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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林波 杨敏:西方智库并无绝对独立性
2017年03月16日 15: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荆林波 杨敏 字号

内容摘要:西方智库历来推崇独立性,甚至以独立性作为评价智库优劣的重要标准。西方智库并无绝对独立性智库是通过自主的知识产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的组织。其中,独立性是智库发挥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而智库独立性应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智库独立性在于研究不受利益驱使要增强智库的独立性,关键在于保障智库研究不受利益驱使,不偏离“思想库”的本质。这对智库领导者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寻找到乐于为智库投资,并且不干预智库研究的捐赠者不仅关系到智库经营的可持续性,也关系到智库独立性、影响力等重要问题。智库研究人员还不应利用个人兼职身份与捐赠者或其他利益相关方保持某种“契约关系”,或者刻意让科研成果或观点偏向利益相关方,失去智库观点和研究的独立性。

关键词:智库研究;捐赠;美国智库;身份;利益;智库独立性;董事会;兼职;布鲁金斯学会;西方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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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智库“独立性”神话破灭后的启示

 

  西方智库历来推崇独立性,甚至以独立性作为评价智库优劣的重要标准,然而,2016年8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多个方面质疑了美国智库的“独立性”。此外,据2017年2月5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日本驻英国大使馆每月用1万英镑(约合8.5万元人民币)收买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Henry Jackson Society),以进行反华宣传,包括聘请像英国前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这样的英国政客,这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智库“独立性”的思考。

  西方智库并无绝对独立性

  智库是通过自主的知识产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的组织。也就是说,智库应该满足以下要求:要有自主的知识产品,即要保持研究的自由和独立性,不受利益驱使;专门致力于研究和提供公共政策建议;有自己的组织形式,不仅仅是某个个体。其中,独立性是智库发挥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而智库独立性应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智库研究的独立性。智库研究是否具有独立性体现在:智库能否不受经济利益影响,独立选择自己的研究议题;研究进程是否不受政府和其他外界因素的干预;智库的捐赠者是否干预智库的学术研究;智库研究的结果是否必须与捐赠者的政策导向相一致;等等。

  前文提到的《纽约时报》一项关于智库的调查文章,指出美国智库独立性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许多智库接受了大财团的捐助后却不公开资金的实际用途,智库本身透明度大打折扣;有些智库受经济和商业利益驱使,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沦为一种游说,而研究人员也变为隐形的说客;智库与外国政府捐款之间存在契约关系等。

  《纽约时报》公布调查结果后,一向以“高品质、独立性、影响力”为座右铭的布鲁金斯学会立刻发文反击,称自身可以独立选择研究内容,企业不能决定学者的研究主题、方向、方法和结论。但调查发现,许多信息并没有被完全披露。例如布鲁金斯学会与上千家捐助者之间保持着内部或机密的联系,其中不乏JP摩根、微软、日本日立公司等大型财团。这并不是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利,在武器出口、国际贸易、高速公路管理系统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美国智库经常性地沦为企业品牌宣传和影响力推广的工具。

  另外,在被调查的75家智库中,不少研究人员拥有注册说客、大公司董事会成员等多重身份,这些角色与智库的研究具有明显利益关联。许多美国智库研究人员拥有大公司董事会成员、企业顾问、注册说客等多重身份,研究成果往往与自己其他身份所代表的利益有所重合。研究显示,美国排名前十的智库都设有董事会,智库董事对智库的资金分配、研究议题确立、管理层和研究中心人事任免都有表决权,同时在争取资金和加强宣传方面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大部分顶级智库中都存在董事在其他机构兼职的现象,对同一个人在两个及两个以上公司董事会兼职产生的连锁称为董事连锁,所涉及的董事称为连锁董事。这些董事往往还担任着数家知名公司的职位,他们都是美国社会的“权力精英”。对某一家智库而言,可能会出现董事会成员同时参与两家以上智库或者企业的决策,这势必会在相关问题上有所倾向。董事连锁存在于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智库之间,董事又掌握着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和机构秘密,因此,社会关系越丰富的董事,越可能为智库争取来自企业共同体的资助,从而扩大智库的公众影响力。即便企业共同体没有直接注资到智库,但通过基金会捐赠以及连锁董事的参与,企业共同体也很容易在政策制定中受益,这种企业与智库之间的密切关联,很难让人相信美国智库的研究不受利益驱使,保持绝对独立。

  二是智库观点的独立性。观点是智库的重要产品,其独立性表现在智库观点不受政治力量的左右,也不做某一政治力量的宣传工具。

  但我们必须承认,智库是经济社会发展下的产物,依托于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因此每个国家的智库都有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例如,在美国,智库基于“思想市场”而发展,自身并不像所标榜的那样“立场中立”,而是有明确的倾向,捐赠者也往往按照立场向智库提供资金。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立场,而企业研究所比较倾向保守主义立场。那些接受大公司捐赠的智库,所提供的政策设计、观点也谈不上绝对中立,反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游说。

  美国《国家》杂志曾报道,华盛顿现有注册说客12281人;另据分析人士说,实际上美国从事说客工作的人或多达10万,这一产业的年产值高达90亿美元。位于国会山和白宫之间的“华盛顿K街”更是云集了大批智库、游说团体、金融机构、公关公司、律师事务所、民间组织,被戏称为美国的“第四权力中心”。美国智库可以通过调研报告、研讨或讲座、旅行考察、私人聚餐等形式向决策者提供观点,进行游说。而游说又往往与政治捐款有关联,以游说或者赚钱、博名声为目的而提出的观点,不仅偏离了“思想库”的本质轨道,其独立性也大打折扣。

  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英国一智库受日本金钱收买,骗取英国将领在相关文章中署名,造谣中国可能利用后门技术操控欣克利角核电站。这种不择手段帮日本反华、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做法,完全背离了智库要保持观点独立的原则,让该智库成为金元外交的傀儡。

  三是智库组织运营的独立性。根据智库的定义,智库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独立于党派、独立于政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摆脱智库对资金来源的依赖,寻求经济独立,即便是依托大学而建立的高校智库,也应该与大学保持“依而不靠”的独立自主关系。

  保障经济独立的最直接有效方法是智库经费来源多元化、建立稳定的融资机制、资金使用情况透明化。但据《纽约时报》调查显示,许多顶级智库长期与各大捐赠者之间保持着秘密邮件往来。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约柴·本科勒也指出,美国有太多受企业资助的研究,有关方面提供这些资金时遮遮掩掩,偏要给人“独立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印象。

  此外,在管理方面,智库应该坚持经营管理与科研分家,最大限度地区分行政经费和科研经费,做到将主要经费投入到科研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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