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说黄孝阳的小说和文学观念不太接地气；或者说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不够直接，中间隔了一层。在我看来，更大的可能是：在文学和现实之间，黄孝阳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他要穿过“摩耶之幕”，掀开那张欺骗之神蒙蔽众生之眼的沙幔——用小说家弋舟的话来说，“现实”在他这里，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的意义，而是基于人类发展于今的更为深刻与本质的事实。

　　其实在早先未引起学界关注之前，黄孝阳披着“一人”马甲就已经闯荡出了一番名气。那时他的文字随心所欲、奇崛突兀，在激愤的欲望书写中表达对社会不公的冒犯和冲撞。在人们眼里，“一人”是出位的“异类”，是边缘性的文学存在。透过敏锐、峻急而又略显烦琐的文字，我们影影绰绰还能看到那个激愤的书写者，听到噼里啪啦的键盘声，愤怒中夹杂着拆解和亵渎的快意。这些作品和后来的《时代三部曲》《遗失在光阴之外》《网人》《我们的父亲》，包括新近发表的《少年》，与现实并不隔膜，有些甚至紧贴生活，是所谓“对现实的正面强攻”，我们从中不难发现经验与常识，风俗与伦理，涌动的激情，带有底层色彩的道德判断，衰败、感伤的少年记忆。然而，在黄孝阳看来，这类作品固然不错，但远远“不够”，“没多大意思”。

　　黄孝阳否定这类作品，并不代表它们没有价值，缺少意义。任何人的写作都是一个连续的、积增的过程，中途或有蜕变或某种程度的断裂，但所谓“少作”或不成熟作品中所沉积的生命体验，初步呈现的形式感受，都会作为艺术基因，通过移位变形，在新作品里得到有效呈现。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写于2007年以前的作品，是我们理解黄孝阳近期作品的基础和钥匙。例如，黄孝阳非常善于塑造女性人物，《遗失在光阴之外》甚至被看作“女人的清明上河图”。在这些作品中，黄孝阳经常将自己的欲望、情绪、意志和追求，转化为以青年女性为主的视觉形象。这些女性有些可能有生活原型，是现实人物，但在黄孝阳笔下，她们往往承载着复杂的意指功能：纠缠与牵引，妖艳与纯净，高贵与卑污，苦难与慈悲……她们是欲望的对象，更是文本内部光线的携带者，个体艺术生命的内在驱动。这里的不同在于，前面的女性形象写实性强，后来的更写意，身份设定更为多样，甚至增添了传奇和异域色调。不过，只要叙述中有情意表达需要，她们可以随时生成于文本之中，完成各自的叙事、修辞任务。再如，黄孝阳后来的小说难读难懂，与他追求叙事空间的多维性有直接关系。细读前面几个长篇，你会发现，围绕人物、地点结构叙述单元，是其小说早就具有的形式倾向，一旦找到适恰的理论和方法，它们就会在文本内部完成形式蜕变，转化为轻盈、快速的叙事碎片，在丰富的文本层理间涌动、迁跃，相互衍射、映照，实现文本内涵的增殖。更为重要的是，前期书写实践，使其对汉字思维谙熟于胸，在字、词、品物、意象的并置处理中，使每一个汉字流溢出实体性光辉。那些堆砌并置的长句，是黄孝阳小说书写的习惯句式，只不过前期力图通过品物、意象的穷举，使现实得到全息复现；后来的堆叠更为混乱、缠杂，在品物、意象的自组织中，沉潜着作者谋求秩序化、结晶化的叙事诉求。这样的诉求是智性的，更为倚重阅读者的完型能力和审美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