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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VS苏振华:计划生育政策的存与废
2014年01月14日 10:10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莫之许 字号

内容摘要:苏振华先生也承认,因为超生的代价更低,“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或许是唯一的有利于穷人的政策。”而我要说的是,如果是自由生育,会更加有利于穷人而不是相反,对于张艺谋来说,即使罚得再多,也不过是一个数字,并不能实质性地改变他和他的后代的生活;而对于穷人及其孩子,自由生育意味得更多,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未来。以尊严为理由剥夺穷人的自由生育权利,不仅是在权利上不正当的,而其后果更是残酷的。

关键词:张艺谋;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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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我在厦门湖里工业区打工,那时,内地农民年收入还不到1000元,这里面还包含实物收成的价值。而在厦门等沿海加工区,一个月能拿到300元以上,如果加班多些,又或者圣诞赶工,收入还会多上一截。只需要干上几年,攒下几万块,就可以回家盖房子娶妻,又或者是嫁个好人家。是的,当时的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也因此,每天早上,我与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出现在湖里工业区的时候,我从他们脸上看到的多是一种改变命运的渴望,以及已经触摸到这种改变可能的自信。对于这些率先从城乡二元结构中挣脱出来的农民而言,有限的自由流动(当时尚没有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给他们带来了切切实实的福利改善。

  不幸的是,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天量的劳动力剩余在了农村,随着大量的农民走向城市,出现了苏振华先生所称的“寻底效应”:“在2006年之前的十多年的时期内,珠三角地区工人的平均工资基本上就没有涨过”,同时,在生活的逼迫和物质的诱惑之下,也有相当多的妇女走入了风尘。

  这些场景让苏振华先生觉得不能接受,并将之归咎于人口数量,认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口数量太多了,以至于人与人之间不得不陷入残酷的生存竞争,在生存困境面前,尊严是不存在的。”然而,这一推论是不严谨的,苏振华先生1997年在深圳所看到的现象,并不能归因于人口总量的庞大,而是与当代中国特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进程有关。

  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几年,人口由农村向沿海部分地区的爆炸性流动,主要有三层原因:

  首先是中国社会在1990年代开始,正好处于工业化起飞阶段,出现了迅猛的城市化过程;其次,则应归咎于数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在农村累积了庞大的劳动力储备;最后,则是因为长期与外部世界的隔绝,以及由特区发端的沿海领先战略的导向,使得外向经济首先在若干特定的地点集中展开,再逐步铺开,从而将流动的方向单向固定在沿海,并在特定地区放大。“寻底效应”更多是结构性原因所造成,不能简单归咎于人口总量。事实上,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的释放殆尽,即使在不利的劳资关系之下,劳动力价格也开始逐步上升,到今天,技术工人的收入超过白领,也已经不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了。

  然而,除去这样事实层面的推理错误之外,更让我不安的,是苏振华先生对于尊严的看法,在苏振华先生看来,那些“骡马一样的站街女和领着微薄薪水的工人,他们有半点人的尊严吗?”而以我的经验来看,即使是“骡马一样的站街女和领着微薄薪水的工人”,当他们遵循内心的渴望,努力作出改变的时候,并没有失去半分的尊严,恰恰相反的是,他们能够在那么卑微艰苦的环境下努力改变自身的处境和命运,倒是尊严的一种具体展现。

  在我看来,他者外在超然的眼光里的居高临下,其实是对同样作为人的渴望和努力的漠视,试想一下,如果这些男男女女依旧在乡村里面朝黄土,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又能有怎样的改变呢?

  从今天来看,我在1990年代初、又或者是1997年苏振华先生看到的那些男男女女,难道不比那些留在家乡,又或者是晚些出来的人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也因此有了更多的福利改善吗?我们这些外人的观感,难道会比当事人的福利改善更重要吗?因此,尊严云云,不应由外人的观感决定,而应该深入到底层人士的生活中去,体验到他们的努力和追求,没有追求的生活才没有尊严,仅此而已。

  回到生育的话题上来,苏振华先生试图用尊严来为严厉的计划生育辩护,也因此同样是不能成立的。底层人士无论在权力、资源还是知识上都处于劣势,如果想寻求向上流动,除了付出更多的辛劳之外,往往只能从周边寻找到支持,而自由生育最能提供这样的帮助,拥有更多的亲属,也就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增加底层人士的竞争力。作为四川人,我曾目睹许多“家搭子”在餐饮等服务业的成功,无论是资本筹集、生产经营还是风险应付上,亲情纽带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亲族为主要社会关系,仍是人类社会的主要构成方式,每一个个体都在自己出生的位置上尽力追求发展,没有人能指望底层人士能与居于顶端的富豪们直接竞争,但是,自由的生育却可以实实在在地帮助到底层人士,其带来的相对收益要远远大过顶端人群,对于顶端人群来说,多生几个孩子,不外是多了几个平分家产的继承人,而对于底层人士来说,自由的生育则意味着更多的发展可能。其实,底层人士对更多生育的追求已然表明他们对这一道理的服膺。如果苏振华先生真正关心底层人士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仅仅在意自己从外部观察的感受,我想,对于自由生育对于底层人士的正面作用,是不应该加以否定的。

  事实上,苏振华先生也承认,因为超生的代价更低,“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或许是唯一的有利于穷人的政策。”而我要说的是,如果是自由生育,会更加有利于穷人而不是相反,对于张艺谋来说,即使罚得再多,也不过是一个数字,并不能实质性地改变他和他的后代的生活;而对于穷人及其孩子,自由生育意味得更多,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未来。以尊严为理由剥夺穷人的自由生育权利,不仅是在权利上不正当的,而其后果更是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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