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祁 涛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具有命令-服从关系的统治形式中，都包含着最起码的自愿服从的成分。①这种自愿服从就是政党和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过程中积累起巨大的权威，其执政地位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其间，有效的——包括有效率和有效果两个层面——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在观念和利益急剧多元化的背景下，在西方思想优势的冲击下，在新媒体语境的挑战下，国民对于我们党部分执政理念的信任感下滑，党报（台）新闻的宣传有效性下降。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意识危机。②我们党特别是新闻宣传管理部门需要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做出全面的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对舆论管理工作进行重新建构。评估和重构的基础，则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新常态。

　　新常态背景下我国舆论管理面临的挑战

　　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意指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我国经济粗放式增长留下的风险逐渐浮现，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人们的不确定感，舆论管理面临更多挑战：

　　1.自媒体繁荣导致媒体“所有结构”发生了转变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报纸杂志与广播电视均为国家所有，党委宣传部通过党委任命的媒体管理者控制新闻宣传的方向和新闻信息的流量，从而实现对社会舆论的有效控制。但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公民和组织可以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自主创建账号，传播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发表自己的观点主张。与公民个体的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相比，我国官方政务微博、微信数量很少，严重的比例失衡，导致党委和政府对新媒体影响力的下降和话语权的减弱。

　　2.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削弱了党委和政府的“政绩合法性”

　　按照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建立起了“政绩合法性”③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党委、政府要领导大家过上好日子。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政绩合法性”的基石。但是由于部分地区和部门过度注重GDP创造等名义增长，而忘记了人民生活幸福这个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出现不正常的腐败与垄断，使GDP增长转化为普通公民实际利益及由此带来的美好生活体验减弱。这使得党媒报道GDP增长、专家进行政策解读、官员陈述方针政策时，都有人不满吐槽。

　　3.西方理念的不完整引进误导了人们的思想

　　自近代以来，我国从西方引进了各种思想理念，用以推动中国的富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重新加速了这一进程，首先是引进了经济管理和市场自由主义理念，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思想。但是在引进过程中，知识界存在选择的偏向。比如我们注意到洛克、密尔的自由思想，却较少介绍托克维尔等人对多数人暴政的担忧；我们介绍了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有序运行及其带来的社会福利，却较少考察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及其间出现的冲突与斗争。其结果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为西方书写了一部干净而浪漫的自由主义思想史和基于美德与法治的民主政治发展史。于是在人们看来，西方的民主自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忘记了其实现过程中艰辛的探索和漫长的历程。

　　4.较低的媒介素养加剧了舆论的波动

　　在我国，现代媒体发展历史较短，且基本从政治层面管理新闻业务，新闻职业群体的专业素养较差。而在新媒体泛滥之时，民众基本上没有受过媒介素养教育。两者的结合制造了诸多非理性的舆论风波。如媒体报道曹操墓真伪问题争论之时，完全受“闫沛东”等所谓的专家指挥，闫说地方政府造假，媒体便说地方政府造假，闫说地方政府要软禁他，媒体便说地方政府要软禁他，连基本的平衡和核实都没有。闫最终被证明为骗子，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也是一地鸡毛。在扶老人被讹诈的报道中，媒体仅仅报道了10余个事件，便不顾中国有2亿老人的事实，建构了在中国扶老人很危险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