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刘维维 实习记者张娓）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活动对中华文明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12月22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海洋与传统中国”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旨在探讨如何进一步切实推进中国海洋史的研究。

　　从海洋活动的角度观察中国文明演进史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表示，此次论坛以“海洋与传统中国”为主题，在全球化的新视野下，从海洋活动的角度观察中国文明演进史，将对海洋史的整体研究思路有切实的推进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分享了秦汉时期的海洋开发与早期海洋学研究成果。他认为，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海洋意识，如战国以来已经开始习惯使用“海内”的政治概念，不同历史时期，“海内”与“天下”的地理称谓同时通行，都说明了当时中原居民海洋意识的初步觉醒。秦汉时期，在政论家的论著中，依然保存这一语言习惯，“四海”与“海内”亦相对应。在统治阶层中，汉武帝表现出与秦始皇一样的对海洋世界的探索热情。秦汉时期已经对沿海区域进行管理，西汉时期航海经验已经见诸于文献中等历史现象都说明了秦汉时期对海洋的关注与探索。同时，海产品介入内陆地方的饮食生活，应与秦汉大一统政体成立的历史条件有关，也可以看作与社会海洋意义相关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万明认为，应从全球史视野看待郑和下西洋。明朝时期，中国对外的联系是全方位的，对外联系范围覆盖了西域、西洋、陆上和海上。明朝初年，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外交，标志着中国从农耕大国到海洋大国，以强劲的态势走向了海洋，其航海规模奠定了中国海上强国的世界地位。她认为，郑和7次下西洋，外交范围覆盖了印度洋地区国家。同时，郑和在选择航海目的地时并不都是政治外交的考虑，还包括经济、贸易的考虑。在郑和第4次下西洋的时候，航海目的地转向了波斯湾，说明了明朝在远洋航线上有一次调整。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西海陆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同时，把东西方交往重心从陆地转向了海洋，马六甲海峡成为繁盛的国际贸易中心就是实证，为全球化从海上诞生做了铺垫，为全球史做出了贡献。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则把焦点集中于滨海地域的社会构建与文化演进方面，试图从滨海社会内部探究中国走向海洋的内在动力。他以汉唐时期朐山－郁洲滨海地域为例，指出滨海地域的社会文化史，主要表现为地域社会内部在分化、对立与冲突中逐步统一，同时向外部不断扩展、进入王朝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系统以及更具开放性的“文化人群”中的历史过程。滨海地域的社会，是海陆人群共同营构的社会；滨海地域的文化，乃是海陆因素兼具的文化。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黄纯艳指出近代以来对海洋的认识是基于西方认知和近代科学原理的海洋知识体系，中国古代对海洋的认识遵循着自有的逻辑，形成了独有的海洋知识体系。宋代是海洋知识空前发展的时代，特别是民间海洋实践丰富和扩展了海洋知识，有的被官方记录和书写，有的只在航海群体中心口口相传，未能进入公众视野，共同构成了宋代的海洋知识体系。

　　大航海视野下的文明交融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认为，宋代以前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在东亚，元代中国商人拥有当时世界领先的航海技术与航海设备，大航海航线真正成为中国商人所了解的航线，将中国东亚世界与印度洋世界联系起来，所以把元代后期作为东半球航海时代的开端是有道理的。从经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15-17世纪前半期也就是明代中后期，是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早期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商人在古代航海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海上贸易的商人有着复杂和多重的身份，有民间海商、官商，还有军商，他们的身份可以相互变动。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宋建忠从沉船所见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角度分析认为，海洋比陆地有更广阔的开发空间，人类活动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绕过海洋。2010-2012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合作对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东南附近海域（东、南海分界线）的“南澳一号”进行水下考古发掘。“南海一号”更是中国水下考古的缩影。从货船中清理出瓷器、铁器、金银器等遗物，见证了我国在传统的海外贸易路线之上的繁华景象。

　　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姜波介绍，1911年考古学家于斯里兰卡发现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据考证，该碑是当时人们为了祈求海上航行安全，于永乐八年（1410年）在锡兰山立碑祈福，碑身篆有汉文、波斯文、泰米尔文三种文字，体现了不同文化交流的情况。他认为，锡兰山碑的发现不是偶然现象，折射出郑和当时于所到之处立碑，从而宣扬国威。斯里兰卡是当时重要的航海港口，作为当时的海上枢纽之地，是运输香料、丝绸、瓷器等很重要的贸易场所。通过郑和航海路线研究可以发现郑和航队很早之前就陆续从斯里兰卡海港返回，同时在斯里兰卡海港遗址中的波斯釉陶的发现印证了波斯人到来的足迹。所以，斯里兰卡对当时中国人以及波斯人都是重要的航海港口。此外，碑的发现对于研究郑和宗教信仰以及再现海上丝绸之路的族群的交流、宗教之间的融合等都有重要的历史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