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数据下载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社科动态
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校的中外研究比较
2014年06月26日 10:29 来源:《理论研究》 作者:庄虔友 杨束芳 字号

内容摘要:机构研究始终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中国政治学研究也有重视机构研究的传统。一、国内关于党校的研究国内对党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与培训工作的论著,很多涉及到党校的内容。这方面比较代表性的著作有:杨延廷等主编的《党校工作概览》对党校教育的历史发展、党校教育的性质、地位、规律、特点,党校教育体系的结构,党校管理以及党校相关文献做了较全面的整理,并提出了“党校教育是党的重要的建设机制”,“鲜明的政党性”是党校教育的最主要的特点.二、国外关于党校的研究与国内关于党校干部培训的研究注重于党校本身的历史、结构、教育规律的研究不同,国外关于党校和干部培训的研究一开始就是将其放在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中,党校只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一个视角。

关键词:研究;党校教育;干部教育;干部培训;中共;中国共产党干部;中央党校;党校系统;延安;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

  机构研究始终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中国政治学研究也有重视机构研究的传统。但在中国政治研究中,有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机构,却长期淡出研究者的视野,这个机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校系统。

  之所以说党校系统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机构,主要基于以下认识。首先,党校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相伴而生并不断发展的重要机构。从建党之初起,党校的建设发展历经中央苏区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建国前后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基本保持了近90年的连续发展,而且始终是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机构而存在的。在功能定位上,党校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以及党的理论政策的重要阵地,是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锻炼的熔炉,是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自党校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对党校教育十分重视,始终把党校教育作为党的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党校这个阵地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

  其次,党校系统也是一个特殊机构。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党校是列宁主义政党所特有的机构,党校教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特有的现象。党校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党校教育鲜明的政党性。党校教育是党直接创办和主导的,兴办党校、培养干部,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从组织结构和领导体制来看,党校系统的组织结构始终与党的组织结构相一致,并随着党的组织结构变迁而变迁。党校的性质任务、地位作用以及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招生对象、教学内容都体现了鲜明的政党特性;从教育的对象来看,党校教育的主体是党员领导干部,是政党的精英和骨干;从教育目的来看,他们接受党校教育不仅仅在于提高业务知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增强党性锻炼,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总之,党校教育的全部活动都是围绕着党的中心任务展开的,都是围绕着提高教育对象的党性而进行的,“党校姓党”是对其性质的最准确的概括,也是其不同于一般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根本特点。

  这样一个重要又特殊的机构,党校系统却极少被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不仅在国内极少有学者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对党校开展研究,在国外也很少有人将学术兴趣聚焦于此,海外中国研究文献虽然汗牛充栋,但专门针对党校系统的学术研究著作却不多,仅仅是最近几年,在海外中国研究团队中才陆续有学者开始把研究视野转向党校及其干部培训问题。但相关研究也仅仅是探索性和介绍性的,对党校系统的研究还远未深入。就此而言,加强对党校的研究,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一认识前提下,本文试对目前国内外关于党校研究的状况作简要的综述性分析,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一、国内关于党校的研究

  国内对党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与培训工作的论著,很多涉及到党校的内容。这类研究一般是在传统党史研究的理路下,对党的干部培训与教育做历史进程式的描述。如陈风楼在《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史纲》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的历史,对党的干部教育作了深入的阐述,其中涉及了不同时期党校的干部培训工作,对党校干部培训的内容和过程作了简要介绍。[1]李小三等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简史》中,则对中共建党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党的干部教育的政策与发展的全貌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2]吴林根、石作斌在对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历史全面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80年的历史经验,对党校干部教育思想作了概述,对新世纪中共干部教育作了展望。[3]肖东波著《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纲》,[4]张蔚萍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史》对不同时期党校办学情况做了穿插介绍。[5]在此类研究中,有些著作以某一具体历史时期党的干部教育为研究焦点,其中尤以研究苏区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干部教育为主,如陈桂生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对根据地干部教育做了分类叙述;[6]张腾霄等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干部教育的理论政策、实践内容、学校类别、区域类别做了总括性介绍;[7]贾洪武主要对延安干部教育特点作出概括总结。[8]此外,有不少学位论文涉及到党的干部教育这一问题,如王红霞的《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转型研究(1949-1956)》;王艳春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职干部教育研究》;李跃新的《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李波的《当代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规律研究》;惠海涛的《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等。[9]

  二是有关党校教育历史的直接论述。这方面的研究内容较多,其中党校校史是此类研究的主要内容。目前除中央党校外,全国各省级党校以及很多市级和部分县级党校都有校史出版,其中省级党校的校史最为全面。这些校史著作大多是由各地方党校组织专家学者,根据各自保存的档案材料整理编写的,不少校史撰写严谨,史料较为翔实,对于研究各地方党校的发展历史和党校教育教学经验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除各种党校校史外,在党校历史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有王仲清的《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10]该书分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对党校教育的历史进行了概述,其他部分则收集了有关党校教育和干部培训方面的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该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党校教育史研究组编著《延安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一书,对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审干运动的过程做了简要介绍;[11]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编写组编的《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则以当事人回忆录的形式对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做了回顾。[12]郑志飚的《延安时期的党校教育》论述了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发展历程、办学特点以及现实启示。[13]张小莉的《中共最早的党校———北方区委党校》则较全面的介绍了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建设发展的过程。[14]有些学术论文中,学者对不同时期的某一个具体党校进行了个体史料研究,并从中总结了个别党校的实践经验。如李忠全、宋易风在《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一文中,比较全面的总结了延安中央党校的教学规律和经验。[15]晏义光、陈上海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办学特点》一文,总结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五个办学特点。[16]一些文章研究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对不同时期党校所作贡献,如,双传学在《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学校干部教育》中论述了毛泽东同志领导创办了中央苏区包括党校在内的各种学校,对这些学校的教育也作了介绍。[17]周大仁在《刘少奇与党校建设》一文中,将刘少奇对党校建设的贡献总结出了四个方面。[18]刘维菱在《张闻天与中央苏区的理论宣传及普及工作》一文中,总结了张闻天从1933年到1935年两年时间里对中央苏区教育所作的贡献。[19]谭幼萍的《试论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的马列主义文化教育实践》一文,主要阐述瞿秋白为中央苏区制定的教育路线、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教学方法等内容。陈福今在《陈云干部教育培训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对陈云的干部教育思想做了系统的阐述,其中部分内容与党校建设有着紧密联系。[20]另外一些文章则对党校历史做了考证工作,如李元卿的《我党党校的由来及名称的历史演变》,[21]王仲清的《关于中共临时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22]近几年一些学位论文也涉及党校教育发展的历史,如纪雪艳的《延安马列学院研究》,张春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校建设研究》等。[23]

  三是关于党校实践经验与教育规律的总结性描述。此类研究多以实践工作经验为基础,对党校干部培训的经验进行系统性总结,对党校教育规律进行探讨研究。这方面比较代表性的著作有:杨延廷等主编的《党校工作概览》对党校教育的历史发展、党校教育的性质、地位、规律、特点,党校教育体系的结构,党校管理以及党校相关文献做了较全面的整理,并提出了“党校教育是党的重要的建设机制”,“鲜明的政党性”是党校教育的最主要的特点,“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着党校教育的任务”等观点。[24]刘家骐等著《党校教育原理概论》从党校教育的产生发展、党校教育的本质、党校教育的特点、党校教育方针、党校教育结构、党校教育途径等方面比较全面的阐述了党校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如:“党校教育是党的建设机制和党员干部素质完善和发展的工具”,“党校教育具有双重属性,即党的规范性和学校教育性”,“党校教育为党的建设和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反映了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的需要”等,这些论点对于认识党校功能具有一定启发。[25]陆沪根主编的《党校教育规律研究》较为系统的论述了党校教育规律的价值与内涵,并提出党校教育的若干规律。[26]徐文震等的《党校党性教育流程研究》对党校的党性教育进行了结构化的分析,详细阐述了党性教育的理念、内容、形式、方法等。[27]蒋南翔的《党校教育正规化的探索与实践》对改革开放初期党校教育正规化建设中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28]何志清的《经济发达县党校干部培训研究》则站在党校工作组织者的角度,就党校干部素质要求、干部培训内容、干部教育的方法等提出了要求式建议。[29]杨魁、马建新等编著的《从计划培训到需求培训的变革:一个基层党校“双向自选培训”的实践与探索》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对新时期基层党校“双向自选”培训模式的探索经验进行了总结性研究。[30]另外,冯炳勋的《党校教育学》,孙士杰主编的《党校文化建设研究》,谈宜彦等编著的《党校教育工作八论》,杨春贵的《党校教学论》,虞云耀的《党校工作实践与思考》,张春国主编的《党校教学管理初探》等著作也分别从教学、管理、文化建设、学员思想等不同侧面对党校教育培训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和理论探讨。[31]

  总之,从国内关于党校干部培训的研究来看,虽然研究成果不少,但基本上局限于对党校及干部培训的历史过程描述和实践经验总结,仅有的一些理论探讨著作也是就党校本身进行分析,并未涉及到政治理论层面。此类研究大多缺乏社会科学层次上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研究概念和理论工具,不能从学理上较为有效地分析党校培训与政党发展变革和国家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能有效解释党校培训的政治功能与意义,缺乏理论深度和解释性。

  二、国外关于党校的研究

  与国内关于党校干部培训的研究注重于党校本身的历史、结构、教育规律的研究不同,国外关于党校和干部培训的研究一开始就是将其放在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中,党校只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一个视角。在这一研究路径下,国外学者对党校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研究党校本身,而是试图通过对党校的研究透视和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内部运作机制和自身的发展变化。在研究方法上,国外的研究特别强调社会科学方法和概念的运用。

  国外对党校和干部培训的研究,早期主要聚焦于干部学习培训与中国共产党内部关系、自身发展以及与中国革命发展的关系。David Leroy Li-den试图从干部教育的角度透视延安时期党内派系斗争的形态:他认为干部教育是党内派系争夺权力的焦点,延安时期中共两种干部教育模式的出现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主的派系与以王明为主的派系在政策方向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作者认为,对干部教育权的争夺表明学习教育是作为党的权威的工具性价值而存在的。[32]Jane L?Price则将学习培训作为中共组织培养干部应对问题挑战的传统手段,她以探讨中共领导干部训练与中共革命成功统一中国之间的关系为中心问题,详细研究了中共从建党之初到延安时期的干部训练,解释了中共缔造领导人的方式。她的研究结论是 :对领导干部的系统训练为中共提供了组织能力上的准备,有助于协调社会的多样性与组织的统一性,确定党的总目标与军事、行政、动员活动特殊目标的关系。[33]

  以上研究多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成果,其关注的焦点是干部教育与中共党内派系关系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问题。此后,随着国外中国研究兴趣的转向,对干部培训的研究关注大大减少。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大发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的不断加强,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党在中国研究中的地位,认识到党在中国政治中的核心作用,开始把研究兴趣转向中国共产党本身,并提出了“把政党带回来”的口号,实现了“以党为中心”的中国政治研究路径的转变。[34]在这种研究路径转换的前提下,一些西方学者对干部培训尤其是作为干部培训主体的党校系统的研究又重新兴起,其关注焦点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近几年较多关注中国党校系统,并自觉将其作为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要数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彭柯(Frank N. Pieke)。沈大伟的研究聚焦于党校的组织结构与政体功能。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沈大伟指出: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党校系统并未被西方中国研究学界很好的了解,对中共党校系统的学术研究还很薄弱。为此,他在文章中对党校系统做了结构性的介绍工作,并认为党校培训是提高干部技能、传达意识形态与改革政策的重要机制,同时党校,尤其是中央党校作为思想库在政策创新与理论创新上的作用也积极明显。[35]

  同沈大伟一样,彭柯也对中国的党校系统给予较多关注,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从2004年到2007年,彭柯先后在云南省委党校及云南其他市县区党校进行实地调查和观察访谈,并以此为基础,陆续撰写了一系列以党校干部培训为研究视角的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彭柯对党校的功能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党校培训不只是简单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行政官僚,而是在新形势下训练干部党性与获取干部政治忠诚的工具,干部在党校中的学习更大程度上是权力文化的体验:通过学习官方话语与中央保持一致以表达忠诚、干部身份认同的优越感、非正式人际关系的形成乃至行为语言举止上的社会化。他认为干部培训最重要的作用是培育认同感,干部在党校受到党的精英文化的熏陶,让他们感觉与众不同。因此,党校的教育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干部对党的归属感。另外,彭柯还强调了党校的另一个潜在的功能,即在党校学习的过程中,干部通过课外聊天,做运动,参加活动等形式,可以建立起广大和密切的关系网,他进而认为通过党校学习建立起来的这个关系网是中国行政体制的重要润滑剂。[36]彭柯关于认同、权力文化体验和关系网的观点,在党校研究中具有相当的创新性,对加深党校政治功能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作为人类学家的彭柯更注重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和访谈、问卷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纯文献资料分析的缺陷,研究方法更加严谨,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上也更好。  

  同样关注党校教育问题的Alan P.L. Liu,则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党校课程内容的分析上,通过对中央党校课程变化的分析,他证明中央党校经历了一个再生和世俗化的过程;但他认为这一世俗化只是加强党统治的方式,在他看来党校课程的发展是为了培养既有政治认同又有现代管理知识的理想干部,而这些干部的理想信念与追求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37]Ignatius Wibowo与 Lye Liang Fook则以中央党校的适应性为考察重点,在全面论述中央党校发展过程的基础上,认识到中央党校在发展方位与课程内容上的调整,并认为中央党校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干部培训机构不仅引导着干部意识形态上的认识并促使干部熟悉各种应对环境变化的现代知识,同时也塑造了高级领导干部的国家认同而使干部能超越狭隘的利益与关系,在同一种话语体系下维持领导干部队伍的团结和中国的团结。[38]另外,Sun Jianrong在其博士论文中,运用量化分析方法,试图探讨党校学员背景与态度动机的关系,分析学员的工作经历、教育背景以及党龄对学员党校学习的态度与动机的影响。[39]

  总起来看,国外对党校的研究,就研究方法、理论工具和学术概念的使用等方面来看,相对于国内的简单描述和经验总结性的研究,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性,其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党校的政治角色,认识党校培训的功能和意义都具有重要的启发。但目前国外关于党校的研究才刚刚引起重视,其研究基本目的在于通过党校及其干部培训的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以及中共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的适应能力进行理论解释。其研究的问题意识是明确的,结论也具有启发意义。

  国外对党校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资料利用上还不够丰富,用以研究的资料大多为二手间接资料,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结论的可靠性。二是局限于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校系统功能研究来分析中共在市场转型条件下的适应性。

  笔者以为,党校的干部培训作为中共长期坚持的制度形式,不仅仅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转型中作为中共适应性的一种方式和机制,而是体现了中共一贯的适应法则。中共的适应性变革也不仅仅发生在改革开放后,而是贯穿于其成长发展的过程中,从服从模仿苏联的“本本主义”政党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独立政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不同程度的进行着适应性调整。因此,从党校教育的整个发展历史分析和观察中共的适应性,对于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共作为列宁主义政党独特的适应机制,对于更深刻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自身的发展变化,并通过中国共产党自身适应性变化,分析中国政治本身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凤楼.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史纲[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3.

  [2]李小三.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3]吴林根,石作斌.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4]肖东波.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5]张蔚萍.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6]陈桂生.中国干部教育(1927-1949)[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张腾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8]贾洪武.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9]王红霞.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转型研究(1949-1956)[D];王艳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职干部教育研究

  [D];李跃新.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D];李波.当代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规律研究[D];惠海涛.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D].

  [10]王仲清.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11]党校教育史研究组编.延安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2]编写组.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3]郑志飚.延安时期的党校教育[J].理论导刊,2004(10).

  [14]张小莉.中共最早的党校——北方区委党校[J].前线,2011(3).

  [15]李忠全,宋易风.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J].理论导刊,1981(7).

  [16]晏义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办学特点[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2).

  [17]双传学.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学校干部教育[J].江西社会科学,2008(3).

  [18]周大仁.刘少奇与党校建设[J].党建研究,1999(6).  

  [19]谭幼萍.论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的马列主义文化教育实践[J].党的文献,2000(6).

  [20]陈福今.陈云干部教育培训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3).

  [21]李元卿.我党党校的由来及名称的历史演变[J].党的建设,2006(2).

  [22]王仲清.关于中共临时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5).

  [23]纪雪艳.延安马列学院研究[D].张春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校建设研究[D].

  [24]杨延廷.党校教育概览[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25]刘家骐.党校教育原理概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6]陆沪根.党校教育规律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7]徐文震.党校党性教育流程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28]蒋南翔.党校教育正规化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29]何志清.经济发达县党校干部培训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0]杨魁等.从计划培训到需求培训的变革:一个基层党校“双向自选培训”的实践与探索[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

  [31]冯炳勋.党校教育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杨春贵.党校教学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虞云耀.党校工作实践与思考[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张春国.党校教学管理初探[M].哈尔滨: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出版社,1987.

  [32]David Leroy Liden,Party factionalism and revolutionary vision:cadre training and Mao Tse-tung’s effort to conso2lidate his contro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36-1944(Ph. D.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8.

  [33]Jane L. Price,Cadres,Commanders,and Commissars: The train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1920-45( West-view Press Inc.,1976).

  [34]Kjeld Erik Brodsgaard& Zheng Yongnian,Bring the Party back in: How China is Governed?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2004.

  [35]David Shambaugh,“Tra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 The Party School System”,China Quarterly,196 ( December2008).

  [36]Frank N. Pieke,in cooperation with Duan Eryu,“The production of rulers: Communist party schools and the transition to neo-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Social Anthropology,No. 17( 2009) ;Frank N. Pieke,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Frank N. Pieke,Market Leninism: Party Schools and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BICC Working Paper Series,No. 3,August 2007.

  [37]Alan P.L. Liu,“Rebirth and Secularization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in China”,the China Journal,No. 62( July 2009).

  [38]Ignatius Wibowo and Lye Liang Fook,“China’s Central Party School: a unique institution adapting to changes”,in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Reform,New York:Routledge,2006.

  [39]Jianrong S,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dres’attitude and motivation in their study at a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in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Ohio Univerisity,1992.   

  (作者简介:庄虔友,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杨束芳,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宓存)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