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思想政治教育 >> 基本原理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
2020年08月17日 14:59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年第6期 作者:王威 字号
2020年08月17日 14:59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年第6期 作者:王威
关键词:恩格斯;《导言》;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摘要:恩格斯所著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具有十分丰厚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

关键词:恩格斯;《导言》;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恩格斯所著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具有十分丰厚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他在文中阐述了以往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性和虚假性,论证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当性和可行性,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关系,并在一定意义上提出了反对思想政治教育“万能论”的思想。同时,恩格斯在文中还谈到了普选权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瓦解敌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主要方法。因此,《导言》是体现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重要论著。

  关键词:恩格斯 《导言》 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王威,昆明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9)06-0027-005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为柏林出版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而作,是恩格斯生前最后一篇理论著作,也是研究晚年恩格斯思想的重要论著之一。恩格斯在《导言》中结合形势的发展,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作了新的论述,同时也对思想政治教育作了深入的论证。因而,这篇文章是体现恩格斯晚年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重要论著。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以往的历史中具有普遍性和虚假性

  思想政治教育在历史上普遍存在,还是仅仅存在于某个历史时期;它是各阶级普遍采用的实践形式,还是某个阶级的专利;这些问题是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恩格斯通过总结历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在以往革命包括资产阶级革命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都是为了争取群众,从而实现少数人的利益,因而具有虚假性。

  首先,以往的革命都是少数人的革命,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依照少数人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恩格斯指出:“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1](P538)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以往的革命都是少数人发动的,这种少数人的革命无关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可以想象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应该不会很高。但是从理论上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因此,任何一个阶级、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都要争取人民群众,仅仅依靠少数人是无法完全革命并实现革命目的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少数人在发动革命时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这样,以往的革命者就不得不面临一个矛盾:一方面,因为革命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不大,人民群众革命热情不高;另一方面,革命又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这必然要提出如何发动绝大多数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使少数人的革命获得道义上的支持、人数上的优势,也就成为少数人的必然选择。这是以往历史中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普遍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少数人”利用绝大多数人的复杂心态制造假象,并获取革命的“合法性”。恩格斯认为,因为每次少数人的革命都使得少数人的集团上台,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安然听之任之。”[1](P538)这告诉我们,在少数人的革命面前,多数人也就是人民群众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革命的参与者,这些人“被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花言巧语所欺蒙”;[1](P539)另一类是对少数人的革命采取默许的、消极的、被动的态度。但是无论哪一种类型,其实都成为少数人利用的工具,因为,“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1](P539)这样,少数人的革命就获得了“合法性”,革命力量也壮大了。这其实正是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达到的效果。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从道义上来讲,是十分错误的,但是从技术上来说,又是十分巧妙的。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向我们生动地诠释了少数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当然,为什么人民群众会有复杂的心态,为什么少数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总能够取得成功,恩格斯没有明确指出,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人民群众彼此信息的不对称、少数人的欺诈式宣传、少数人发动革命的时机和背景以及革命形势等都会影响到大众对待革命的态度。也正是有这些“便利”条件,少数人才能够将虚假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得淋漓尽致。

  再次,“少数人”中的激进派会提出一部分符合人民群众利益或表面符合人民利益的主张,进而再次利用人民的心理,得到人民的支持。恩格斯认为,少数集团利用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的暂时胜利,但是少数集团又不是铁板一块,又有不同的利益和主张。于是,少数人会进一步分化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温和派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另一部分则想继续前进。于是,激进派就会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表面的利益的。”[1](P539)据恩格斯分析,激进派有时也会在斗争中占据上风,但最终会流于失败。于是,失败的激进派则采取“高呼有人叛变”,这也是为了得到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当然,经过失败后的又一次革命,激进派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不要指望这会使人民群众的诉求得到满足或者部分满足,因为,“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有通过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而一旦达到这一点,从而实现当前所必需的东西,激进派及其成就又从舞台上消失了。”[1](P539)恩格斯在这里十分深刻地指出了少数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利用人民群众,进而实现革命、分化、再革命,最后流于保守,并最终背离人民群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多次充当着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当然,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实际上也是对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高度概括。

  最后,资产阶级革命也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其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具有虚假性。恩格斯强调:“从17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1](P539)这就是说,与以往的革命一样,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少数人的革命。因此,资产阶级无论是在革命前为了实现革命目的,还是革命取得胜利后出现的分化,以及分化后激进派和温和派的斗争,都离不开争取人民群众的工作,这些争取群众的做法都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具有虚假性,在这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这一少数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

  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

  在《导言》中,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作为以往少数人的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立物出现的。如前所述,恩格斯认为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普遍性和虚假性,但他对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则持十分客观的态度,认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正当性和更大的可行性,但是在实践中也有可能面临困难挑战,同时,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正当性。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所决定的。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P3)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它的活动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导言》中,恩格斯进一步阐释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思想。他以1848年革命为例并指出:“虽然这次革命是由少数人领导的,但这一次已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而进行的革命。”[1](P539)这就指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根本目的所具有的正当性。

  第二,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更大的可行性。恩格斯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在以往的历史中“如此容易”[1](P539)被少数人的花语巧语所欺蒙,那么,对于反映人民群众自身利益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1](P540)很显然,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是持十分乐观的态度的,认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难能可贵的是,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不仅作了理论上的推断,而且还将1848年和1895年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情况作了对比,以实证的方式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他指出:“在1848年,哪怕只是稍微懂得一点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白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1](P539)“那时存在的是许多模模糊糊的宗派福音及其各自的万应灵丹;现在则是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地表述了斗争的最终目标的理论。”[1](P541)这都充分表明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体现出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反映自身利益的理论所具有的天然亲和力。

  我们发现,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与后来列宁提出的“灌输论”具有理论上的承接关系。如果说列宁的“灌输论”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那么,恩格斯这里强调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为“灌输论”作了理论的准备。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必要性和可行性缺一不可,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可行性的论述、列宁的“灌输论”,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的理论支撑。

  第三,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会遇到困难和挑战。虽然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持乐观的态度,但是在复杂的革命形势面前,他也十分冷静地考虑到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但是他对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充满信心。恩格斯指出:“当幻想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几乎总是,而且往往很快就变为心灰意冷,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虽然这些利益当时还根本没有为这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亲眼目睹而令人信服,一定很快就会为他们所认识。”[1](P540)这就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但是由于革命形势千变万化,这必然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一系列的挑战,特别是当革命处于低谷的时候,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变得更加困难,原来取得的教育效果也有可能受到干扰,甚至可能出现人们思想水平的倒退。尽管如此,只要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坚守原有的为人民谋利益的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一定会使人们信服马克思主义。今天再来回顾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其现实意义表现得尤为突出。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多次重大的进步,也遭受了多次严重的挫折。每一次挫折都使一些人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但是通过继续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又使人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并成为人们的信仰,其原因也在于此。

  第四,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使少数人革命变为多数人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恩格斯认为,在1848年革命时,无产阶级队伍中懂得自身解放的人是屈指可数的,这时的革命斗争在形式上也是少数人的革命。但是1848年以后出现了少数人革命变为多数人革命的有利条件:一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信服;二是1848年以来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三是无产阶级“有了经验教训已经变得聪明起来”。恩格斯强调,“在这些条件下,难道不是完全存在着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的前景吗?”[1](P540)可见,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抱有极大的期望,认为它是使革命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取代革命策略

  虽然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持肯定的态度,但作为一个冷静的思想家,恩格斯决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取代一切,思想政治教育也不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决定因素。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设想,在1848年至1850年间,无产阶级具备以一次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的一系列有利条件,而这些条件中就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即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人民群众确认这一反映无产阶级真正利益的理论。但恩格斯认为,这种带有决战性质的革命策略在现在看来是不符合实际的,无产阶级必须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调整革命策略。这也是恩格斯《导言》一文的主要观点。

  一方面,恩格斯认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1](P540)1848年以来,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俄国、德国等国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欧洲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此1848年至1850年并不是突袭式革命的有利时机。这证明马克思、恩格斯过去认为的革命策略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恩格斯认为,1848年以来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对革命形势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主要包括:阶级关系变得更加明朗,形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把他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两个阶级的斗争从局部地区扩展到几乎全欧洲;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得到人们的公认;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群众的觉醒,形成了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其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但是恩格斯强调,这样的形势“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1](P541)因此他认为:“从下面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从上面进行革命的时期。”[1](P541)这是无产阶级想要取得胜利必须采取的新的革命策略。

  需要说明的是,恩格斯在这里用了大量篇幅论证以往的想法是不对的。但是他主要是针对革命策略来讲的,而不是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推翻了以往关于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观点。从理论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革命策略。革命策略如果出了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做得再好,也不会取得革命的胜利。简要地说,恩格斯这里将1848年至1895年革命形势的变化作了对比:之前他和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应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革命形势对无产阶级是总体有利的;而到1895年前后,马克思主义确实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公认,无产阶级队伍也得到了壮大。但是这都不能用过去的斗争策略来实现无产阶级的目的。因此,恩格斯在《导言》中关于无产阶级新形势下革命策略的论述,其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就在于,他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是不能被无限夸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包含着反对思想政治教育“万能论”的深刻意蕴。

  四、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时采取多种形式

  恩格斯在《导言》论述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时,也谈到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许多具体形式。他从一般意义上讲了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又对武装起义这种革命方法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他从肯定的意义上讲了普选权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论述了争取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充分体现了恩格斯因时而变、因势而变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态度。

  第一,普选权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普选权的历史很长。由于许多方面的原因,普选权最终变得声名狼藉,也一直被各国工人所厌恶。但是,恩格斯以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德国为例,说明了争取并利用好普选权不仅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策略,而且认为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和阵地,具有重要的意义。

  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人“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1](P544)就是使普选权“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1](P545)通过使用普选权,德国社会民主党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增长,得到了许多方面的益处,这就使德国成为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

  同时,恩格斯还着重论述了普选权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为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1](P545)二是“在竞选宣传中,它给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手段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1](P545)三是“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1](P545)可见,恩格斯实际上把普选权作为国会宣传的手段、深入群众并对群众进行宣传的手段、表达自己观点的重要阵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起义军可以用道义动摇对方士气,使起义获得胜利。恩格斯在《导言》中对筑垒巷战也就是旧式的起义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政府军队的人数、人员编排、作战指挥、战术安排、武器装备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对起义军十分不利的变化,而当局者也最希望看到无产阶级走上街头、发动起义。恩格斯认为这种起义已经大大过时了。

  但是,恩格斯关于起义的论述包含着他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思考。他讲道:“对起义者而言,关键在于用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胜利。如果做不到,那么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示出装备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兵力调度得当和遵守军纪等长处。”[1](P546)他还讲道:“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的,就获得胜利;否则就遭受失败。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这也是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1](P547)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恩格斯这里谈的正是瓦解敌军的问题,这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争取农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恩格斯都将革命的主力局限在了工人阶级,这也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后来马克思在《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都以法国为例对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不仅存在着转向革命的可能性,而且还是城市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因此,争取农民加入革命队伍,是总结1848年革命教训进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目的的必然选择。这其实已经提出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恩格斯在《导言》中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

  恩格斯认为,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法国的军队力量较弱,但是争取农民也是十分重要的。他强调:“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除非预先把人口中的主体——在这里就是农民——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1](P550)对于如何争取农民,恩格斯指出:“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这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经有50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经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1](P550)很显然,恩格斯这里也是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转变这一总基调,论述了争取农民的重要性,并阐述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综上所述,恩格斯所著的《导言》一文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笔者认为,恩格斯在《导言》中不仅对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了深刻阐述,表明了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而且《导言》一文对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是一篇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义的重要文献。

  一是有助于准确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学术界历来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前者指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实践活动,后者特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或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如前所述,恩格斯在《导言》中对以往历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展开了全景式的论述,他揭示了历史上的少数人为什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怎样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表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历史上的普遍性。这告诉我们,虽然在特定的语境下可以使用不同涵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但是我们更应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思想政治教育。

  二是有助于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属性。在《导言》中,恩格斯明确将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以往历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立物,认为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立足实现少数人的利益,而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恩格斯在《导言》中通过论述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的虚假性以及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正义性,表明了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不同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立场不同。

  三是有助于深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恩格斯在《导言》中对两种思想政治教育作了充分的比较。他既揭露了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的虚假性,又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持十分客观的态度。他从价值层面批判了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从技术层面分析了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功”的原因;同时,他也从价值层面肯定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从技术和策略的层面研究了单靠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原因。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对深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启示。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我们既要关注价值层面,也要关注技术层面,要在研究中深入分析技术和价值的各自特性以及二者的内在联系,并揭示这两个方面在不同阶级、民族、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形式。

  四是有助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恩格斯的《导言》是一篇总结经验性质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总结了1848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也总结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恩格斯在《导言》中围绕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转变,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式。这就告诉我们,实践在不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一成不变,必须围绕革命任务、革命策略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和方法,这样才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作用。因此,恩格斯的《导言》一文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也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

姓名:王威 工作单位:昆明理工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