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一本在发刊词中称自己为 “不可能的”文学杂志《字花》在香港诞生，去年过了它的十岁生日。最初看似不可能的运作模式让一本当初算另类的文学杂志今天仍活跃在香港文坛，它的坚持见证了香港文学十多年的变化，当然，它本身也是香港文学鲜明和反叛的一部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去年采访了《字花》的主要创办人之一邓小桦，从《字花》十多年的成长历程以及香港本土作家的视角来谈谈这些年的香港文学。

　　严肃文学疲态中诞生的《字花》

　　1990年代末的香港严肃文学和流行文学已经区分开了。邓小桦记得，“因为市场化，那个时候的香港流行文化非常蓬勃，文学已经成为大众商品。读者的心态已然是 读书就是消闲 ，开始还消闲新写实主义，后来发现可以消闲一些更轻松的文字。”

　　相比流行文学在市场中的受欢迎程度，严肃文学就显得比较弱势。既然文学不能用来赚钱，那时香港社会普遍认为作家不懂得在社会上“混”，用粤语说就是 “不嗅米气”。文学被边缘化在香港电影中也能看得到，“导演王晶就喜欢在电影里调侃艺术家和作家，把他们都丑化成脑袋有问题的人。”

　　在《字花》创办之前的十年，香港经历着世纪末的情怀，大家期盼所有的好事情都要在此前做完，而相应地，“文学也经历了没有什么声势的十年，和上一辈有点脱节，但又不知道新的一代在哪里，怎样的文学口味才能代表青年，所以有些百废待举的味道。”

　　“而从文学杂志自身来说，当时香港文学杂志也比较弱势，这和资助计划有关。香港艺术发展局给一本文学杂志的经费只够养活一个编辑，而一个编辑做很多年的必然结果是风格很难有变化，所以不能够吸引年轻人。”

　　那时比较好的文学杂志有《文学世纪》和《诗潮》等，但《文学世纪》刊发第三年就出现了疲态，发行量变得很小。“虽然我们的作品都在那里发表，但觉得此类杂志并不能代表自己，可能和杂志的设计风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