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河南大学、河南省历史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走向——纪念胡思庸先生逝世2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1月1～3日在开封举行。会议主要围绕近20年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呈现的新动态、新走向、新进展进行学术研讨,并追念胡思庸先生的学术贡献和生平事迹。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近40篇,来自国内各高校、科研院所的60多位学者与会。兹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一般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与会学者热烈讨论、各抒己见。

　  在近代思想史研究方面,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总结了自己近些年的思考,认为:第一,要继续加强思想史学科自身理论的研究,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坚实基础。学术界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与方法,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其他分支学科以及与政治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等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第二,要继续扩大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第三,要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但同时要屏除对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理解,加强对思想家个人的生命历程、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的研究。第四,要继续引进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但要加以“中国化”或“本土化”,避免对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生硬套用。

　　在近代文化史研究方面,房德邻(北京大学历史系)就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叙述对象、主要线索和发展路向等发表了看法,认为:第一,文化史是以人类活动的遗存为研究对象。凡人类活动的遗存就是人类的文化,它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大类,前者是物质文化,后者是观念文化。这两类文化,作为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其统一性在于它们的认知价值。第二,著者的主旨不同,叙述对象就不同,所以可以写出各种不同的文化史。将来的学术界应该写出一部如丁守和先生所说“比通史的面窄,比部门文化史的面宽”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第三,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主线是中西文化的撞击,在撞击的过程中,我们吸收了外国文化,也改变了传统文化,创造出一种适合中国近代社会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的发展路向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在梳理30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基本线索的基础上,对其主要成就及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检视。他认为,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文化热”与“国学热”,从而催生了传统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与进展。19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对近代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文化心态史、近代民众社会观念史、近代新词语研究的关注,基本路向是探索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以文化视角透视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尽管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以下问题仍比较突出:一是资料分散,收集困难;二是学科理论与方法尚不成熟,还没有形成像西方“新文化史”学派那样的清晰理路;三是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尚未形成公认的研究典范;四是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训练。因此,如何突破以上瓶颈,探索出一条成熟的发展路向,成为未来社会文化史研究者的努力方向。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领域,新史料的发掘与应用对于研究者之重要自不待言。此次研讨会亦有学者就此方面问题作出探讨和分析。王宪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文本文献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探索分析,认为近代文献不同于古典文献,与古典文献相比,近代思想史上所留下的文献是一种“新文本”,国际性、跨文化、跨语际、跨时代是其基本特性。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新文本”,必须在继承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努力探索采用新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方能更加深入地认识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近20年明清之际汉文西学文献新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作了细致梳理,并就整理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作了分析,认为传统汉文西书单一文本很多包括在《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禁毁书丛刊》等新影印的丛书中,将其中相关汉文西书单一文本标点注释,对于研究中国人如何接受西学有着重要的价值。此外,对于传教士个人汉文西书的汇编整理工作,也有值得汇编整理的必要。谢俊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介绍了海外有关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些新史料,内容涉及黄兴、赵声对黄花冈起义的筹划,及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二次革命”与中华革命党等重大事件,这些资料不仅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还原了有关历史真相,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加深对孙中山与民国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