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郑贞铭教授对美国新闻教育模式的经典概括为框架，分析美国新闻教育模式赖以形成的社会文化思想及价值导向，认为民主与自由是美国新闻教育的核心观念。

关键词：美国;新闻教育模式;民主;自由

作者简介：

　　摘要：本文以郑贞铭教授对美国新闻教育模式的经典概括为框架，分析美国新闻教育模式赖以形成的社会文化思想及价值导向，认为民主与自由是美国新闻教育的核心观念。

　　关键词：美国;新闻教育模式;民主;自由

　　作者简介：贺明华(1971-) ,男，安徽人，安庆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硕士。

　　大凡提到美国新闻教育模式，研究者都绕不开台湾郑贞铭教授的经典概括:一是以实务训练为本位，重视实际业务技能的培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基础业务课程非常充实。二是以社会科学为依归，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新闻专业一般都开设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历史、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课程。三是以人文主义为目的。大学新闻系都设有以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为内容的课程，其目的一是培养未来记者的新闻自律意识和职业规范;目的二是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新闻正义感，作为新闻工作者能够扮演舆论监督和道德仲裁人的社会角色。^[1]

　　郑贞铭教授主要是从培养目的、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等方面来概括美国新闻教育模式，那么这种模式是怎样形成的?其精神实质和价值导向又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既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美国新闻教育的本质，又有利于我们学习借鉴美国新闻教育模式。

　　本文将从社会文化角度，以郑贞铭教授对美国新闻教育的经典概括为框架，分析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思想基础及实质，解析美国新闻教育模式背后的核心观念及价值。

　　以实务训练为本位:民主的态度和方法

　　美国新闻教育特别重视实践，以实务训练为本位，也就是重视在实践中开展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基础业务课程的学习。在这里，我们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在实践中以实务训练为本位?在实践中以实务训练为本位的思想依据是什么?在实践中以实务训练为本位是为了提高学生实际业务技能，但其最终又是指向哪里?

　　不管是在西欧、日本，还是在美国，最早的新闻教育都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培养报业新人的。在报馆中，那些新闻学徒要学会如何把故事登上报纸成为新闻。学徒不仅要知晓印刷的种种技巧，还必须检查新闻的文法和错字。同时，还需要懂得如何使用电报机、卖广告、包装和发派报纸。当然，他还得知道如何采访和写作新闻。^[2]这种培养方法奠定了当时新闻教育观念的基础:新闻工作其实依赖的是经验和练习，依赖的是报业实践中的熏陶和学习。这种新闻教育观念的影响非常深远。到19世纪末期，不论是当时的报纸发行人，还是一些顶级记者，如霍雷斯•格里斯(Horace Greeley)、埃德温•戈德金(Edwin Godkin)以及查尔斯达纳((Charles Dana)都曾极力反对兴办新闻教育，认为有关新闻的能力只能在实践中习得，而不是在课堂上纸上谈兵。甚至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报业内一些人士坚持认为，报馆是学习新闻报道的最佳去处，而且学习的最好方式就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3]

　　在强大的质疑与反对声音中，大学新闻教育在当时不得不向业界做出屈服和让步。在罗伯特•李(Robert E.Lee，美国新闻教育创始人)去世的几年后，华盛顿和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的上层甚至公然否认他们曾经开办过新闻学的课程，辩说过去开课只是一个方向性的引导，并非可以记录分数的正式课程。^[4]1892年，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公然拒绝开设新闻学课程，结果赢得了新闻业界的好评。

　　1908年，密苏里大学(Missouri University)新闻学院建立。创建人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院长积极倡导学习新闻最好的方式是动手实践。这种教育理念的提出，在笔者看来，是对师傅带徒弟的新闻教育方式的妥协，否则学院式新闻教育在当时难以令人信服。因此，重视实践，以实务训练为本位，是新闻教育在大学得以安身立命的一种策略。

　　为了落实和实践“学习新闻最好的方式是动手实践”的教育理念，1908年，在沃尔特•威廉姆斯院长的提议下，密苏里大学新闻院建立了第一个学生实践基地—《大学密苏里人报》(University Missourian)，即《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Columbia Missourian)的前身。这是一份面向社会的报纸，而不仅仅是一份报道校园新闻的报纸。^[5]与强调实践能力的想法相一致，沃尔特•威廉姆斯院长要求所有讲授新闻业务的教师必须拥有报业工作经历。^[6] “沃尔特•威廉姆斯院长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将新闻教育的报馆移植到大学，就是他的这一教育理念奠定了学院式的新闻教育的基础，对后来的新闻教育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在实践中以实务训练为本位是新闻教育在大学得以安身立命的一种策略与妥协，那仅仅是从新闻教育的操作层面来理解的。实际上，在实践中以实务训练为本位的传统的确立，它是以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为背景，以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为依托的。

　　1890年至1920年是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时代”。在这一阶段，整个国家从乡村式的农业社会转型到种族多元、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William David)是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

　　杜威认为，教育是经验的改造和改组。这种改造和改组，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指导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7]

　　究竟何为经验?杜威认为，经验包含一个主动的因素和一个被动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以特有的形式结合着:在主动的方面，经验就是尝试;在被动的方面，经验就是经受结果。我们对于事物的经验，先是对事物采取行动，用它有所作为，然后我们遭受或经受结果。我们对事物有所作为，然后它回过来对我们有所影响，这就是一种特殊的结合。^[8]

　　基于“经验”的理解，杜威提出“从做中学”这一著名命题。他说:“人们最初的知识和最牢固地保持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做的知识……应该认识到，自然的发展进程是从包含着‘从做中学’的那些情境开始的。^[9]”“经验变成首先是做(doing)的事情。有机体决不徒然地站着，一事不做。”^[10] “人的固有的本能是他学习的工具。一切本能都是通过身体表现出来的;所以抑制身体活动的教育，就是抑制本能，因而也就妨碍了自然的学习方法。” ^[11]

　　由此看来，杜威的教育思想为“以实务训练为本位”提供了理论资源。尽管我们现在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证实沃尔特•威廉姆斯院长受到了杜威的影响，但是就沃尔特•威廉姆斯院长积极倡导学习新闻最好的方式是动手实践这一理念来说，其新闻教育理念完全符合杜威的教育思想。

　　杜威的教育思想的精髓是鼓励探究与创新。杜威关于探究和创新的思想建立在他对社会变革进行深入思考和对传统的认识论和教育观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杜威把科学和哲学强调探究和创新的思想引人到教育，对教育的许多问题进行全新的思考，使得其教育思想形成了与传统教育明显不同的特征，为我们认识现代教育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12]更有意义的是，杜威的教育思想体现了他建设民主社会的理想。杜威认为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共同参与的事业的范围的扩大，和个人各种能力的自由发展，这是民主主义的特征。^[13]杜威还说:“为了创造一个民主社会，我们需要一种教育制度，在这种制度中，道德、智力发展的过程，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乃是自由、独立的人从事探究的合作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些人把过去的思想和继承的东西，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作为进一步丰富社会生活的手段和方法，他们运用已获得的良好成就来发现和创造更美好的东西。^[14]

　　杜威所倡导的“从做中学”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经验的方法、思维的方法、探究的方法。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在日复一日的经验中，可以内化使用这种反省思维的方法、科学的方法，逐渐养成科学的态度。这种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在社会生活中应用，也就养成和掌握了民主的态度和方法。而民主的态度和方法对于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杜威所强调的，民主的目的要求有民主的方法来实现它。除非民主方法、民主态度、民主思想真正成为人民素质的一部分，否则，政治上的民主是不可靠的。^[15]

　　杜威的教育思想是我们深人理解美国的新闻教育以实务训练为本位的理论基础，也只有从杜威的教育思想才能真正理解在实践中以实务训练为本位的最终指向。

　　以社会科学为依归:民主所凭借的梯子

　　在美国新闻教育艰难的起步中，沃尔特•威廉姆斯院长实现了新闻教育由作坊式的新闻教育向学院式的新闻教育的转变，尽管这种转变还带有较明显的职业化色彩。但是，真正成功地把新闻教育植入现代大学教育的生命中，由职业教育转向专业教育，使新闻教育的命运出现戏剧性转变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美国新闻教育之父的布莱耶(Willard G. Bleyer) 。^[16]

　　布莱耶提出新闻专业课程的最佳比例是四分之一的新闻专业课程，剩下四分之三的课程涵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科学和文学。布莱耶为什么要这样进行课程设置?

　　布莱耶认为新闻学有着比医学和法学更高的职业要求，反对新闻教育必须完全实践训练的观点。1921年，布莱耶在西北大学麦迪尔新闻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一个医生一生中出现再大的过错也不可能杀死多于一百的生命，一个律师可能会使客户的财产遭受损失，甚至使客户失去一生的自由，但是一个不成功的新闻记者如果日复一日地提供不准确的信息或有色新闻，便会引导公众的舆论走向错误的方向，进而对社会民主造成危害。”布莱耶坚持认为:“没有一门职业能像新闻学这样与社会福利和政府的民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因此他认为在新闻学中，“学生在学校中需要接受的最重要的教育，应该是广博的知识和怎样运用这些知识来付诸实践的能力。这些知识包括现有的人类社会的所有知识领域，这种能力指的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成为一名好的记者的良好的素质。”  ^[17]

　　布莱耶是较早明确地提出在新闻教育中应该贯彻通识化原则的人，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等社会科学引入新闻教育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武汉大学教授单波教授认为，一方面，这种新闻教育思想所强调的“博”与现代大学的通才教育精神一样，着重于培养学生博学多才、保持自主的心态和自由思考探索的习惯。另一方面，它把新闻教育的合理性由专业化需要推扩到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健全，又与现代大学精神所强调的大学作为社会变革的“轴心机构”和精神文化中心的功能有着内在的一致，或者说，布莱耶按现代大学精神所内蕴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求知精神设计了新闻教育。^[18]

　　布莱耶为美国新闻教育以社会科学为依归，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开了历史的先河。一直到现在，有很多学校都沿袭了布莱耶的这种以社会科学为归依的通识化新闻教育思想。后来的新闻教育者也一直坚信这种新闻教育思想。比如著名美国学者詹姆斯•凯里((James W. Carey)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1996)一文中说:“新闻的天然学术家园应当是人文学科和人文取向的社会科学。新闻自然地与政治理论相亲，因为政治理论培育我们对民主生活和体制的理解;它自然地与文学相亲，因为它从文学得到对语言和表述强化了的敏感以及对叙述形式的理解;它自然地与哲学相亲，因为它可从中获得其道德基础之澄清;它自然地与艺术相亲，因为艺术丰富新闻对视觉世界之一体的想象空间;它自然与历史相亲，因为历史为新闻提供了自觉意识的基石。”  ^[19]

　　最早提出“通识教育”一词并应用于大学教育的是美国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他深刻地指出通识教育是“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 ^[20]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进一步指出:“通识教育问题实质上是对自由和人文传统的继承。”“通识与自由在本义上是相联系的，它在于塑造自由人，它旨在使学生的理性获得自由”。 ^[21]

　　通识与自由在本义上是相联系的，而且与民主紧密相连。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认为，自由教育(通识教育)是大众文化的解毒剂，它针对的是大众文化的腐蚀影响，即其固有的只能生产“没有精神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纵欲者”的倾向。自由教育是我们促使大众民主提升为原初意义上的民主所凭借的梯子。自由教育是在民主的大众社会中建立一种贵族制的必要努力。自由教育呼唤着大众民主中那些有耳能听的成员，向他们呼唤人的卓越。 ^[22]国内学者涂艳国也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里，每个人都是统治者，这是民主的精髓，所以民主社会更需要自由教育。如果说自由教育在古代是统治者应该享受的一种教育的话，那么，民主社会的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都是统治者，所以民主社会的每个公民都应该接受自由教育。^[23]

　　基于新闻教育应该进行通识教育的理解，詹姆斯•凯里教授提出新闻教育应该坚守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称的原则，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新闻没有其得以实践的内在理由，即成就民主的社会秩序。前苏联有传媒，也有传播，甚至有新闻机构，但它没有新闻，因为它没有民主。只有民主才会哺育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24]

　　从布莱耶到凯里，新闻教育的通识教育思想一脉相承。不管是凯利，还是布莱耶，其新闻教育思想都归依于自由民主的理念。

　　美国新闻教育以社会科学为归依的观念，如果仅仅归因于布莱耶的开创性做法，似乎还有些勉强。实际上美国新闻教育以社会科学为归依的观念，同美国重视社会科学有紧密关系。

　　龚益指出:人们往往认为美国人格外重视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实际上，从冷战开始，美国政府不仅大力发展核技术、空间技术等高科技，而且高度重视社会科学。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美国的社会科学逐渐成为一种大规模、多部门、多学科、多交叉、具有广泛性的科学。 ^[25]

　　虽然布莱耶出身于英文系，但是他却把新闻学归类于社会科学领域，而不像传统的模式把它列入人文学科。^[26]詹姆斯•凯里也认为“新闻的天然学术家园应当是人文学科和人文取向的社会科学。”

　　那么社会科学又有哪些特征和社会功能呢?北京大学朱红文教授认为社会科学具有远比自然科学要明显和强烈的实践性，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本身有着内在的契合和构成性的关系。社会科学往往不断地、及时地影响和渗入到社会的生活中，改变和生成着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之对象的社会生活本身。社会科学并不只是一种语言和意义的体系，也是一种社会建制。社会科学与社会世界的关系，不只是一种说明和解释的关系，也是一种社会改造的关系，是一种深刻的社会过程。他还认为，社会科学具有认识论上的社会性、经验性、因果性和客观性，正是这些“科学性”品质，使社会科学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知识和智能基础，成为现代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也成为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和公正等信念的精神和价值基础。 ^[27]

　　以人文主义为目的:民主自由思想的根基

　　美国早期的新闻教育者，一开始就深刻认识到新闻业的责任和记者的神圣使命，深刻认识到新闻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新闻高等教育得以存在的基石之一(其他的是作为第一修正案嫡传的自由报业和新闻业界的需求 ^[28]。对新闻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视也是源自对美国新闻媒介现实状况的深切忧虑和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社会的需要。

　　美国独立后，各党派的政治论战往往对其政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报纸成为各党派之间进行人身攻击的舞台。到了19世纪30年代，商业报刊成为报业发展的主流，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转而一切向钱看，以牟取最大的利润为目的，不择手段，不顾廉耻，广告可以冒充新闻，新闻可以借助幻想，甚至以讹传讹，诲盗诲淫。19世纪末，美国报纸出现黄色浪潮，大量传播凶杀、色情等刺激性报道，不仅在社会上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而且还出现了新闻媒介报道社会的权利与人们维护隐私、名誉和安宁的权利的激烈冲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报业进入垄断阶段，新闻自由的权利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传播渠道的减少，则使自由主义者鼓吹的思想自由市场成为镜花水月，新闻自由的思想原则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损害。 ^[29]

　　1908年，沃尔特•威廉姆斯院长主持制订了《报人守则》，首次提出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开创了新闻教育重视思想品德培养的传统。他认为，品德和人格是新闻人最重要的素质，一个人想藉新闻为社会服务，都应当知道有三种预备的工夫，便是知识、技能、人格，而三种工夫中，道德人格最为重要。有了知识了，又有了技术了，假使无道德，格外危险，因为他容易颠倒黑白和混淆是非，足以能为社会大害，所以必须道德高尚，必须有独立的人格。^[30]他还认为，新闻业的最高目标是公共福社。1898年春，他对密苏里报业协会的同仁们说:“记者的最高使命就是引领人们步入生活的更高境界。” ^[31]“不仅仅是一地、一国，也是全世界的公共福社”。“我们最好想想我们对世界的责任，我们对新闻业的责任，我们也许是担负这些责任的较佳人选。” ^[32]著名报人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也指出:“只有最高尚的理想，最严谨追求真理的热望，最正确的丰富知识，以及最忠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将新闻事业从商业利益的臣属，自私自利的追求，以及社会利益的敌对中拯救出来。”  ^[33]

　　到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虽然新闻职业道德准则为数不少，且应用范围也十分广泛，但在实践中却因新闻界积习太深而收效甚微。

　　1947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领导的“新闻自由委员会”，经过3年的调查发现，在当时的媒介实践中，无视媒体的社会责任，违反职业道德的现象十分严重:(1)报刊为它自己的目的使用其巨大的力量。报刊老板特别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传播自己的意见，损害反对的意见。(2)报刊为大商业效劳，并且有时让广告户控制其编辑方针和编辑内容。(3)报刊曾反对社会改革。(4)报刊的时事报道，时常更多地注意肤浅的和刺激性的事件，而不注意当前发生的重要事件。它的文娱材料常常缺乏积极的材料。(5)报刊已经危害了社会道德。(6)报刊无理地侵犯了个人的私生活。(7)报刊被一个社会经济阶级——笼统地说即“商业阶级”——所控制。因此，这就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思想市场。^[34]于是社会责任论应运而生。

　　20世纪70年代，水门事件新闻报道以后，美国媒介陷入日益充满敌意的社会、法律与经济环境之中:民意调查中记者信誉度的降低，诽谤诉讼及败诉案例的增加，赔偿额度的倍增等。康拉德•芬克(Conrad C.Fink)认为，媒介与其环境，即政府、公众、受众之间形成了日益加深的“信誉裂痕”(credibility gap) 。 ^[35]

　　据统计，1977年，全美200多个新闻与传播课程中仅68个与新闻道德有关，但到了1984年全美274个新闻与传播课程中已有了117个与新闻道德有关，到了90年代，一半以上的新闻或传播学专业都开设了新闻道德课程，其中不少单位还将这门课程列为必修科目。 ^[36]

　　到了20世纪末，为了使新闻伦理道德教育跟上社会变迁加速、新闻传媒业变化深刻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一日千里的前进步伐，密苏里大学和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加强了新闻伦理道德教育，更新拓宽运用网上资源的道德准则指导，培养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学生符合新闻道德地使用网上资源，从事新闻业务。 ^[37]

　　由上可以看出，近百年来，新闻职业伦理道德教育一直是美国社会和美国新闻教育者的不懈追求，而且新闻伦理道德教育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更新。

　　当然，我们在理解美国以人文主义为目的的新闻道德伦理教育时，不能忽视美国新闻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思想渊源。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认为，西方现代新闻伦理观念是一个矛盾的体系，同时也在西方普适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基本理念，也即新闻之善或新闻道德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是:新闻自由、报道真相(truthtelling)、社会正义、毋伤害(the 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与媒介效益。 ^[38]其中，新闻自由实质上乃是其它新闻道德的立身根基，也是一切新闻道德话语获得意义与意义阐释的话语背景。 ^[39]

　　如果说美国新闻伦理道德的根基是新闻自由，那么其思想渊源在哪里?根据学者的研究，美国新闻伦理道德的思想渊源有新闻与表达自由理论、自然权利理论、社会契约学说、市场理论和社会责任论等。

　　首先是以自由主义哲学话语形式表现出来的新闻与表达自由的理论，其逻辑基础是欧洲17,18世纪以来革命与思想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普遍理性和自然权利假说。这一假定相信知识或真理不是来自上帝、教会或国王、皇帝等人类自身之外的任何神或权威，而是来自人类自身，来自人类运用普遍理性的自我努力。

　　新闻道德话语实践的第二个思想渊源是个人主义的权利观念。这一观念包含着个人主义与自然权利两种意义，它们各自有所侧重，但却又密不可分。自然权利理论赋予每个人以选择其自身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最大自由和责任，任何合乎理性的社会和政府权力都不应该侵犯个人的这种自由，妨碍其实现责任，相反，它们更应该为这种自由和责任提供保障和支持，这种保障和支持就包括不对新闻和表达自由施加法律之外的任何限制。^[40]

　　社会契约学说。最早由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提出。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最早论述新闻在民主政治过程中的参与功能。他说:“报纸的功用不仅在于向大多数人提出共同的计划，而且还在于向他们提供所拟计划的共同执行办法。 ^[41]有了这样的联合与共同行动，各个不同的志同道合者群体就可能相互交流与妥协，从而缔结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契约。现今，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健全的民主政治、活跃的公共舆论与自由而负责的新闻和评论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

　　经济学话语中的市场理论。它涉及到新闻媒介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生存与发展，即媒介效益的正当性论证问题。媒介效益作为新闻道德的正当性依据更直接来源还是市场新闻理论，也就是媒介不依附于政府、政党的经济独立在保障新闻与言论自由，即保障多元化的舆论和公众民主而负责的行动所必需的信息方面的重要价值。^[42]

　　社会责任理论。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早就指出，“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自己的一分。^[43]社会责任理论指出:新闻自由权利不是绝对的权利，道德与法律是行使新闻自由的基石;在复杂的人性面前，要保护新闻自由的权利，需要他人或社会提供外在的约束力量，需要人们运用理性，承担其社会责任。作为对新闻自由的一种限制，通过这种限制，新闻道德协调着新闻与受访人、事件相关人、受众以及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公众等社会相关方面的相互关系。

　　结语

　　综上所述，“以实务训练为本位”是科学的，是一种民主的态度和方法;以社会科学为归依关系到社会福利和政府的民主，关系到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和公正等信念，是民主所凭借的梯子。而以人文主义为目的的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教育，则集中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与责任的思想。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新闻教育应该重视新闻实务训练，不能停留在技术层面和操作层面来思考新闻教育。只有以新闻实务为本位，才能培养学生科学民主的态度和探究创新的精神，才能树立民主社会的精神和信仰。同时，新闻教育要重视学术，只有加强学术研究，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学才能真正成为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和公正等信念的精神和价值基础。新闻教育还要重视构建:既与国际接轨，又强调中国特色的新闻伦理道德教育的理论框架。

　　美国新闻教育模式所蕴含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对于我们新闻传播教育和民主社会建设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注释:
[1]郑贞铭:《中外新闻传播教育》，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28-36页。[Zheng, Zhemning,Worldwide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Taipei,Taiwan Yuan -Liou Publishing Co., Ltd, 1999, pp.28 -36.(in Chinese)]
[2]Stein, H.H., "Apprenticing Reporters: Lincoln Steffens on The Evening Post", The Historian, 1996, Vol.58, No.2.
[3]Sloan, W.D. (ed.), Makers of Media Mind: Journalism Educatons and Their Idea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0, pp. 1-22.
[4]Wingate, C.F., Views and Interviews on Journalism, New York, Patterson, 1875, p.360.
[5]Farrar, R.T，A Creed for My Profession: Walter Williams Journalist to the World, Columbia, M0,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8, p.95.
[6]Williams, S.L., Twenty Years of Education for JournalismColumbia, M0, E.W. Stephens Publishing Company, 1929,p.30.
[7]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赵祥麟、钟印和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0页。[Dewey,J., The School and Society•Schools of Tomorrow, Beijing,People's Education Press, 1994, p.120. (in Chinese)]
[8]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赵祥麟、王承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74页o [Dewey, J., Selected Works of Dewe3’、Educational Thought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1，p.174. (in Chinese)]
[9]Dewey, J.,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几ie FreePress, 1966, p.184.)
[10]杜威:《哲学的改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46页。[Dewey, J.,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5, p.46. (in Chinese)]
[11]同7，第224页。[See 7, p.224.]
[12]郭法奇:《探究与创新:杜威教育思想的精髓》，《比较教育研究》，2004年，第3期。[Guo, Faqi, "Exploration and fnnovation: The Soul of Dewey's Educational Thought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004, No.3. (in Chinese)]
[13]同8，第163页。[See 8, p.163.]
[14]同8，第174-175页。[See 8, pp.174-175.]
[15]孔错、孙启林:《试论杜威的公民教育思想》，《外国教育研究》,2008年，第9期。[Kong, Kai&Sun, Qilin, "On Dewey's Thought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ies in Foreign Education, 2008, No.9. (in Chinese)]
[16]单波:《反思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研究)) , 1998年，第4期。[Chan, Bo, "The Reflection of Journalism Education",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8, No.4. (in Chinese)]
[17]Bronstein, C&Vaughn, S., Willard G.Rleyer and the Relevance of Joumalism Education, Columbia, SC,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1998, p.38.
[18]同16。 [See 16.]
[19]潘忠党:《新闻与传播之别—解读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4期。[Pan, Zhongdang, "Explanation to Carey: Cross-Culture Transformation•Difference betwee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06, No.4. (in Chinese)]
[20]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Li, Mardi, General Education: A View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 (in Chinese)]
[21]同20,第13页。[See20, p.13.]
[22]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北京，华复出版社，2005年，第4-5页。[Strauss, L，"What is Liberal Education?", Liu,Xiaofeng&Chen, Shaoming (ed.), Classic & Interpretation,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5, pp.4-5. (in Chinese)]
[23]涂艳国:《走向自由: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Tu, Yanguo, Walking Freedom: Studies On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 and Human Overall Development, Wuhan, Huazhong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64. (in Chinese)]
[24]同190 [See 19.」
[25]龚益:《美国重视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9月16日。石Gong, Yi, "The U.S. Pays Attention to Social Science", Gazet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ep.16, 2008. (in Chinese)]
[26]Weaver, D.H.&Wilhoit, G.C.,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42-43.
[27]朱红文:《社会科学的性质和功能: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Zhu, Hongwe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Social Science: A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Journal of Baoding Teachers College. 2004, No.3. (in Chinese)]
[28]同19. [See 19.]
[29]黄期、钟瑛:《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1-242页。[Huang, Hu & Zhong,Ying, Course in Press Law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41 -242. (in Chinese)]
[30]徐新平:《威康的新闻道德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新闻大学》,2002年，第2期。[Xu, Xinping, "Walter William’Press Moral View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 Journalistic University, 2002, No.2. (in Chinese)]
[31]同5，第99页。[See 5, p.99.1
[32]William, H.T., "The Profession of Public Service, Walter William:International Journalist"Journalism Quarterly,1959. Vol36.
[33]李瞻:((新闻学》，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第196-197页。[Li, Zhan, Journalism, Taipei, San Min Book Co. Ltd., 1973,pp.196-197. (in Chinese)]
[34]韦尔伯•斯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10，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90页。 [Schramm, W.(et al.),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Beijing, Xinhua Press,1980, p.90. (in Chinese)]
[35]Fink, C.C., Media Ethics: In the Newsroom and Beyond,New York, McGraw Hill, 1988, pp.13一15.
[36]关岩德:《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I期。(Guan, Yande, "Briefing about Construction of Press Moral in Americ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998, No.l. (in Chinese)]
[37]张泳华:《面向新世纪的新闻伦理道德教育—美国两所大学新闻伦理学教学新尝试之启示》，《国际新闻界》，1999年，;K I期。[Zhang, Yonghua, "Facing New Century's Press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Enlightenment of New Attempts of Press Ethics Teaching in Two American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999, No. 1.(in Chinese)]
[38]单波、王金礼:《西方新闻伦理观念论纲》，《中国传媒报告》,2009年，第2期。[Shan, Bo&Wang, Jinli, "On the Fundamental Ethical Ideas of Western Journalism", China Media Report, 2009, No.2. (in Chinese)]
[39]同上。[Ibid.]
[40]同38。[See 38.]
[4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41-642页。[Toequeville, A., Democracy in Americ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8, pp.641-642. (in Chinese)]
[42]同38, [See 38.]
[43]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81页。[Mill, J.S., On Libert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1980, p.81.(in Chinese)]
[44]程素琴:《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与未来—全国新闻传播教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现代传播》,2010,第I期。[Cheng, Suqin, "History and Futur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The Summary of National Journalism Education Conference", Modern Communication, 2010, No.l.(in Chinese)]

责任编辑：丁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