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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籍“治病” 还故纸“旧貌”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年来,逐步形成修旧如旧、最少干预、可逆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四大修复原则
2017年02月27日 08:30 来源:文汇报 作者:周渊 字号

内容摘要:古籍修复师需要有超于常人的耐心和严谨。“期待打破系统壁垒、符合古籍属性的相关保护条例尽快出台,让古籍保护成为全民参与的事业。

关键词:古籍;治病;古籍修复;旧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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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走红,文物修复这一冷僻的行业受到空前关注。与修文物相比,埋首于故纸堆为古籍“问诊治病”似乎更不为人知。适逢“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周年,我国古籍修复现状如何? 古籍修复师又是如何对抗时间、使这些“故纸”重现原貌?近日,记者赴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室,探访为古籍“问诊治病”全过程。

  古籍修复室坐落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一隅,一张张宽大的作业台上摆放着各类古籍、放大镜、冷光源补书板等工具,十余位修复师埋头故纸堆,在灯下细致地进行拆、包、订等步骤。这场景,用“枯灯独坐”来形容也不为过。

  修复手段多样结合

  古籍修复,需要考古学家的严谨,外科医生的缜密,也需要美学家的智慧双眼。据了解,国图馆藏有200余万册(件)古籍,修复师仅19人。和古籍打了43年交道的“老法师”杜伟生告诉记者,古籍修复,“开卷”并非易事,“如同医生要给病人建病历,修复古籍的第一步是为每本古籍度身定制修复方案。”

  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籍修复的传承人,杜伟生为几百名学生讲过课,如今他们活跃在各地古籍修复一线,而国图的修复师团队中,8名是他的“嫡传弟子”。杜伟生告诉记者,为古籍“治病”有着一套严格的流程。“开卷”前要拍照存档、制定方案,《永乐大典》这类重要古籍的修复,需要“专家会诊”。修复师们要根据古籍的材质、成色选择相应的纸张,染色的工序也是亲力亲为,甚至连浆糊都必须自制。       

  面对的是记录着历史沉浮的古籍,稍有不慎,便可能带来致命损害。40余年来,杜伟生修过难度最大的古籍要数《敦煌遗书》和《西夏说法图》。“《西夏说法图》破损特别严重,光开卷就用了一周时间,只能用镊子和起子一点点‘剥’。修古籍没什么特别,靠的就是耐心和仔细。”杜伟生说。

  修复工具也大有讲究,自制“纯天然”浆糊、大理石砖等是一代代修复师传承下来的,但先进的纸张纤维分析设备、高清扫描修复台,还有修复师们琢磨出来的适合中国古籍特性的“纸浆补书机”等设备也发挥着作用。“这台机器几十秒就能补好一页书,大大提高效率。此外,还有鉴定纸张成分的设备,以前师傅全凭经验用手摸,难免会有失误,现在能准确检测出原件和补纸的成分。”在杜伟生看来,古籍修复,高科技和传统技术缺一不可。

  年轻双手触摸历史

  与想象中不同,修复师有一半是“80后”。他们大多硕士毕业,在老师傅的传帮带下,在古籍修复事业中发挥自身特长。

  “85后”崔志宾正小心翼翼地修复一册元版《事文类聚翰墨全书》,这套书共有40余册,需一页页拆开、修补,再重新装订。她面前的这页古籍,布满大大小小的虫洞和发霉的痕迹,需要用浆糊和补纸逐一填上。她说,这类修复难度属“中低等”,她一天共完成20来页。“这份工作让我越来越有耐心,能接触不同年代、不同材质以及不同装帧形式的宝贝,修好一本书特别有成就感。”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史硕士一毕业,她便投入了故纸堆中。当问及她所学专业对古籍修复的影响时,她坦言:“修古籍不能只做一个匠人,也要有一定美学修养,比如在配纸染色环节,我的专业优势就比较明显。”

  修复一本古籍,也是与前一代修复师的时空对话。与前人“看不出修补痕迹”的宗旨相比,这一代修复师力求展现古籍的原貌及修复过程。

  李屹东刚刚修完一册元版 《通志》,1989年出生的他,硕士毕业于中央美院书画鉴定专业,作为这里最年轻的古籍修复师,“喜欢踏实做手工”是他的初心。而在此工作也让他见识了不少好东西,古代插图、版刻书法都是他感兴趣的。

  来这儿半年后,李屹东才真正上手古籍修复。他记得修复最难的要数民国时期的《吴中文献特刊》,“别看所隔时间并不远,但因为纸张材质的缘故,书页就像‘酥皮点心’,比不少古籍难度更大。”

  “古籍立法”值得期待

  今年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周年,我国古籍修复现状如何?

  据了解,在长期实践中,我国的古籍修复日益形成“修旧如旧”“最少干预”“可逆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四大原则。

  为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图自2007年挂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颇具成效———至2016年底,共举办各类培训班165期,培训8555人次;建立12家国家级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23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与知名高校联合培养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68人,今年6月首批硕士毕业生将上岗。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感叹:“古籍修复师的职业以前不受重视,也没有职称考评,现在情况终于有所改善,古籍修复人才的数量也创历史之最。”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雁行透露,目前,新疆、西藏等地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专项、海外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也正逐步开展。政策方面,推动“古籍立法”值得期待。“期待打破系统壁垒、符合古籍属性的相关保护条例尽快出台,让古籍保护成为全民参与的事业。”她说。

  (本报北京2月25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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