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曾经感动和激励着一代人为科学的春天，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时隔30多年，这篇作品依然被文学界和读者常常提及和谈论。

　　那么这篇作品是怎么诞生的呢？它有着怎样的意义和价值？

　　《人民文学》组织这篇作品是缘于当时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可是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是非颠倒，“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花了很大的气力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在这个重要时刻，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科学界的力量，投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获此消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深受鼓舞，感受到了责任和使命。大家想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作品该多好！这自然只有报告文学最适宜，它能够迅速反映现实。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就这两个问题编辑部展开讨论。对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等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就有成功的把握。在讨论的时候，突然间有人想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一名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因为，他从一本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佩。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陈景润，更不了解他所取得的成果。于是，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发现了这位数学家。然而又听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其中还掺杂了许多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所谓“自私”行为的传说。但毕竟他突破了一项数学界的国际难题，该写他。

　　写作对象确定下来之后，我们又开始考虑，请哪位作家来写比较好。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徐迟。因为他虽然是诗人，但做过新闻记者，也写过不少通讯特写。1962年，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人物特写，写的是敦煌艺术保护专家、著名美术家常书鸿的动人故事，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题材，在当时反响颇好。于是，编辑部就指定我来打电话联系。因那时我分管报告文学，又和徐迟熟悉。

　　1977年秋，我开始联系徐迟。徐迟原来在《诗刊》做副主编，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就去了湖北省文联。在电话中他告诉我说单位正动员他退休，他也准备回老家浙江湖州南浔镇，如果要他写东西，当然太好了！他说：“10年没动过笔了”，他问写谁？我说，陈景润，一个数学家。他说，听说过，但是不了解。我说，不要紧，来了以后咱们再商量，我们陪你去采访。他便说，那就试试看吧。放下电话后我分析他为什么说“试试看”呢？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尽管他对“哥德巴赫猜想”有贡献，成就了不起，但这样的“怪人”容易接触吗？采访会顺利吗？因此有些犹豫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