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郑冬芳，梁晶晶，曲建利，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郑冬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能够吸引一些人的关注，和它标榜的研究“创新”密不可分。历史虚无主义的所谓“创新”，表面是观点“创新”，本质却是方法论“创新”。但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论就是一种教条主义方法论即西方教条主义方法论。西方教条主义方法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终结论”“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体现出来，正是凭借这些方法构成的西方教条主义方法论的“指导”，历史虚无主义才得以面世。

　　关 键 词：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教条主义；方法论分析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前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机理及应对策略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BKS103)阶段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9)8-0074-05

　　历史虚无主义是近几年广受质疑甚至批判的社会思潮，而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能够吸引一些人的关注，和它标榜的在历史研究中的“创新”密不可分。历史虚无主义的所谓“创新”，表面是观点“创新”，本质却是方法论“创新”。方法论不仅“主要探讨研究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程序等问题，而且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1]24因而，要了解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则必须剖析其方法论。卢卡奇说“一般的历史问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2]235，历史研究需要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2]48，但目前一些历史研究，却在淡化甚至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用西方教条主义的方法论指导历史研究。西方教条主义从西方理论的定义、公式出发，用西方的理论裁剪中国的现实和研究，如果中国的现实和研究不符合西方的理论，便认定中国的现实和研究是错误的，便要加以修正。西方教条主义方法论下的具体方法是多样的，对中国历史研究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正是凭借着这些方法的“指导”，历史虚无主义逐渐面世。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西方教条主义方法之一：“意识形态终结论”

　　虽然有观点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右翼知识分子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双重层面上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3]，但事实上，自从社会主义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较量就从来不曾停歇过，资本主义改变社会主义的想法和行动也一刻没有停止过。这种想法和行动，一开始更多地靠武力，后来就逐渐转变为“和平演变”的策略，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论”就是“和平演变”的一种。

　　“意识形态终结论”所要“终结”的并不是一切意识形态，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将社会主义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布热津斯基的“社会主义大失败论”、尼克松对社会主义的“不战而胜论”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典型代表。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适时出现，宣称“21世纪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向灭亡”“人类的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等等，“意识形态终结论”一时甚嚣尘上。

　　“意识形态终结论”进入中国后，受到了不少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学术界还是深受影响，有人甚至将其视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的先进的方法论。虽然不能说，认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人一定怀有终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想法和目的，但确实存在着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的极大可能性，尤其是当宣称意识形态终结是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出现时，其所具有的迷惑性就更难以分辨，一些历史研究在“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指导”下，逐渐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相关的研究有个特点，都是以中国近现代史为研究对象。这类研究以“意识形态终结论”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凡是和“阶级分析”“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相关的历史和研究，都被认为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因而是要不得的，是应该被批判和被“虚无”的。当然，这类研究并不一概“虚无”中国近现代史，而是有选择性地进行“虚无”，“虚无”支撑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选择共产党的历史。“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要不得，所以“虚无”就从中国共产党追溯到孙中山，再上溯到鸦片战争后的一切主张反帝的人和事，凡是和斗争沾边的，一概都是应该被否定的。

　　为了更好地体现学术性，从学理上论证“革命”“斗争”是一种“意识形态”，有人在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研究中，“生造了一个所谓‘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提法”，从而“否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我们知道，如果中国近代不是“半封建半殖民主义”而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近代的历史任务就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发展资本主义。而发展资本主义就应该走改良之路而非革命之路。对此“生造”，有学者批评道，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研究，“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理论陷阱’。因为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定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被否定了，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也就不存在了，有关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结论也都要被改写，与此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也就完全不同了”。[4]

　　20世纪90年代，托夫勒就说过，“有人大谈‘意识形态终结了’，其实，无论在全球的还是在国内的事务上，我们非但看不到这种终了，反而将看到新的意识形态加倍冒出来”[5]290。“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假借“意识形态终结”来削弱甚至搞垮对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绝对功不可没。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6]153不论历史虚无主义的认同者和坚持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意识形态终结论”不仅宣传了一种意识形态，它本身也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对抗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西方教条主义方法之二：“实证主义”

　　自孔德以来，强调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同质性，强调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的一致性，并要求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本范式研究社会科学，既成为实证主义的基本信念，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潮流方法之一。“在孔德的实证哲学中，历史学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各个部分都已进入实证状态，唯独人文科学仍游离于实证科学之外。所以他的任务就是要‘把社会现象作为不可避免地遵循那能赖以进行合理预见的真正的自然规律的东西来把握’，从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实证科学体系，用自然科学来说明人类社会。”[7]222

　　实证主义在历史学研究中的表现就是实证史学，实证史学主张通过对史料的考证解释历史，认为史学家应该像科学家一样，在考察和研究历史时抛弃个人因素，持一种客观中立态度，遵循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即所谓“如实记述”“照实录来”，超然于价值之外，不作任何价值判断。英国的巴克尔认为，“历史学家应当将历史看作自然科学，并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寻找历史规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科学的思维与方法是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关键，‘离开了自然科学，历史学也不成其为历史学’。……在巴克尔看来，社会领域是自然领域的延伸，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学科。”[7]224早期的法国史学家古朗治“相信历史研究就和数学研究一样，只要把数学论证形式和逻辑原理运用于史料分析，历史研究过程实际上便已完结。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揭示，而不是去解释……他曾经对其学生说，‘这不是我在讲话，而是历史通过我在讲话’”。[7]227客观地讲，实证史学的出现，对纠正史学哲学化确实起到了不小的进步作用。

　　实证史学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中国曾经历了4次实证史学思潮，20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20世纪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重视史料考据、重视历史事实的思想倾向)，20世纪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热(陈寅恪、陈垣热，主要是“陈寅恪热”)。[8]进入21世纪，实证史学的影响有增无减，尤其是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发现，用史料对历史问题进行考据和研究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考据和研究对人们了解一些历史细节，丰富历史学研究，是有不少益处的。但一些研究“致力于”挖掘中国近现代史中和主流认识、主流历史观相反的东西。粗看这些研究，可能会觉得这是在用史料说话，是在“还原历史真相”。但问题是关于一个历史事件的史料有许多，而撇开历史的全貌，撇开历史发展的主流，挑选少数甚至个别的历史事实，就改写或重新构建一个历史观，这种改写和构建的可信性和科学性何在?如果任何历史研究都只寻找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同样可以找出更多的证明相反观点的实例，改写过的历史随时可以再被改写。对此列宁早就有过评价，“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9]364但有选择性的实证，却是历史虚无主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种常用手法，所以认定这种研究是“以偏概全、以细节概括整体、以支流替代主流、以个别现象否认本质”是有道理的。

　　实证主义史学主张研究应超然于价值判断之外，保持“价值中立”，但这种对史料的有选择性的实证，很难说是价值中立的。与自然科学不同，“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科学研究几乎是不存在的，历史学也一样，将历史研究和自然研究等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几乎不可能。新康德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李凯尔特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自然科学是价值无涉的领域，而社会文化科学则是价值的领域，历史研究不能摆脱价值，“我们通常希望而且能够撰写的仅仅是关于人的历史，这个情况已经表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受价值指导的，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10]76“史学作为知识系统来说，其内容为过去的实际，其目的在于求真；而史学作为价值系统来说，其功能在于为今人的实际服务。”[11]19

　　在历史研究中，史学家面对的并不是历史的全部，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片断，史学家在众多的史料中根据一定的原则将史料作适当的安排并理出历史脉络，赋予没有任何意义的史料以意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无数，对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怎样的安排，都体现了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实证主义史学不过是“以为自己的研究是纯粹客观的和超越偏见的科学活动”，但实际上，却“暗自已经把某种抽象的原则和理念追求作为自己看问题的视角和从事历史学实践的出发点了”，并“以客观研究的外观遮盖了自己的价值定位和意识形态的诉求，以致最后历史学家也真地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当成了绝对的客观知识。”[12]

　　历史研究离不开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3]379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立场自觉，而一味沉醉于所谓的‘历史真相’，那它极有可能被某种隐性的价值和政治立场所裹挟”。[14]不但有可能被裹挟，甚至有在否定史学研究具有价值性的同时，为自己研究的价值立场“洗白”的嫌疑，即否定目前历史研究的价值立场而重新塑造其所希望的价值立场。

　　三、历史虚无主义的西方教条主义方法之三：“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一种思潮，其目标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性。直到今天，学界对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在后现代主义是反现代性这一点上，大家的看法还是一致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对，主要体现在对现代性的“解构”(deconstruct)上。在“解构”的旗帜下，后现代主义“破权威”“去中心”“反本质”“反规律”，对现行的一切进行全面的怀疑和彻底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就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致力于对历史学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其“解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解构，一是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后现代主义史学否认史学的客观性，将历史看作一种解释。

　　在后现代主义史学那里，历史是史学家书写的结果，是史学家所建构的。建构离不开语言，语言都带有修辞和虚构的功能在内，从这点上看，历史和文学并无区别。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说：“历史写作采用的是叙述的形式，这就与文学相差不远，因此为了使叙述顺理成章，史家就不得不或不自觉地编排史实，设置情节”[15]108，由此，史学研究的客体就有了“文本”的性质。而文本产生后就和外界和作者没有了关系，变成了独立存在的“文本”，因此，“不再有作者，也不再有著作，有的只是各种‘文本’”。[16]281面对同一文本，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解释”成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共识。“这自然也意味着扮演重要角色的不再是写作‘文本’的人，而是阅读‘文本’的人。主动权由作者转移到读者”[16]281，历史变成了可以由读者任意解读的东西。后现代主义史学不但否认历史的客观性，也对“宏大叙事”(及背后的历史规律)采用否定的态度。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就将“后现代”一词定义为对于宏大叙事的质疑，认为宏大叙事无法包容一切群体和事物，造成了对被遗漏者的不公平。而在利奥塔眼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即是一种宏大叙事。

　　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传入中国，对史学研究造成很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史学主张读者可以任意阅读历史文本和质疑宏大叙事都被运用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有些历史研究运用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方法，热衷于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重新解读，“重评历史”“重写历史”一时成为潮流，而“重评”“重写”首当其冲的就是方法论的重置，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论被“人性论”的方法论所替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立场被价值中立的立场所替代，关注历史发展规律被关注非主流现象所替代。

　　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评”“重写”呈现出“点—线—面”的结构特点，从“重评”“重写”一个个的点到一个个的线，再到一个个的面。这里所谓的“点”是指具体历史人物，所谓的线，是这些历史人物背后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段，所谓的面，是点和面串起来所构成的历史过程和历史面貌。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人物的“重评”“重写”通常表现为对已有定论的正面历史人物的负面解读和对负面人物的正面解读。对于正面人物，往往采用反讽和戏谑，恶搞和贬损的手法，放大正面人物的小节，有意挖掘他们的负面材料，一句话，丑化正面人物。而对于反面人物，则刻意彰显其所谓的“被遮蔽”的“人性”一面，用反面人物的私德替代其公德，突出反面人物面对时势的不得已性，一句话，美化反面人物。在断章取义和相对主义标准下的“重评”“重写”，目的在于引领公众形成历史人物“好人并不好，坏人并不坏”的认识。

　　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人物的“重评”“重写”，必然和其对历史事件的“重评”“重写”相关联，因为没有离开历史事件的历史人物，也没有离开历史人物的历史事件。在“重评”“重写”一个历史人物时，就会指向其背后的历史事件，而在“重评”“重写”一个事件时，也同样必然指向这一事件中的历史人物。历史虚无主义在“重评”“重写”历史中，不是看大局和总体，而是纠缠于一些历史细节或有意遮蔽某些历史事实，或有意放大某些事件中的小过失，或故意美化有些事件的微小功劳等，以达到其重写历史的目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的“重评”“重写”表面上只是针对一些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但显然并不会停留于此。历史是由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构成的，如果抽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历史就真的变成了“虚无”，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评”“重写”，不论重写者承认与否，一定会延伸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背后的历史，而历史就是“面”。这种“重评”“重写”专注于“碎片化”的历史细节，割断了历史的连续性，消解了历史的完整性，对历史发展规律更是避而不谈，借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将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重评”“重写”的结果，必然会抛弃既有的历史判断和评价标准，否定既定的历史结论和历史面貌。“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7]2事实也是如此，后现代主义史学通过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重评”“重写”果然得出了和已有观点不同的结论，从否定“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向否定社会主义，从反思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向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出发，走向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终结论”“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是3种不同的史学研究方法，3种方法各有自己的侧重点和特点，有些方法之间似乎还存在矛盾，但他们却在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这里得到了统一，3种方法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西方教条主义方法论。当然，历史虚无主义只是我国史学研究的支流，但对此支流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尊重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但对国外的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1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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