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写作艺术与文学批评”，并预先设定“文学批评是一种艺术的写作”，“文学批评作品本身是一件作品”，它既非课题，亦非“文学研究”和“学科”时，潜在的意思似乎是，存在着一种理想的文学批评，我们设定它、理解它，并努力朝向这个既定的方向。对此我并无异议，但仍然觉得，具体到每一位写作者，他所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差异。因此，我只能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谈一点想法。好些年前，我还做着作家梦，且没日没夜地写着小说时，就曾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写下一部如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或让-皮埃尔·理查《文学与感觉》那样的书，再不济也应该是乔治·布莱的《批评意识》或马塞尔·雷蒙的《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于文献整理、资料爬梳和学理探讨外，为个人生命的实感经验留下一点点空间，是以上著述吸引我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或者换句话说，我心仪的批评，应该根植于个人的生命体验，个人对于这世界的省思。一如沈从文所说，生命的发展，“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外一时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是语看似简单，却内蕴着沈从文对生命的实在经验的痛切感受，背后有大情怀和大寄托。喜欢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批评家周毅为其新著《沿着无愁河到凤凰》写下了这样的“题记”：世上本无“无愁河”，有了黄永玉，才有“无愁河”。那么，世上本有凤凰吗？我理解她的意思，沿着“无愁河”，可以走向“凤凰”，不是行政地理意义上的凤凰，而是文学意义上（沈从文）的凤凰。这个凤凰并非自明，也并不会对任一个读者自然敞开。而藉由《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写作，黄永玉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往凤凰之路。这一部以“古老的故乡思维”写就的生命之书，在目下批评界及读者中的尴尬境遇，充分说明了我们和黄永玉的世界的隔膜之深。写完《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之后，孙郁曾感慨：历史离我们并不远，而有许多存在要理解起来却很难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老北大的氛围，失去了西南联大的语境，失去了与古人对话的通道。汪曾祺和乃师沈从文，生前都有不被理解的寂寞。汪曾祺欣赏贾平凹并寄厚望于后者，黄永玉写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以延续沈从文《长河》所开启之写作传统，或许都有赓续文脉的意思。惜乎这一点用心，于今渐成空谷足音，已然应者寥寥。连如何走进无愁河，我们也已寻不着路径，遑论凤凰。寻不着精神的来路和去处，焉能不彷徨于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