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发展到今天，面临新的时代之需和时代之变，出版的载体、技术、符号一路变化发展，出版的内容、形态、总量及成果也相应变革。在此基础上，原有的学科理论、学科体系也亟需推步革新。

　　一、历史依据：四大逻辑的鼎力支撑

　　中国有四大发明，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是属于出版领域的，其一是出版载体造纸术，其二是出版技术印刷术。这两项发明对于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

　　出版载体的创新领跑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底层逻辑

　　中国在出版载体探索方面曾长期居于世界巅峰，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重要的载体基础和历史依据之一。硬质出版时代，中国先辈探索出石玉、竹木、龟甲、兽骨、陶器、铜彝、铁券等硬质出版载体，特别是竹简木牍是硬质出版载体顶峰式成果。

　　进入软质出版时代，自然取用的树皮、兽皮等一度辅助记录历史，人力织就的缣帛因价格昂贵不能普及应用。出版载体“虚拟”和“半虚拟”的虚拟出版新时代开启，以声光电磁的发明发现为依凭。虚拟出版历经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及网络技术革命，中国出版终于在21世纪前期逐渐实现弯道超车，赢回历史荣光，出版形态“奔向数与网”，芯片内存、云端存储、3R（VR/AR/MR）等虚拟出版载体呈现“有容乃大”“海量承载”的典型特征。

　　出版技术的系列发明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技术逻辑

　　运用出版“技术”将“符号”与“载体”相结合即为出版。在“载体”“技术”和“符号”这出版“三元素”上，出版技术是出版研究的主要维度，也是出版学科建设的关注重点。

　　进入软质出版时代，抄、画及其辅助性的制笔、制墨等技术，中国堪称先进。中国的系列印刷技术经中亚、西亚传到欧洲，包括“植字”“铁线固字”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德国古腾堡的机铅活印技术受到中国活印思想和活印技术影响，新型印刷技术与中国造纸术完美匹配，直接推动欧洲文艺复兴的蓬勃展开。再到虚拟出版时代，普遍应用的二进制数字出版技术、录显技术、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中国新兴出版技术展现后发优势，面貌日新月异。

　　文字出版符号的传承至今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文化逻辑

　　“符号”“载体”和“技术”三大出版要素间的相协互动，体现为人类生动的出版实践及丰沛的出版成果。出版“三元素”各具特性，出版载体最具物质属性，出版技术最具高新特征，出版符号则最具文化意蕴。出版符号，特别是文字出版符号，集中体现人类文化结晶和文明成果。

　　中国的文字出版符号，发端于陶画符号、结绳记事和仓颉造字，在硬质出版时代，从早期的鸟虫文，发展到殷商甲骨文，再发展到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绵延流传。进入软质出版时代，楷书、行书、草书愈显风姿。中国古今出版，均建立在中国源远流长不曾中断的文字符号、典籍作品及独具特色的出版思想和出版文化之上，文字出版符号的连绵不断正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文化基石和文化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成功历史经验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政治逻辑

　　高度重视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两杆子”，是我党一直以来的基本政策。随着革命斗争持续深入，共产党领导的“现代软质出版”事业渐次推进。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开启，出版制度确立，70年取得的出版成就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出版的历史经验和巨大成就，是建构中国特色出版科学体系的政治逻辑和前提保证。

　　二、理论价值：学科意义的认知彰显

　　价值理论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价值问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皆自觉不自觉地以某种价值理论为假设前提。打造引领世界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到底具有怎样的理论价值？是需要我们认真回答的。

　　有利于丰富和完善人类出版的理论体系彰显中国的理论自信

　　出版学古老又年轻。说其古老，是因为出版与人类文明史和文化史相辅相成，同气连枝。说其年轻，中国的现代出版学自改革开放开宗立派，学科历史仅40年左右。中国是人类出版母国，其出版载体、符号、技术的探索成就卓尔不群。在出版思想、出版理论、出版学科的建设方面理应坚持理论创新、自创体系，并领跑世界，而不是走引进、舶来之路。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必须表现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有利于传扬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

　　使中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既是对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的传扬光大，也是对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扬光大。新中国出版始终坚持“为人民”的出版观念。“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构建双效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已成为出版共识。中国出版正以新的形式、新的内容和新的主题，彰显中国文化的新活力和中国形象的新风采。

　　有利于指导出版产业的转型升级助推中国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

　　“出版与国势之关系”至为密切，出版物为“计量国力尺度”。出版学科体系的构建发展直接关乎出版业发展，更为衡量综合国力之表征。

　　目前，在新的出版理念和出版学科理论支撑及指导下，中国出版正历经新形势下的转型升级。其一，出版业正从外在数量、品种、规模增加向内在质量、效益、价值观上发展跃升；其二，在虚拟出版新技术支持下，传统出版业态与新型出版业态的融合出版取得丰硕成果；其三，出版体制改革成果丰硕，管理体制和行政能力日渐提升并形成制度优势，版权法制建设成效卓越；其四，以中国出版走出去带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国际影响力日显；其五，出版学科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迈上新台阶，出版与教育事业“同步繁荣”。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将有力促进中国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

　　有利于健全和完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

　　中国古代出版学在历经久远的出版实践中萌生、发展、成形、完善，应时有序，为现代出版学的形成发展奠定深厚基础。改革开放后，现代出版学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整体重建开启时获得初步发展。但是，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并不平衡，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发展较快，而出版学发展则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一是对出版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对出版学的特征属性把握不准，三是对“出版学”“编辑学”的关系辨识不明，四是对出版学顶层设计的层级偏低，导致出版学发展有停滞萎缩之势。而欧美等国际知名高校出版学科体系较为完备，出版学硕士、博士学位设立较早。

　　健全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领域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紧跟时代需求，勇于开拓创新，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补齐短板，齐头并进，助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增强中国在出版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三、实践路径：面向未来的探索突围

　　在出版学科建设方面，我们更应该有信心破除对西方学术理论的迷信和盲从，强化主体意识，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实践路径，让中国的出版学科和出版理论走向世界，服务人类。

　　注重学科理论加强原点性问题研究

　　出版业的发展是出版学科发展的基础，“实践性”是出版学科的重要属性。笔者认为，出版就是通过出版技术将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结合，实现信息的复制传播的行为，其本质是对人类知识、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的过程和活动，出版具有文明、编校、科技、经管、传播、实践六大基本属性；出版的载体、符号、技术、活动及成就是出版研究的四大维度，也是出版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外延和学术边界。

　　端正学科范式将编辑出版学正名为出版学

　　自近代以来，出版人在理论探研和出版实践中耕耘接续，才渐续筑起当下出版业和出版学并峙双峰。编辑虽是出版全流程中最具文化特征的中心环节，但不能因此否认出版和编辑的隶属包含关系。

　　强化顶层设计将出版学升级为一级学科

　　“编辑出版学”学科归属乱象仍存只有将“出版学”顶层设计为一级学科，使其与文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并列，才有可能使该学科得到应有的快速发展。

　　用“三原一方”理论统筹学科布局

　　“三原一方”是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核心架构的基本逻辑框架，这四者构成学科的基本支撑。出版学的学科构成也应该由出版史、出版原著、出版原理及若干出版方法论课程共同组成。

　　融通“政产学研用”培养时代所需人才

　　构建中国特色出版科学体系，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培养出版人才。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渐续加大了对出版人才培养的力度，以国家级、省级、行业内高校及人才规划项目选拔培养人才。

　　追踪前沿科技 深入研究虚拟出版的内涵和规律

　　人类出版历经“硬质”和“软质”出版阶段，已然跨入“虚拟”出版阶段。短短100多年，虚拟出版已走过桌面出版、电子出版、音像出版、数字出版等不同形态，随着互联网、物联网、3R（VR/AR/MR）、5G、大数据、云计算、移动通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被迅速应用于出版领域，虚拟出版正向其高阶形态的人工智能出版和“大脑意识出版”精进。“录”“显”技术基本成为虚拟出版的代表性技术，人类的主要阅读形态开始从“读书”转向“读屏”。

　　四、结语

　　中国出版曾长期居于世界巅峰，中国造纸术和系列印刷术经由“一带一路”传布世界，改变着人类文化生产方式和文明累进模式。史上，中国作为全世界无可争辩的出版母国散发着无上荣光。当下，应科学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为出版更好地传扬中国文化和传承人类文明提供理论支撑和学术支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题《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历史依据、理论价值和实践路径》，《中国出版》2020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蔡毅强/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