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个劳动者负担1个老人，按目前的政策，到2050年，2个劳动者就要负担1个老人，最后就会养不起。老少比失衡和性别比失调的负面影响，今天还没得到足够重视。

　　【一】政策是妥协的结果

　　我之前写过一篇《改革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发表在《财经》杂志2013年第28期上，那篇文章有一个简单的看法是，不能用“利益”来应对“是非”问题。前者是功利主义的考量，后者是康德主义的律令。不能因为一件事有好处或者有坏处，我就去做或者不做。我就是以此来评价计划生育政策的。所以我主张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废除，并不是基于这个政策到底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而是因为它是“错”的。

　　大部分经济学分析总是纠结于某一项政策的总收益和总成本，这种分析只有在成本和收益的担当主体非常清楚时，才没有太大的疑问。而“担当主体非常清楚”的经济学意味是：一，法律清晰界定产权，市场运行机制得到法律保护；二，法律执行非常有效率。这两条在中国当下都是缺失的。所以要谈的是法律缺失条件下的问题，比如现在就遇到“社会抚养费”不知去向的难题。

　　评价好处坏处，你需要设定“谁”受益，“谁”受损。在公共政策领域，由于加总社会利益的帕累托改善在真实的约束条件面前难以达成，所以往往面临的就是“权衡”。这里损失一点，那里获得一点。然后各方利益主体打打闹闹，最终不得不妥协，选择一个大家暂时还能接受的结果，公共政策就出台了。这就是说，公共政策的出台并不是各方都满意，而不是各方不得不妥协的结果。“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如此。

　　【二】目前的争议在哪里？

　　2.1 放松与严控

　　目前来看，争议主要就是两个方向，一是放松，一是严控。严控的理由主要就是人太多了，太多人的竞争就会导致没有尊严的竞争（参见我的朋友苏振华在《对张艺谋，罚太少了》一文中的论证）。不过这在我看来，主要是抒发“人太多了”的感叹，背后根深蒂固的还是类似“增长的极限”这种思维，对“他人可以自己做主”这种自由观的深深不信任。

　　回头来说放松的理由，一是计划生育、尤其是一胎制造成的恶果，这不仅仅是劳动力数量减少的问题。而是在人口结构中，老少比失衡和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但正如我上面说的，这些其实不重要，因为到底这对计划生育政策好与坏是说不太清楚的一件事。

　　二来，也正是如此，我恰恰不同意振华的观点，认为必须要从权利上正本清源。用权利来反对计划生育正是一种超越功利主义的、更高层面的反对。这完全不同于认为现在“人太多了，残酷竞争之下没有尊严，所以要严控人口”的观点。但振华应当仔细想想这“严格节育”到底把人的尊严摆在哪里。

　　2.2 历史与预测

　　现实的政策取向，一点不例外，走中间。逐步放开“单独二胎”，然后过渡到“全面二胎”。尽管没有最终的时间表，但最终方向是很清楚的，就是废除对家庭生育人口的数量管制。不妨想想，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都把生几个孩子这件事交给家庭自己去决策，其中的道理绝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当然是一个怪胎。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短暂政策的历史，或许更加有助于说明问题。首先值得说明的是技术进步对人口生育率减少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一来是避孕技术，二来是人工流产技术，这两项技术极大降低了家庭自主决策生育孩子数量的成本。相比较而言，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则是为了应对1963年的生育率反弹。

　　那么为什么1963年生育率会反弹呢？1949年的时候，一个女性平均生育6个孩子。但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生育率猛降一半。一来由于营养水平低，生不出孩子；二来由于严重的管制导致的匮乏，生育意愿也不足。所以到了1963年，走出饥荒不久，生育率猛回头，不难理解。当年的生育率根据统计是7以上。

　　这个可以理解的反弹一下子吓坏了决策者。所以1963年就开始在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倡少生优生，但是对每个家庭的生育数量并没有说只能是一个。城市生育率下降很快，1967年城市生育率就降到了3。生育率全面下降，主要是1970年代第二轮计划生育在农村和城市的全面实施，并且对生育数量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鼓励城市家庭最多生育两个孩子。这样到了1980年代进一步实施第三轮计划生育政策（也就是“一胎制”）的时候，生育率就马上降到了2以下。

　　这一政策持续三十年之后，恶果就出来了。重点是人口结构的扭曲，有两点：一是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尽管学界对一胎制对老龄化有多大影响有不同的测算，但毫无疑问一胎制的确恶化了老龄化的趋势。

　　北京大学的曾毅教授及其合作者基于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做了个测算，其结论是：如果保持一胎制政策，将造成老龄化大大加剧和劳动力资源迅速萎缩。即便按照目前的单独二胎政策，2050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高达28%，需要照料的老人比例将接近10%。而18-64岁的劳动人口将从2010年的9.4亿，萎缩到2050年的7.6亿。造成的困境就是一方面需要照顾的老人越来越多，一方面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2010年约8个劳动者负担1个老人，而按目前的政策，到2050年，2个劳动者就要负担1个老人，最后就会养不起。

　　二是性别比例失调，我们经常被媒体报道的“剩女”现象所影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适婚年龄段的男性找不到老婆的比例很高。这些年媒体也有开始报道越南新娘的现象，实在是不得已没办法的“进口”。还是曾毅老师等的研究表明，过去20多年来，一直允许实行普遍允许二胎加间隔政策（即中间生育需要间隔一定的时间）的甘肃酒泉市、山西翼城县、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自治州的出生性别比多年来一直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大大低于周边地区。意思是说，周边生的男孩显著多于这几个普遍允许二胎的地区。

　　老少比失衡和性别比失调的长期负面影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图注：关于生育和养老的常用标语之一。图片来自网络）

　　2.3多了还是少了

　　目前有不少从个案或者自身感觉出发的说法，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这些说法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曾毅等人的估计可能还是保守的。有兴趣进一步研究的可以参见易富贤、何亚福、李建新、梁建章以及Dennis Yang等人的研究。

　　我这里简单说一下学界研究的结果。要回答生多了还是生少了的问题，不妨看看实行一胎制之后到底少生了多少人，这样的话大致就能对规模有一个了解。曾毅和耶鲁大学的Paul Schultz估算了这一政策效应。如果说计生机构在农村完全不存在，一个农村家庭可能会多生0.25个孩子。而Dennis Yang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任何超生罚款，一个农村家庭可能会多生0.33个孩子。这两项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尽管在农村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但其实减少的人口数量或许并没有想象的多。这个道理回转过来差不多，也就是说，全面放开生育，人口会有短暂反弹，但这个规模也不会很大，可能远远低于目前的各种估计。

　　当然人口多和少，各有利弊。但这种调整最怕的是全国一刀切的政策，限制和鼓励人口都是如此，背后都是很危险的倾向。而那些认为自己有办法判断和主张目前的人口规模多大合适的，也需要警惕。

　　例如振华谈到：“生存竞争是如此的惨烈，如此数量巨大的人们卑微地活着，这会对人们的生育选择产生影响吗？即民众是否因此可能自愿节育？我对此相当的悲观，我不认为多数人有这样的理性，否则‘工资寻底’这样的事实就不会发生。”

　　姑且不说“工资寻底”这件事和人口规模的因果关系（因为工资寻底是在劳动力增速趋缓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可能更多应该研究其他的因素，而不是人口规模），但说说这种观念背后的问题。当然振华可能只是表达一个个人的观点，例如“我不认为多数人有这样的理性”。同样的，反过来我也可以表达一个“除了不能做决定的婴儿和其他的由法律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之外，我认为大多数人都能为理性的选择”。

　　这意味着我赞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的研究，即家庭在生育孩子这件事情上是极为理性的，包括父母会考虑生育孩子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以及随着父母工作机会的增加会提高了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会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