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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说“礼”
2014年05月22日 11:06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4年05月14日 作者:黄朴民 字号

内容摘要:自周公旦制礼作乐,肇基西周煌煌“礼乐文明”之后,中国遂以“礼仪之邦”的形象屹立于天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呈示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魅力,引领风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现代意识来审视传统的“礼乐文明”,我个人认为:有几点或许应该成为比较普遍的基本共识:一是“礼乐文明”作为前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二是“礼乐文明”在中华民族成长壮大过程中,毫无疑问,曾起到过凝聚人心、稳固秩序、和谐社会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极高明而道中庸”,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中,是以“礼乐文化及其精神”为重要构成的。可是,企图荡涤“礼乐文明”的内涵,拒绝“礼乐文明”的影响,将它视为是阻碍社会进步、文明提升的绊脚石,这同样是异想天开的思维误区。

关键词:礼乐文明;礼制文化;孔子;天下;军礼;贵贱;礼乐文化;荀子;儒家;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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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周公旦制礼作乐,肇基西周煌煌“礼乐文明”之后,中国遂以“礼仪之邦”的形象屹立于天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呈示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魅力,引领风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正因为“礼乐文明”对中国历史与政治发展的意义如此重大,影响这般深远,所以,历代人们对“礼”的起源、内涵、性质、价值的讨论与阐释,可谓是连篇累牍,不可胜数。称之为叠床加屋、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亦不为过。

  在我看来,“礼”的最显著的特征也许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性”:

  第一,悠久性。“礼”作为系统完备的“礼制文化”与“礼乐文明”,也许出现在国家机器正式建立之后,最为典型的,自然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制礼作乐”。但是,“礼”的萌芽则源自于原始社会晚期,据业师拱辰杨向奎先生研究,“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内部之物物交易,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即原始之“礼”的孑遗(参见氏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

  第二,包罗性。在前帝国时代,“礼”是制度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综合载体,涉及到制度建设、道德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以典型的“周礼”而言,“礼”就有五大类,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举凡朝觐、盟会、祭祀、丧葬、军礼、聘问、宾客、学校、婚嫁、冠笲等等,无不都有详尽具体的“礼制”规定。如“军礼”,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后发表的高论,“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行”等等,均属于“军礼”所要求做到的准则,《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军礼司马法155篇”,可见其之蔚为大观。

  第三,继承性。“礼制文化”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漫长悠久的发展过程,每一个时代的“礼”,在体现其时代主题的同时,都有对前代之“礼”的借鉴与继承,有所凭藉、有所扬弃、有所发展。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从这个意义上讲,“礼制文化”就是一个层叠累积的产物。

  第四,等级性。“礼”的基本功能,在于建构社会的秩序,维系社会的稳定。其宗旨是为了确立尊卑有序、贵贱有等、内外有分、亲疏有别的社会超稳定系统。因此,表征社会成员的等级差别、尊卑贵贱,也就成了“礼制文化”的根本属性了,所谓“礼者,分也”。而这种区隔、这种分异,则通常是通过名物度数“礼物”和揖让周旋“礼仪”得以反映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印证。这正如荀子等人所强调的那样:“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

  第五,重要性。“礼”在国家治理、人伦关系维持方面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此均有充分的阐述,打开典籍,这方面的言论比比皆是,可以信手拈来。这在《左传》中,是“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在《论语》中,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荀子》那里,是“礼起于何也?有欲有求,有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故制礼义以分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贾谊《新书》,亦设《礼》篇,将先秦儒家的“礼”论归结在一起加以集中阐明。既然“礼”为“国之干也”,那么,它的重要性受到这般推崇也是非常正常与合理的。“礼者,履也”,人们得遵循奉行,不能违背造次,属于必有之义,所谓没有规矩,则不能成方圆。荀子声称“礼”为“治辨之极”、“功名之总”、“威行之道”,这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道德伦理与政治管理之诉求。

  第六,对称性。先秦时期的“礼”,虽然有强烈的等级区分色彩,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的“礼”有着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礼”的确立与施行,有对象关系上的严格对称性。任何人在“礼”这个大框架中既享受有一定的权利,同时也承担有一定的义务。如在君臣关系上,君与臣互为对称,不可偏废,孔子云:“君使臣以义,臣事君以忠”,而孟子更强化了这种对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总之,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子孝固然必须,但父慈同样应该;臣忠俨然合理,君义亦理所当然。无此即无彼。这种对称性,其实是“礼”蕴涵有一定人文精神的曲折反映,“礼”的构建与施行,必须建立在循常理,合人情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乖离大道,背悖自然。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也”,讲的就是孔子真正懂得天意人情,能够体谅常理,与时俱进,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所谓“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泰山不却微壤,故能成其高”,避免了陷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窘境。

  而后世的陋儒、腐儒片面地强调“礼”的等级性,将它绝对化,而忽略了“礼”的对称性这个重要特征,一味鼓吹“尽天理,灭人欲”、“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混帐观点,遂使“礼”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礼”的对称性销声匿迹,造成“礼教杀人”的局面,这显然是对“礼”的精神实质的曲解与反动,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第七,“礼”的发展性。“礼乐文明”既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更不无历史的发展性。它在三代,可以称得上是维系家天下王国时期政治社会秩序的主要统治工具,兼具政刑法度、道德规范、行为规范等多重社会功能,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整合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自春秋起,尤其是到战国,典型的“礼乐文化”随着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型而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遭到严重的冲击,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随着帝国政治的发生并确立,官僚体制取代宗法分封的逐渐完成,政治法度与“礼”的界限也有了较为分明的区隔,“礼”逐步演化为新型意义上的“礼义”、“礼节”,成为传统社会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这是“礼”在自己发展史上一个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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