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以争议性的选题和出人意料的剧情走向登上话题榜。原著者亦舒热度升温，同时因为“子君”和“涓生”这两个极具指代意义的名字，鲁迅《伤逝》和娜拉出走也重新被带入讨论范畴。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之间该何去何从，再次被热议。

　　并不彻底的“出走”

　　亦舒成名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相较于同一时期的都市言情作品，她的言情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往“爱情至上”的范式，强调女性的独立与尊严。即便女性在年龄、见识、经济各方面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像《圆舞》里养父与养女的爱情，《人淡如菊》里相差30余岁的师生恋，也并未写成一般的“萝莉”养成记，而是另辟蹊径由女性把握了主动权。她笔下的女性不再仰人鼻息予取予求，大多身世坎坷满目疮痍，但是有热情有活力，有野心有梦想，也有实现梦想的能力与心机。人们叫她们“亦舒女郎”，穿白色衬衫，戴男士手表，在男性世界中自如游走。她们宣布：“我赤手空拳地来到社会，如果我不踩死人，人就踩死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情愿他死，好过我亡。”她们不再是被困于奶瓶尿布厨房卫生间中的传统女性，已经走出了《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傀儡处境。

　　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鲁迅就说过，娜拉出走后，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如果想继续往前走，就要“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苏青《结婚十年》里最让人心酸之处，是主妇每每伸手向丈夫要家用钱而被奚落。提包里没有钱，走到哪里去呢？只有像张爱玲说的那样，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招呼，他们就会下来的。

　　但是，《伤逝》中子君与涓生的困境，似乎并不仅仅在于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部忘掉了。”在“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中，缺少了外部新鲜的刺激，涓生眼中的子君日复一日变得胆怯犹疑、浅薄迟钝。

　　沃尔夫说：“女性想要写作，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五百镑的年薪。”五百镑年薪指的是经济独立，自己的房间则是营造精神的独立空间。时至今日，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独立是女性独立不可动摇的根基，但并不是全部。实现经济独立的女性们在心怀骄傲的同时却有莫名的苍凉，苏青说：“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她们在出走的路上仍然不断寻求，仍旧迷茫。这迷茫来自于走出家庭后无处安放的精神寄托，也来自于突然独自应对各方面冲突的焦虑心态。

　　面对走出家庭后“亦舒女郎”们的孤独处境，亦舒一直在试图为她们寻求心灵家园和精神慰藉，但并不是十分成功。

　　事业吗？亦舒原著《我的前半生》中，离婚后的子君历经波折成长为坚强独立的女性，但是有再婚可能时仍然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事业对于她们来说更像是退而求其次的一根救命稻草，在惊涛骇浪中求生活只是逼不得已。

　　爱情吗？“只看见贵宾厅的落地玻璃窗外突然爆出一阵七彩的雨，如滴滴金丝爆炸起来，形成庞大的一朵伞形的花，向我们迎面扑过来，几乎一伸手就可以抓住它的璀璨……然而只一刹间，金属粉便纷纷坠落，如星辰般，洒往海面，化为乌有。天空归于黑暗寂静。”亦舒笔下的爱情光彩炫目，转瞬即逝，不属于普通人。爱情只是人生幻觉，终身不遇方值得庆幸。

　　生活在目眩神迷的大都市，女性们该如何面对大至物质与情感的抉择、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小至家务角色的分工、家庭冲突的态度等诸多问题，作为通俗小说作家，亦舒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给出答案。她的小说并不是救世良药——在红尘中拼杀的男女已经太累，何苦还要再和自己过不去。即便亲手调制一杯咖啡也嫌太苦，还要加点糖和奶油，冬日午后坐在沙发上听着音乐慢慢品，日子只有这样才能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