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戴燕教授将十几年来所作的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结集成书，以《陟彼景山》为题，由中华书局出版。戴燕在序言中解释了书的题名，这是取自《诗经·商颂·殷武》中的句子：“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闲，寝成孔安。”意思是登上高山，看到那些粗壮挺直的松柏，将它们砍伐、搬运下来，建成宗庙，用于祭祀祖先。借用“陟彼景山”为题，是要表达学术上的传承和对前辈学者的敬意。书中访谈的前辈学者，包括何兆武、李学勤、章培恒、王水照、裘锡圭、朱维铮、陆谷孙、张信刚、兴膳宏、川合康三、金文京等先生。在戴燕看来，作为专业的学者，他们长期研究中国，关心中国，已经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勤勤恳恳做了很多事”，而尽管谨守学者的本分，甚少对公共事务发言，但他们其实都怀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

　　文汇报：《陟彼景山》这本书，收录了11位学者的访谈录，记录了各人诸多学术经历和思考。这些学者都有自己重要的著作、论文，读者也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文章来了解其学术生涯，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做这一系列围绕学术又不仅限于学术的访谈？

　　戴燕：本来不应该是我来抛头露面，这就像红娘抢了崔莺莺、张生的戏。我希望大家首先能明确一点：这本书的主角是书中11位我们很荣幸访问到的前辈学者，我只是一个“跑龙套”的。

　　当然我也是经常在想，现在社会上老是在说要保护文化遗产，有物质的还有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那么这些学者呢，他们做的工作甚至他们本人，难道不是重要的文化？是不是也应该得到保护？最起码是给以记录。

　　像何兆武先生，我们知道，他翻译了那么多重要的西方经典。从1950年代起，他就翻译卢梭，卢梭的不少作品都是他翻译的，比如《社会契约论》。他还翻译过康德、帕斯卡尔，后来又翻译科林伍德等。这些肯定都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成果。像陆谷孙先生，他是莎士比亚的研究者，他自己的研究、在课堂上讲得最多的，大概是莎士比亚，但我们没有听过他讲莎士比亚课的人，好多人肯定都用过他编的《英汉大词典》《中华汉英大词典》。这样的字典和翻译，在网络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需要人花那么多精力去编写，可是但凡人做的工作，都不大有复制的可能，所以，何先生的翻译、陆先生的字典，仍然是无可替代的，那里面有他们的精神。

　　在我们访问过的这些学者中，何先生是年纪最大的一位，已经90多高龄了，其他先生，年纪最轻的，现在也已经退休。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经历过的漫长时代，都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出版的书和教学经历，也凝结成了很珍贵的文化。

　　学者们平时在书斋里做他们的学问，时间宝贵，不大可能出来像明星一样走秀。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学术研究者，让社会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年轻人知道学者的工作正是所谓“文化”的一部分，学者本身便是文化人？我恰好有一点机会来跑个龙套，因此便做了这些访谈，并将谈话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我以前看胡颂平编写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印象很深。他是胡适晚年的秘书，一天天记录胡适的言谈。在访谈录里几乎看不到他的存在，只有胡适的言行。我是佩服这样的记录者的，所以也要请大家千万关注书中的那11位学者，重要的是他们，他们才是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