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也还记得大概是2005年的冬天，读了梁卫星老师寄来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所受到的心灵的震撼。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所期待、所呼唤的语文老师，中学教师，民间思想者，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等得太久太苦，他终于出现了。我随即写了一封长信，实际是一篇长文，题目就叫《作为思想者的教师》。三年以后，我在《新教育》上读到梁老师的《凌月、樊强、郁青青》，再一次受到震撼，又写了一篇《直面中学教育的深层次问题》。这两篇长文都收入了我最近出版的教育随笔《做教师真难，真好》里。可以说我退休以后关于中小学教育的关注与思考，都深受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中小学教师中的民间教育思想者的影响，而梁卫星老师就是给了我深刻启发的一位。我的民间教育思想者朋友中，有的如南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集杂文家的敏锐、犀利与老教师的教育智慧于一身，大气而浑厚；有的如深圳中学的马小平老师，目光远大，思想深邃，具有全球化教育视野，在中学教师中可谓独树一帜。这大概也是我对他特别关注，甚至有些偏爱的原因吧。

　　但我的“偏爱”，却给梁卫星老师造成了心理的压力。他似乎不愿意接受“思想者”的定位，而强调“我所知道的只是常识”。其实，我所理解的思想者，也就是回到常识，包括“人是有精神追求的思想的动物”这样的常识。因此，在我看来，所谓“有思想的教师”，就是“常识的捍卫者”，就是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我在一篇评论王栋生老师的文章里，就把他称作“合格的教师”)，这本来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在当下中国教育的实际环境里，常识、思想都成了相当奢侈的东西，甚至懂常识、有思想，就显得有几分异类了：这都是中国教育的“怪现象”。

　　尽管梁卫星老师不接受，但在我的观察、感受、理解中，他在我所接触的中学老师里，大概是最具有思想者的品格的，他也因此而承受了教育思想者所必有的矛盾、尴尬、无奈和痛苦。

　　在我的理解里，思想者(包括教育思想者)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人的存在”，思想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敢于直面“存在的困境”。梁卫星老师在给我的来信中强调，“我的文字无关乎教育，只关乎人生”，“教育不是工作，而是我们的存在境遇”，“我所写的是我存在的困境与我应对存在困境的挣扎和反抗”。这背后是有一个“为人生的教育”的存在论教育观的：教育的前提是对人(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和作为教育者的教师)的存在的尊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人(学生和教师)的存在寻求意义，创造“理想人生”；作为现实的，而非理想的教育，又必须正视人(学生和教师)存在的困境。这就是梁卫星老师所说的，人(学生和老师)并非生活于真空，而是存在于社会，它们“包容了政治、经济、文化、娱乐，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所有人的存在的一切方面，它们像空气一样存在于学生(或许还有老师。——钱注)从出生那一刻开始的一呼一吸之中，它们也因此占有了学生(和教师)的肉体和灵魂”，形成了一个异化了的存在(《那些夭折了的花朵》)，梁卫星老师又把它叫做“非存在之境”(《教育：生命在语词中行走》)。而教育的使命就是要帮助学生和老师自己，从这样的异化的存在危机中挣脱出来，梁卫星老师说，他的教育就是要使学生和自己 都“成为自己的反动者”(《那些夭折的花朵》)，他又说，教书对他而言，就是“拯救与批判”(《教育：生命在词语中行走》)，讲的都是同一个意思。这都是显示了教育的乌托邦本质、本性所导致的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对抗性，批判性。而教育思想者正是这样的教育的乌托邦性的坚守者与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