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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精准扶贫中的文化驱动力研究
2019年07月26日 09:21 来源:《理论月刊》2019年第7期 作者:郭晓冉 字号
关键词:精准扶贫;阻碍进步文化;趋向进步文化;文化驱动力;

内容摘要: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马克斯·韦伯、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E.哈里森等人均有论述, 本文将其概括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驱动力。文化能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 由此阿根廷学者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将影响进步的文化因子归为两类:一类为“趋向进步文化”, 另一类为“阻碍进步文化”。借鉴上述分类, 结合我国基本国情, 将精准扶贫中阻碍脱贫的文化因子归纳为四类“阻碍进步文化”。因此, 在精准扶贫中应对症下药, 破除“阻碍进步文化”, 营造“趋向进步文化”, 充分发挥精准扶贫中的文化驱动力。

关键词:精准扶贫;阻碍进步文化;趋向进步文化;文化驱动力;

作者简介:

  摘    要: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马克斯·韦伯、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E.哈里森等人均有论述, 本文将其概括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驱动力。文化能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 由此阿根廷学者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将影响进步的文化因子归为两类:一类为“趋向进步文化”, 另一类为“阻碍进步文化”。借鉴上述分类, 结合我国基本国情, 将精准扶贫中阻碍脱贫的文化因子归纳为四类“阻碍进步文化”。因此, 在精准扶贫中应对症下药, 破除“阻碍进步文化”, 营造“趋向进步文化”, 充分发挥精准扶贫中的文化驱动力。

  关键词:精准扶贫; 阻碍进步文化; 趋向进步文化; 文化驱动力;

  作者简介:郭晓冉 (1985—) , 男, 河南南阳人, 法学博士,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十九大报告指出, 精准扶贫中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 把救急纾困和内生脱贫结合起来”“引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 逐步消除精神贫困。要打破贫困均衡, 促进形成自强自立、争先脱贫的精神风貌”[1]。由此在物质扶贫之外, 凸显了精神扶贫的重要性。引导贫困户转变思想对脱贫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单纯的物质扶贫可能收效甚微甚至事与愿违。此外, 单纯经济扶贫可能助长贫困户的懒惰心理:“给普通的乞丐施舍自然会受到赞扬, 因为它似乎给穷困潦倒的人带来了宽慰, 但是, 当我们看到这样做会助长懒散和放荡, 我们就会认为这种施舍与其说是一种德性, 不如说是一个缺点。”[2] (p11)

  就国内研究现状而论, 截至目前有不少关于“文化扶贫”的研究成果, 归纳起来, 其大多是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来研究如何促进精准扶贫, 不可否认这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即通过文化扶贫满足贫困人口对文化产品的需求, 推动城乡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均等化。但是, 上述研究存在显著问题, 即单一、孤立地从文化角度来研究, 而未谈及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特别是文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学者逐渐意识到, “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则在于人本身, 在于人的观念和思想, 扶贫与扶志相结合、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性凸显出来”[3]。鉴于此, 国内不少学者开展对“贫困文化”的研究。但目前此方面研究存在主要问题在于大多研究成果仅围绕贫困文化泛泛而谈, 而未具体分析何种类型文化有益于发展、何种类型文化不利于发展。本文基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归纳出当前我国贫困人口思想观念中较为典型的四类“阻碍进步文化”并“对症下药”, 以充分发挥精准扶贫中的文化驱动力。

  一、经济发展中的文化驱动力:基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作为上层建筑、社会意识而存在的文化, 其不仅受经济基础制约, 如“仓廪实而知礼节”, 同时文化也能动地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 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 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 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 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4]。胡鞍钢、张巍、张新指出, “生产力不仅有物质属性而且具有精神属性”“文化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精神动力”[5] (p64) 。郑祥福指出, “真正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财、物资本 (有形资本) , 更取决于文化资本”[6] (p231) 。马惠娣指出, “缺乏以文化资本投入为基础的经济, 其注定是不能持续的、不能巩固的”[7] (p69) 。

  认为文化对经济有积极作用的观点吸引了不少西方世界以及亚非拉美学者的注意。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谈到新教禁欲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此外, 在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以及劳伦斯·E.哈里森撰写的《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两本著作中, 也着重阐述了文化特别是价值观影响经济发展的观点。

  (一) 马克斯·韦伯:新教禁欲伦理资本主义精神 (核心为“天职观”)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马克斯·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着重论述了这样一个观点, 基督教新教伦理特别是禁欲伦理所催生的资本主义精神 (尤其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所提出“履行天职的责任”) 有力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 (主要是西欧、美国) 的发展。韦伯在分析新教教徒为何比天主教教徒更多投身于经济活动时即“大部分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以及那些现代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接受过高级技术和商业培训的职员, 基本上都是新教教徒”“新教教徒……体现出了一种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趋势”, 就谈到“应该着重研究他们各自的宗教信仰中固定的内在特质, 而不是仅仅观察他们暂时的外在的历史政治环境, 从而得出一个最重要的解释”[9] (p32) 。由此指明新教伦理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对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推动作用, 而这种推动作用以资本主义精神为中介而间接发挥。

  资本主义精神包含哪些内容, 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何种意义?韦伯运用“历史性解释”的方法对其做了“一个临时性的描述”。韦伯援引富兰克林之语, 从中可以看出, 资本主义精神主要包含珍惜时间、保守信誉、厉行节俭、量入为出、为赚钱而赚钱 (不是为享受或消费而赚钱, 是一种非理性主义, 赚钱与禁欲并行, 劳动赚钱是天职) 等方面内容。韦伯认为“天职观”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具有首要地位, 韦伯认为“天职观”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首要原则, “天职观”作为“伦理中的‘至善’就是赚取更多的钱与严格避免任何本能的生活享乐的结合”[8] (p48) 。可以看出, “天职观”一方面是将劳动视为天职、为劳动而劳动、通过劳动为上帝增添荣耀等, 因为劳动是价值创造源泉即通过劳动赚钱;另一方面是入世的、世俗的禁欲主义、厉行节俭, 由此才能保证所创造价值不被浪费而是用于再投资。由此就从收、支两方面保证了资本的不断增殖, 以此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此正如韦伯指出, “入世的新教禁欲主义……一方面, 它强烈地反对任意享用财富并且对消费进行限制, 尤其是奢侈品消费”“凭借禁欲主义的强制节俭来实现资本的积累。施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 使资本流向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 而这自然会有助于增加资本”[8] (p172-174) 。

  而上述作为资本主义精神首要原则的“天职观”和新教禁欲伦理又是何等关系?韦伯认为, 新教教义或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教义或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基础。韦伯指出, “全力以赴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者其他不管怎么称呼的精神, 这些精神的觉醒都倾向归功于新教教义”[8] (p37) 。需要注意的是, 韦伯在对待新教教义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持一种谨慎态度, 他指出, “无论如何我们无意坚持一种愚蠢而教条的论点, 即资本主义精神只可能是宗教改革引发的某种效应的产物, 或者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创造出来的”“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查明宗教力量在资本主义精神的性质确定以及其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传播的过程中, 是否起到了作用, 起到了多大的作用”[8] (p87) 。具体而言, 韦伯认为应当从加尔文宗和新教其他宗派而不是信义宗来分析新教教义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影响。韦伯在具体分析新教各分支教义作为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时, 主要谈及了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运动等派别的教义。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临近结尾, 韦伯提纲挈领地指出, 禁欲主义是天职观的宗教伦理基础:“基于天职观念的理性行为, 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 而这种理性行为乃是源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 这便是本文力争要论证的观点”[8] (p182) 。

  总而言之, 新教禁欲伦理催生出以“天职观”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 而这种精神有力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以及资本不断增殖, 由此说明在马克斯·韦伯的视野中, 文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二) 塞缪尔·亨廷顿与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需要明晰的是, 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与《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两本书中, 文化与价值观是在不加区分的层面上使用的。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虽然由于“将文化因素量化及判识准确的因果模式的困难”, 招来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 但也有人对此积极肯定。在塞缪尔·亨廷顿与劳伦斯·哈里森共同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指出, “在多数拉美国家, 文化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9] (p8) ;也正是由于文化, 战后日本和德国才取得迅速发展。因而他倡导寻求有效的文化变革特别是价值观和态度变革, 以促进上述落后地区的发展。劳伦斯·哈里森在分析亚非拉美失败原因之时, 通过排除殖民主义、依附论、种族主义、地理环境、体制等因素, 将文化因素界定为导致这些地区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也有第三世界国家学者认为文化落后是导致自身落后的根源, 比如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和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指出,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贫穷、专制和非正义的根源在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9] (p35) 。

  同时,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复杂性。迈克尔·波特指出, “同样的文化属性, 在不同的社会中, 甚至是在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中, 对于经济进步而言, 可能具有很不相同的意义。以节俭为例, 它在日本起了好作用, 然而是到近年的持续衰退为止;如今它却构成了经济复苏的一个障碍”[9] (p59-60) 。理查德·施韦德认为, 文化与政治、经济发展不必然具有同步性, “我并不认为认识上的、精神上的、伦理上的、社会上的、政治上的以及物质上的进步是齐头并进的。掌握了巨大物质财富和权势的社会, 在精神上、伦理上、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却可能是有缺陷的。有许多重要的、学识上成熟的和值得称赞的文化——那里的哲学家是住在泥巴墙的房子里面——是在技术原始、物质财富匮乏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9] (p211) 。

  这种文化和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不同步性, 在当前我国有一定程度表现, 我国目前在政体上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经济方面也取得了瞩目成就, 文化建设也取得了重要成就, 但在乡村地区某些贫困人口思想观念中存在落后因素, 这是我国精准扶贫亟待克服的问题。

  (三) 劳伦斯·E.哈里森撰写《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强调文化与价值观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 鼓吹新教伦理及其催生的西方价值观为“普世价值”

  劳伦斯·E.哈里森在《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一书中认为,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价值观实现, 他着重探讨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他认为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及其催生的西方价值观是先进的“普世价值”, 采纳这种价值观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摒弃这种价值观则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斯·韦伯“新教禁欲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观点的拓展和普遍化。

  首先, 劳伦斯·E.哈里森阐述了文化与价值观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劳伦斯·E.哈里森引用《2002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中观点来证明文化与价值观对发展的重要作用:“文化与价值观念是发展的灵魂。他们提供了发展的动力, 便利了进一步发展所需的途径, 从本质意义上界定了人对发展目的与目标的愿景……各种价值观不是发展的仆人;他们乃是发展的源泉”[10] (p11-12) 。劳伦斯·E.哈里森引用日本经济学家义原国雄在《亚洲人均》一书中观点来证明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文化决定个人喜好结构。文化还是人们对公共秩序与政府官员伦理所持态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文化通过引导立法及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而影响制度。可持续经济增长战略需要一个相应适合的文化政策”[10] (p20-21) 。

  其次, 劳伦斯·E.哈里森着重论述新教伦理及其催生的西方价值观, 并将其视作“普世价值”。作者极力鼓吹新教伦理及其催生的西方价值观, 认为其有利于文化发展, 进而能促进社会发展, 有助于实现“民主政治、社会正义以及经济繁荣”。他指出, “在形成影响个人和社会行为的价值和态度体系方面, 宗教确实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世界上相对滞后的一些地区, 如要加快进步的过程, 就必须脱离传统的、阻碍进步的价值观, 并接受与现代化相联系的价值观”[10] (p151) 。他通过对新教、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儒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的发展得出结论, 凡是接受新教教义的都发展得好, 凡是和新教教义违背的都发展得不好, 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观点。这显然是将西方新教伦理与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宣扬, 认为西方新教伦理与价值观念无条件适用于任何国家地区。据此, 他将伊斯兰国家的落后归结于不接受西方的先进价值观:伊斯兰教国家“不愿向其他文化学习”“拒绝创新”“对西方反感”“文化分裂阻碍了普及和平和进步的价值观”“因为进步和发展的价值观被认定是西方的, 唯其如此, 才遭到抵制”[10] (p142-143) 。他认为, 儒教之所以能促进发展是由于其中有类似于新教教义的东西。在该书中, 人类学家罗伯特·韦勒的观点相比劳伦斯似乎更合理。罗伯特指出, “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特的产生信任和个人主义的源泉, 来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传统”“中国那些原生态的传统会使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来完成现代化”“与基因不同, 文化和价值不是自动传承的, 它们必须在每一代人中重生。变化的年代使文化的重塑更有了可能”[10] (p139) 。中国文化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能够实现推陈出新式创新发展, 而切莫不加取舍地盲目套用西方文化, “全盘西化”不利于我国特色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

作者简介

姓名:郭晓冉 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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