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和研究宗教问题、明确提出开展宗教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高度重视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统战工作，制定并实施了较为成熟的宗教统战政策。在具体的统战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引导统筹宗教统战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凝聚和团结起来，形成了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宗教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宗教统一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共产党人对宗教和宗教人士既缺乏实践上的接触和交往，也缺乏理论上的认识和了解。很多共产党人对于宗教，尤其是对西方传入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等采取猛烈批判和排斥的态度。1922年3月，北京学界组织成立“非宗教大同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参加了这一同盟。一直到了北伐战争之后，人们才开始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区分开来，从而转向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反对宗教（张永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宗教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虽然也曾主张团结和联合宗教界人士，但一直都没有直接提出要与宗教界人士建立统一战线（陈金龙：《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宗教政策的成熟》，《人文杂志》2000年第6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共产党人对宗教工作和宗教问题有了很多实践经验与理论认识，这一时期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可以与宗教界人士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何虎生、江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历史经验》，《中国宗教》，2005年第9期）。1936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其中就有涉及宗教统战的倡议，号召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和全国回教徒联合会等团体团结起来，一起抗战，“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8页）。

　　1940年，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绝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随着这种宗教统战观念的改变，党的宗教统战政策也开始确立，如1941年《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组织章程》中就明确规定，“边区抗日人民，凡年在十六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者，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等，均得登记参加组织为本队队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4页）。

　　二、善于协调处理宗教上层与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

　　开展宗教统战工作，既要重视宗教背后的群众问题，又要特别注意宗教代表人物问题，协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宗教统战方面已开始注意协调宗教上层与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中共既重视争取宗教上层人士，同时也关心一般信教群众。而国民党则只是偏重于争取宗教上层人士（杜俊华、吴侃、周勇：《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宗教政策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对于宗教上层人士，中国共产党开始转变过去的认识与做法，积极与他们交往，尊重并团结这些人。1936年3月，朱德率领红军到达四川甘孜地区。他特意到白利寺去拜访其住持五世格达活佛，并进行了9次会谈，从而使得五世格达活佛逐步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积极投身革命（张永才：《红军朋友藏族领袖》，《中国民族报》2011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