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通讯员张翀 刘源）为拓展视野、打通学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策划举办的《金文青铜器系列讲座》近期在京召开。讲座由宝鸡青铜博物院研究员任雪莉主讲，演讲题目为《商周青銅簋整理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源对讲座进行学术评议，会议由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翀主持。 

　　任雪莉就商周时代的青铜簋类器物，在名称与功用、分类与型式、发展与衰落、区域与特点、艺术与年代、改制与辩伪、宝鸡的贡献等七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述，带领大家以一种礼器的视角探析商周社会与文化。在“名称与功用”中，任博士举析甲骨文、金文中所见的“簋”（）字，左部为盛满食物的圆形容器，右部为人手持匕状；并梳理卜辞中所见“簋”字，如《合集》26956、35361等，认为簋是祭祀宴飨时盛放牺牲或食物的容器。她梳理了铜簋上的自铭，除找出最早出现“簋”自铭的小臣大理石簋外，还分出自铭的类别，为敬辞加共名、敬辞、敬辞加专名、功用加专名、专名加专名以及其他，且与器形配合考察，进而对勘金文、文献中的称名问题。关于簋器功用问题，任雪莉博士指出，不仅黍稷，也如簠一样可以盛稻粱，甚至可以盛装兽骨或稻粱与肉混合烹制的羹类。 

　　在第二部分“分类与型式”中，任雪莉利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将铜簋分为三类：圈足簋、方座簋、附足簋，每类中又各有四型：碗形簋、盂形簋、罐形簋、豆形簋，类下又有四种亚型：无耳、环耳、附耳、兽首衔环。利用座、足、耳的变化，建立出类—型—亚型的器形发展全图，并集中展现了近百件代表性铜簋器影。第三部分“发展与衰落”中，任雪莉统计了铜簋的数量，商代铜簋602件、西周1932件、春秋316件、战国58件，并按照铜簋发展趋势分为七期，其中以三期西周早期为簋器发展的高峰，五期西周晚期，簋器衰弱，但周边铜簋出现了浓郁地方特色。关于区域问题，任雪莉认为，河南地区在二期商代晚期是簋器的高峰，已见52件簋，陕西地区的高峰则是在三期西周早期，129件簋，同期山西地区也为簋器发展高峰，但因京畿—方国的关系，山西地区只发现34件簋。此外，周边地区的铜簋发展有着一些滞后性，如吴越文化地区。第五部分“艺术与年代”，主要是以时代为纲，整理每一时期的代表纹饰，分析早晚纹饰的差异。任雪莉指出，列器制度的出现对铜簋纹饰的影响，从追求个性到突出共性，从一器一景，到连续统一，可以说是制度对器物的影响。从另一角度而言，也反映出任雪莉研究的特点，不拘泥器物，而是力求以器见人，看到整个的社会问题。第六部分“改制与辨伪”，可谓是任雪莉博士身在一线，接触实物的心得之讲。所谓改制，是通过增添或删减等办法对已经成型的器物进行二次创作。实际实物中，改制玉器较多，改制铜器则比较少。任雪莉对簋类的改制现象做了一些整理，专簋（故宫博物院藏）器口的补痕被特意做出夔龙纹。天马曲村6384号墓的小臣簋，实际是商代晚期的瓿，西周时被添置三耳，改制成一件簋。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其侯簋盖二次浇注，增加两节，陈佩芬先生也曾指出这一情况。类似的增制改造，在平顶山应国墓地242号墓柞伯簋，器底是截取了觚的底座加铸拼接。第七部分“宝鸡的贡献”，在张懋镕先生专文评述宝鸡出土周初铜器的地位的基础上，任雪莉在方座簋、四耳簋、立鸟形双耳簋、尖刺乳钉纹簋、盂形附耳簋等涉及铜簋上进行详细讲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源指出，青铜簋的研究是一个考古类型学考察的典型范例，任雪莉根据簋足、器身形态、簋耳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商周青铜簋体系，将众多具体标本容纳于其中。此研究的优点是重视计量分析，利用数据和图表，直观展示青铜簋地域特色与时代演变。此研究具备历史眼光，注意透物见史，如分析纹饰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此外，任雪莉也分享诸多实践经验，如指出簋耳和乳钉纹有断代作用，盂簋区分主要看器身高度，根据器物轻重可以辨伪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孙亚冰研究员、赵鹏研究员、王泽文副研究员、苏辉副研究员等参会学者认为，列器制度对纹饰产生影响，是突出器组共性，强调理性与秩序，同时通过柞伯簋加铸底座现象，联系到海昏侯墓分羽凤鸟纹卣的年代及是否仿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