什么样的车才有面子”,而不再是“有车开就行”。究其本质,人们需求的是社会认同和尊重,是一种非物质性的、精神性的需求。基于这一商品价值重心的转变,由商品衍生的经济结构相应地发生变化:货币信用的来源由传统的“金银本位”转变为“需求本位”;货币的本质由传统的以“金银符号”为主转变为以“交换媒介”为主;财富内涵由传统的“存钱=存财富”转换为“获取流动性=得财富”,等等。由此,社会宏观经济、政治、文化秩序在经济结构内变的基础上出现裂变、解构,当今时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那么,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商品经济现象判断的基本结论的基础上,对这些新变化及其实质进行评估,进而提炼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这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时代性议题。

  (二)中华文化语境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的契合点

  从深层次看,马克思的哲学植根于西方文化土壤,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畴本质上属于西方话语。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作为具有西方文化基因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嵌入中华文化的语境的?一般说,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比较,在两个方面差异很大。一是历史渊源之差以千年计。中华文化有确切纪年的历史约4000多年,有神话流传的历史至少5000年,而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算起才2000多年。二是中华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独特深奥,与西方相比,具有非常突出的异质性。中华文化把世界三分,即显态的“阳”、隐态的“阴”和抽象的“形而上”,由此,世界分成显态世界、隐态世界和形而上世界(本源世界)。在此方面,西方没有关于隐态世界和形而上领域的深入区分。就认识路径来说,西方文化自亚里士多德起,强调的是通过“实验”和“推理”为核心特征的“外求法”,本质上是通过“五种感官+意识”来认识世界。而中华文化,从伏羲、黄帝到老子,从道学到佛学,都强调通过以“内观”和“悟”为核心特征的“内求法”,本质上是通过“思识+藏识”来认识世界。在这里,道学和佛学认为,人的认知结构可分为四层:五种感觉、意识、思识和藏识,通过“意识+五种感官”向外认识世界,叫作智观;通过“思识+藏识”向内认识世界,叫慧观。文化的源远流长、“三分世界”的世界观和“内观而非外求”的认知路径,这三者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哲学内核。可见,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的基因与西方具有很大的异质性。那么,在两种文化具有异质性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在中国文化土壤里获得生长的条件的呢?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获得深度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

  (三)思想研究自身的分向演进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创新

  从观念上层建筑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当今时代思想研究本身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今天的“研究体系”本身出现两种变化趋向:一是纯粹学理性研究,即对人类未知领域的探索,特征是前沿性、开拓性;二是应用性研究,即对社会紧要需求的针对性研究,特征是对策性、时效性。前者可以称之为“学术性研究”,后者则可称之为“智库性研究。”之所以出现这两种研究的分向,是源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首先,当今社会趋向于知识型社会。知识作为一种核心资源,其价值体现在谁能拥有“新知识”,因此,“新知识”就成为社会的稀缺资源。基于这一趋势,对“新知识”的需求就变得极为紧迫。其次,当今社会还是一个“时空压缩”的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空间距离变“小”,世界扁平化、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传播加速、“冲突不断”和“紧张持续”,逐渐成为这个社会阶段的显著特征。而“紧张”和“冲突”的社会特质强烈需求解决之道,这就产生了对“对策性研究”的强烈需求,这是智库性研究产生的深层根源。简而言之,无论是学术性研究还是智库性研究,归根究底都是来自时代和社会的内在需求,是内生性的。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本质上也是“研究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样要受到这种趋势的规制。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想获得巨大影响力,就需要认真关注和考虑这种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趋势。

  总而言之,关于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以为需要厘清三个研究语境:一是后工业社会时代。厘清该语境,是我们确定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指向哪些重大问题的重要前提,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关键一环。二是中华文化语境。厘清该语境,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文化的融合进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深度契合。三是学术性研究和智库性研究的分向演进。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式如何创新的问题。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获得更多认同,不断扩大其影响力。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文化的深层契合:“大公无私”之理念

  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不同文化体系虽然各不相同,但也存在着共性,即都在深层内涵上包含着这样三个要素:世界观,如何看世界;方法论,通过什么路径认识世界;关于人和社会的基本认知,如何看人和社会历史。如前所述,中华文化和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前两个方面体现着异质性。这意味着,二者的共性存在于第三个方面,即关于人和社会历史的基本认知。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和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

  在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工业社会时代的分析中,“商品”是切入点,“资本”和“劳动”是分析的逻辑路向。以此为框架,清晰生成三条逻辑线索。一是从“人与自然的交换—人与人的交换—人与社会的直接交换”,看社会历史的演变;二是从“私有—阶级私有·国家所有—社会公有”,看社会形态的变革;三是从“私—公·私—大公”,看社会文明的进步。

  首先,生产力发展的历程表明,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规律,人类社会最终会走向共产主义。从交换的角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分为“自然经济时期”“商品经济时期”和“产品经济时期”三个阶段。自然经济时期,人通过“种地”生存,生产力处于“填饱肚子”的水平,即“农业时代”;商品经济时期,随着种植的东西越来越多,除了够吃的还有剩余,此时社会开始出现“种A想B,种B想A”这样一种发展趋势,由此,社会进入“A”和“B”相互交换阶段,这就是“商品时代”;随着种植的东西继续增多,到达了像空气和阳光一样多之时,这时,人们不再关心“这是谁的东西”,社会按需要分配,这就是产品经济时代。可见,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较早的“填饱肚子”,到后来的“A换B”,到未来的“按需分配”,这是一种客观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意味着,只要人类历史不中断,社会最终会进入共产主义阶段。

  其次,“私有—阶级私有·国家所有—社会公有”是人类社会制度选择演进的基本线索。“私有”指的是在前商品经济时期,生产力水平很低,只能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主要生产资料只能抽象地“共有”或者归小部分人所有。在这里,因为原始社会阶段的“公有”源于物质匮乏,其本质含义是:在一个特定群体内,如果有限的生存资料给了一部分人,其他人就要饿死,所以为了大家都能活着,这些资料只能共享。这是原始社会“公有”的事实。但是从逻辑上看,这种共享的前提是,必须在特定的群体内,而不是整个原始社会。进一步说,这种共享也只能在特定群体内,因为该阶段人们获取生存资料的能力极其低下,即使有心也无力更无法让这种共享涵盖全社会。就此而言,原始社会的“公有”,既非商品阶段上基于契约认定的“共同持有”内涵,也非未来产品时代的“人人都有”的意蕴。由此,整个前商品社会时期,人类社会的所有制,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私有制。

  “阶级私有·国家所有”是指在商品经济时期,商品后面的主体—资本和劳动分别选择的两种制度路径。“资本”选择的是私有制,“劳动”选择的是国家所有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商品社会中归根究底只有两种社会主体——有身外之物者(资本)和无身外之物者(劳动)。前者在交换中使用身外之物(资本),后者只能使用身内之物(体力、脑力),因此两种主体的优势具有根本区别。一般来说,两种主体之间的博弈具有如下必然性:围绕着商品的分配,二者都想通过控制国家政权来控制商品的分配规则,而如何控制,则都通过自身的优势。具体看,资本的优势是“有钱”,有钱可使鬼推磨,它要通过“金权政治”的逻辑来设计制度;劳动的优势是“有组织化”,它要通过建立一个严密的政党体系来控制国家,进而通过国家控制生产资料,即国家所有。这表明,社会进入商品经济历史区间,制度的演进开始出现从“私”向“公”的突破。

  “社会公有”是指在产品经济时期,社会生产资料变成了社会所有制。其内涵是:因为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人人都不再对拥有生产资料感兴趣,社会按需分配。而深入看,因为你需要,这就是你的;你不需要,这就是社会的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所以,从内涵上看,产品经济时代的公有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所有制。与“国家所有”这种商品经济时代的公有制相比,这种公有制既实现了在逻辑上人人所有,同时在事实上也实现了人人所有的内在要求,是一种充分和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

  综合上述三个阶段,可以看出,社会制度选择从最初的“私有”唯一,经过了“阶级私有·国家所有”双存,一直会发展到未来的“社会公有”新的唯一,其内在逻辑体现为:“私—私·公—大公”。

  (二)中华文化中的“人”和“社会”:基本逻辑

  从框架上看,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儒道释三大体系。从渊源上看,中华文化具有如下传承:远古时代的古道教→上古时代的伏羲易道→“黄老之学传承及其与儒学和佛学相互辉映发展”。分析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可以梳理出其基本理念。

  首先,“天人合一”与背后的“去我”理念。中华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即天和人的关系;“合一”即如何处理人与天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中华文化主要从两个层面探索,即佛学的形而上研究和道学的超验性研究(形而下)。佛学的逻辑是:心(非肉体也非精神,音译为“阿赖耶识”,“心”是意译)是实体性、根源性存在,内含三种机制,即“万物本源机制”(能藏)、“记忆机制”(所藏)和“‘我’之意向性机制”(我爱执藏)。其中,“万物本源机制”与宇宙万物相通联,是人能回到本源的基本通道。该机制处于心的核心部位。次外一层是“记忆机制”,这一层不断覆盖核心层,由此造成人与本源连接的阻隔。心的最外层是“‘我’之意向性机制”,该层产生心的第一个衍生体——“意”(音译为“末那识”,“意”是意译)。在“意”中,内生两种意向性,即“我执”和“法执”(我执,认为存在一个恒常不变的“我”。法执,就是固执一切诸法实有),相应分别产生两个领域:“我执”产生“根身”即肉体,“法执”产生“器界”即自然界和社会。至此,佛学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对世界的观察框架,即:心(本源)→意(末那识)→人(根身)→社会和自然(器界)。这一框架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直接看,心是本源,人和自然界都是本源的次生结构,“本源”主宰“次生结构”。二是反过来看,人与自然、社会在本源上一体,人要想主宰自己和外部世界,必须回到本源。由此,佛学追问一个终极的、形而上的问题,即:人从哪里来的?人应该向哪里去?佛学的思路大致如下:人要想获得主宰地位,就必须回到本源。人要回到本源,将面临两种路径:一种是以“意”(末那识)为起点,继续次生出“意识和五种感官”。这是一种“本源(阿赖耶识)→本源有我(末那识)→自我(意识+五种感官)”之路;另一种是以“意”(末那识)为基点,反向走,即去除“我”,逐渐走向无我,这是一种“本源(阿赖耶识)←无我←去我←本源有我(末那识)”之路。而后者,其基本理念就是立足“去我”和走向“无我”。因为这一理念是中华文化的形而上部分,在中华文化中处于“主宰”地位,因此,这一理念本质上反映了中华文化对人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看法,即重“去我”,轻“有我”,最终求“无我”。体现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就是重“集体”轻“个体”,贵“成仁”轻“杀身”,等等。

  其次,“贵德,行善”与“忘我”理念。中华文化强调“贵德,行善”。所谓“贵德”,源于“道”和“德”两范畴及其内在关系。“道”意指本源,“德”则是其在人身上的映现,具体展示为“仁义礼智信”五大要素。在道学范畴体系里,人体“五藏”(中华文化对“心肝脾肺肾”及其超验功能的指称)类似于计算机硬件,“五德”类似于这一硬件的软件。要言之,道学中的“德”是一种实体因素。而在儒学中,“仁义礼智信”则是一种伦理规范,它的有无及多少决定着一个人的人格的健全与否及品质优劣。可见,在中华文化中,无论是“五德”还是“五常”,都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此其一。其二,在对“德”重视的基础上,儒道释三家都共同倡导“行善”,即“利益他人”,也就是“忘我”。如道学主张“积善”,《道德经》强调“上善治水”,传统文化提倡“积善人家庆有余”。其根据是,在慧观中,可观测到细胞中有“善粒子”,该粒子多,人生福禄康寿,反之则反。①可以说,道学贵“善”,源于他们认识到“向善”是一种客观的规律。关于这一点,中国道学和西方科学关于善的探索可以相互参照。如西方在神经化学领域的科学探索中发现,人心怀善念,体内会分泌出令细胞健康的神经传导物质。可见,中国的德和善之范畴,更多的是描述一种规律性存在,并非应然性的概念。而在逻辑上,行善的本质是“利他”而“忘我”。

  最后,“无私,大公”与“无我”理念。《道德经》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所以如此,源于道学对生命本质或者生命隐态规律的深刻认识。道学认为:生命的核心部分是眼睛看不见但又客观存在的“精气神”系统,生命的核心是修养五神。为何修养,源于五神自身具有“本源·积极·消极”三种属性。如心神,积极的叫“丹元”,消极的叫“识神”,本源的叫“真我之神”,该部分与生命的元神通联。平时,两种心神(积极和消极的)居于心藏(即心脏),工作地点在大脑(上述情形,即《黄帝内经》中“心为神藏,脑为神腑”之意)。当好的心神——“丹元”去大脑办公之时,此时,人通过认识结构中的“思识”来认识世界(道学把认识结构从外向内分为下述层次链条:五种感觉→意识→思识→藏识),此时人摆脱了“自我”,看到的是世界的本真面目;当消极的心神——“识神”占据大脑办公时,人便通过“意识→五种感官”来认识世界。在这种认识中,人看到的世界是现象性的,离本源很远。正是基于上述对生命的认识,所以道学追问“生命应该是什么样的”。道学的探索呈现如下思路:要抵制五神中的“消极”一面,努力让“积极”一面主导,即“尊道贵德”。可见,道学后面的逻辑是,元神联通本源,回到元神首先必须抵制“消极”五神,修养“积极”五神。儒学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张载)佛学倡导“普度众生”,劝人“积德行善”。可见,无论儒道释从哪个角度着眼,都最终指向人要无私,要追求大公。因为,无私的含义是“没有我”,大公的本质是“没有了我”,因此,合起来看,其理念是“无我”。

  总之,通过上述梳理不难发现,儒道释三家对人的来源、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索,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三家都强调“天人合一”,其意在追问人的源头问题,即“人从哪里来,人又应该到什么地方去?”而无论是道学,从“五神—元神”与宇宙本源相通联;还是佛学,从“阿赖耶识”的元结构及其对根身和器界的主宰关系;还是儒学,从“天下平,世界大同”,它们都在强调世界的规律是回到本源,核心逻辑是“去我”。再如,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道释三家皆在劝善,核心是“利益他人”,本质上是“忘我”。尤其是在人的终极性追求上,儒道释三家最终都落脚于“大公”,强调人只有做到“无我”,才可以永恒。因此,我们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可以概括为“去我—忘我—无我”。

  综合中华文化的理念和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不难发现,在关于人和社会发展的问题上,中华文化的深层理念是“去我—忘我—无我”,马克思主义的深层逻辑是“私—私·公—大公”。在这里,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其价值取向出现了交汇点,那就是都追求“公共性”和“大公”,都认定“从小私走向大公”是一种客观规律,其区别不过是,中华文化从生命的本质入手,认识到了这一规律;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通过对“社会发展进程和逻辑”的系统性分析,发现了这一规律;而无论路径如何差异,最终都“殊途同归”。这一特点决定了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华文化土壤中具有很深的根基。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创新:“研究什么”与“怎样研究”

  (一)研究什么: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构转型”和“精神性需求”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发展性需求”新阶段。从学术层面看,发展性需求是一种非物质化的需求,指向人的精神领域。从智库层面看,基于发展性需求的社会问题,归根究底源自人的非物质化诉求,相应的,对此进行对策性分析也就更需要在操作意义上对人的精神领域进行经验性、定量化研究。由此,无论是在学术层面,还是在智库层面,共同的焦点都指向人的精神领域。

  首先,从学术研究方面来说,研究人的精神性需求,需要全面准确把握“精神研究的谱系”,并在不同谱系中进行自觉整合构建,形成具有特色和优势的新研究模式。从对人的研究的总体框架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可分成“物质世界研究”和“精神世界研究”两大块,其中,“精神世界研究”这一块是相对于“物质世界研究”而言的。对物质世界谱系的研究来说就是:相对注重从社会关系出发研究人及其人性,注重研究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注重研究物质生产和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方式,注重研究物质生产方式,注重研究社会结构,注重研究经济社会的决定作用,注重经济社会分析,注重研究科技和资本的作用,注重经济硬实力,并相对关注宏观世界。相应,对人的精神世界谱系的研究来说就是:在强调物质决定精神的前提下,相对注重从精神结构出发研究人及其人性,注重研究人本身的身心关系、心智关系,注重研究增强人们精神世界力量的方式,注重研究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注重研究人格结构和精神结构,注重社会心理对人的选择的直接决定作用,注重精神分析和社会心理分析,重视研究宗教,关注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注重文化软实力,也相对注重研究微观世界(或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这是我们对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研究谱系的基本评估。

  从国际范围内看,当代西方学术思潮在对马克思的理论学说进行反思的时候,大多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注重从宏观上研究人及其人之外的物质世界,而从微观上研究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及人的社会心理及其行为表现则显得不够。对这一评价,我们认为具有某方面的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不尽然。因为,从当代西方学术思潮看,人本主义思潮虽然从人的精神领域入手,深入探究了该领域的一些问题,如对梦、对人格、对意识流的研究等;也虽然提出和涉及精神领域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梦的成因、意识的特征、人格的构成等;但是从其认识路径上看,都是一种“推理”和“观察”,与中华文化中通过“慧观”而对精神领域的研究相比较,还较为粗放和表面化。从佛学关于阿赖耶识、道学关于精气神的论述,可以看出中西方对精神领域研究的重大差别。

  基于此,我们认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走向,就是应积极主动地批判并适当借鉴当代西方学者对人的精神世界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是要自觉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的精神世界研究的优秀思想资源,加强对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社会心理与人的选择关系的研究。

  其次,从智库性研究来说,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性需求是一种非物质化的需求,集中体现为制度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新需求,相应的,要展开智库性研究,就要在两个层面有所突破,即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的制度变革和当前中国的精神需求。

  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的制度变革。当前,中国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来看,这是中国在初步实现“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后,走向“非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的新目标。作为智库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首先要对这一现代化的本质和内涵进行研究。

  理论上,非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包含两个过程——制度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其中,制度的现代化要实现一个基本目标:规则的权威建构,即法治化。基于历史发展的这一普遍规律,我们认为,中国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对法治的规律进行深入研究。

  在实践上,推进中国法治化进程,作为智库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在战略层面研究两个重大问题:第一个是如何辩证处理“德治”和“法治”的关系。当前中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要在实践上处理好“德治”和“法治”的关系,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第二个是如何辩证处理“借鉴”和“创建”的关系。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复合体模式,既有引进成分同时更有政府主导内生的成分。“引进成分”意味着我们要合理借鉴外部的有益经验,“内生成分”意味着我们的规则建构更多的是要立足本土。因此,中国推进法治化进程,既要批判性地学习西方已经被实践证明有效且有普遍适用性的某些合理因素,同时更要针对中国本土实情,探索、创造新的做法。

  如何分析当前中国的精神需求。研究人的精神需求,就需要对人的精神需求建立一个可进行经验分析、可予以量化评估的框架。综合国内外对人的精神世界问题研究的成果,可以依据精神活动路径的层次和次序,把精神需求分成三个梯度结构:最初的、根源性的内在需求,如生理性需求、生存性需求、发展性需求,外示为利益驱动;在利益驱动基础上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意识性筹划,外示为话语表达,就是向社会表达争求话语权;在话语表达基础上的进一步的行动性筹划,外示为力量自觉,就是为实现利益,把观念筹划付诸行动。要言之,精神活动的分析路径可以这样建构:利益需求→话语诉求→力量自觉。其中,利益需求是精神活动的起点,话语诉求是精神活动的目的性之体现,力量自觉是精神活动的实践性指向(精神的对象化),三者在逻辑上层次递进,构成精神活动的梯度结构。

  在这里,因为这三个环节分别有“利益”“话语”和“力量”因素,它们同时也是物质世界的构成部件。因此,上述环节与外部物质世界存在直接关联。因为这种关联,在实践上,我们就可以采用这样的框架来解释和分析现实世界,即:需求←利益→驱动;诉求←话语→表达;自觉←力量→博弈。在这里,左边的“需求”“自觉”“诉求”是精神世界的活动,右边的“驱动”“表达”“博弈”是精神活动对外部物质世界的投射,中间“利益”“话语”“力量”是连接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环节或者介质。具体说就是:社会事件缘起于社会主体的利益需求,事件如何演化取决于利益驱动的综合态势;事件通过诉求暴露给全社会,话语权是任何社会事件演变的必争选项,同时话语权也反过来影响事件的发展;事件最终结局由背后的力量对比决定,力量博弈结果是判断任何社会事件演变结局的依据。上述结构如图示。

  社会事件分析框架: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联结机制

  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我国基于精神性需求的社会问题进行评估,可以在三个层面归类:一是如何应对社会利益冲突,需要分析利益需求的性质和类型,分别设计对策;二是如何评估社会诉求冲突,要针对话语表达的强弱有针对性分析,有无话语权是一个类别,话语权强弱是一个类别,并分别研究对策;三是如何认识社会利益集团间冲突,需要依据利益集团的性质、价值取向及其影响力进行判断。

  (二)怎样研究:实现学术性研究和智库性研究的有机统一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两种场景,既要通过新知识的发现,为社会提供意见,同时也要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对策性研究,为社会提供对策。

  第一,在学术性研究层面,当今世界进入一个后工业社会时代,如何研究这个时代,应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20世纪70年代起,信息技术的革命,使得生产力发展开始进入“文化生产力”的新阶段。基于这一变化,当今商品时代的细胞——商品及其衍生的货币之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引发全球经济格局的重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决定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走向。在这个意义上,把握当今时代特征,核心是界定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内涵。依据马克思对商品社会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商品、货币和财富三个维度进行分析。③上述三大变化及其影响,构成了当今全球经济基础的内核。如何评估?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在智库性研究层面,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完成了“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的转换;如何针对这一转换展开对策性研究,应该成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生存性需求”的内核是物质性需求。相应的,解决此类问题的本质做法就是进行生产性努力。但是,随着“发展性需求”上升为主导需求,生产性努力就不能胜任了,因为“发展性需求”比“生存性需求”更高级、更复杂。这就意味着,如何解决新时期条件下的“发展性需求”,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智库性研究的基础性、核心性问题。

  总之,综合上述“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两方面,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之创新,我们认为总的原则是着眼两个向度、着手两个问题。两个向度,即学术和智库两类研究方式;两个问题,即面对人的精神性需求的日益凸显,要在学术层面构建马克思主义精神研究谱系;面对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转型,要在智库层面展开两个重大研究,即研究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研究重大社会问题的深层根源。

  注释:

  ①参见熊锦春:《老子人法地思想揭秘》,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第236页。

  ②张载:《张子语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

  ③参见张健:《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研究——基于哲学的视角》,载《人文杂志》2011年第4期;《后危机时代的风险研究:后工业社会的格局、挑战及评估》,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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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韩庆祥 张健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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