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地理空间的坐标，一个政治的实体、一个文学想象的界域，曾经带来许多论述、辩证和启发。到了21世纪，面对新的历史情境，探讨当代中国文学的时候，对眼前的“中国”又要做出什么样的诠释？而这些诠释又如何和变动中的阅读和创作经验产生对话关系？

　　当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时，首先想到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像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这些小说家；顾城、海子、翟永明、西川这些诗人。但过去60年来除了中国大陆以外，也有许多文学创作热切地进行着，包括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华人的社群，还有欧美的离散作家群等。这些不同地域的中文创作蓬勃发展，以往都被称为“华侨文学”、“海外华人文学”或者是“世界华人文学”等。

　　21世纪，这样的分野是否仍然有效呢？当我们谈论广义的中国文学时，要如何对待这些文学生产的现象和它们的成果呢？无可讳言，从民族主义、移民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定义其来有自。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者，如果严肃地思考文学和地理的关系时，我们是不是能够善用观察和反思能力，诉求一个不同的命题：“文学地理是否永远必须依附在政治的或历史的地理的麾下，形成对等或对应的关系？”这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一层意义。

　　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我们必须善用处理文本时的虚构能量。这虚构的能量并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而是激发我们面对生存境遇时的对话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现实政治历史不及之处，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文学这一虚构的媒介，展现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批判或憧憬？当一种以虚构为基准的文学空间介入到实际历史情境里，必然会产生碰撞，产生以虚击实，或以虚寄实的对话关系。这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二层意义。

　　国家文学是西方19世纪以来随着国族主义兴起所形成的文学表征。国家文学与国族地理之间的对等几乎成为约定俗成的现象。这一现象在最近的几十年开始有了松动，文学研究者重新思考国家和文学之间对等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尤其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华语世界文学也有精彩纷呈的表现，这些以中文写作的文学作品，我们到底是把它们当做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还是华侨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还是更伟大的“天下”文学的一部分呢？近年有什么样的新的论述方法和命名方式，可以用来作为文学研究者介入这一问题的身份、立场、或者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