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会学
通过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70年情感治理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化转向
2020年08月31日 09:15 来源:《青海社会科学》(西宁)2019年第6期 作者:任文启 顾东辉 字号
2020年08月31日 09:15
来源:《青海社会科学》(西宁)2019年第6期 作者:任文启 顾东辉
关键词:社会治理;情感治理;现代化;社会工作

内容摘要:

关键词:社会治理;情感治理;现代化;社会工作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情感治理不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维度,更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方式和手段的结合。从情感治理的视角考察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基层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情感治理并不只作为一种新近出现的治理维度,而是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独特的实践内容。中国特色情感治理与中国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与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国家治理进程相互交织,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三阶段演进同步发展,从对情感进行管控,走向依情感的治理,最后回归治理的情感需求本身。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传统的情感治理表现出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受众、评价与效果等诸多困境,社会工作因其可以提供更加个体化、精细化和多样化的专业服务,全方位满足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愿望过程中的情感需求,进而适应情感治理现代化转向,最终实现现代情感治理的社会功能和综合效果。这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实践发展找到新的功能与定位。

  关 键 词:社会治理;情感治理;现代化;社会工作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研究”(批准号19ZDA14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文启,男,甘肃政法大学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后;顾东辉,男,哲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社会治理中的情感维度?——研究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思考起点来自于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以基层社会为场域,逢年过节或重大事件之后,都有政府官员前往基层百姓家中送去物资和慰问,这些物资和慰问在制度性的福利输送之外,但又在政治规矩之内,由于常常会伴随领导下基层体察民情抚恤民意,日常生活世界将其称之为“送温暖”,表征着当地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关心群众通过此类行为为困难群众送去党和政府阳光普照般的关怀。即便在很多批评者眼中,由于此类行为往往伴随着拍照报道和正式宣传而被指作秀,但绝大多数的“送温暖”往往是领导干部自掏腰包,即便在脱贫攻坚深入开展过程中,这种行为的效果已经形式大于内容,却依然成为基层社会比较普遍和正常的保持干群关系的方式,为何会如此?

  第二,但凡某地发生影响较大的事件,在事件处理的开始、过程以及结束的阶段,都会有关于“稳定情绪”的要求,或者事件的解决与否,最终都会有一个关于“情绪稳定”的判断或宣传。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处理事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即可,应该避免人情先于或重于法律,但为什么要以“情绪稳定”作为解决问题所追求的目标呢?

  第三,在社会工作提供的社区服务过程中,社工发现,福利传递的多寡、指标完成的程度等在社区服务中仅占形式要求,不论在社区居民的参与过程中还是相关部门的考核中,对于居民在情感上的满意颇为在意,而这些满意度固然可以通过服务满意度等形式量表予以测量和回应,但居民本身对于社工的情感状态以及基于社工的服务所引发的居民对于社区工作的情感变化则更为关键?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于以上问题,学界以“情感治理的维度”来解释。就“送温暖”现象而言,何雪松援引美国人类学杂志《民族志》中有关中国“送温暖”问题的研究,指出与西方福利提供所不同,“送温暖”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表达,他以社工在实践中需要在项目服务指标之外付出的“情感劳动”为基础,指出情感治理是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1]王雨磊则对扶贫中的“送温暖”进行了重点剖析,他将其称之为一种国家在场的“缘情治理”[2]。然而罗朝阳、王晓涵的研究则指出,“情感治理”的研究话语兴起于西方——1986年美国社会学会情感分会成立,其主导的“情感研究革命”(Revolution of emotion study)不仅在社会学,而且在整个科学场形成了一场研究的“情感转向”(The affective turn)。[3]当然,中国人对情感的重视由来已久,情感治理的实践也蕴含于历史脉络之中。周晓虹从“社会心态”的角度入手,指出中国特色的改革发展与独特的“中国体验”,强调在媒介变革的时代情感治理更应该关注治理的综合性,政府取信于民、治理带来希望和民众理性表达三者均应涵盖其中并且相互联系。[4]程军则以精准扶贫为例揭示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情感逻辑[5],然而即便不是扶贫的情境中,很多单位也有每年逢年过节的“领导慰问”和“送温暖”活动,可见治理的情感维度和逻辑并不是只有扶贫才有,其他领域也普遍存在。可以确定的是,与治理现代化中的理性化不同,这些方面均体现出中国社会治理中“感性化”的一面,也体现出现代治理过程中的“情感治理”的维度。需要追问的是,情感治理仅仅在媒介变革时代才凸显出来吗?文军、高艺多将情感治理扩展到社区情感治理的柔性层面[6],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关键所在,但不仅仅只体现于社区治理之中。在情感治理问题研究中,目前的社会学的研究往往具有断代性,有着将本土实践碎片化以回应西方研究志趣的转向和在话语上对接和对话西方的特性。汪勇、周延东从时间序列上将情感治理与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枫桥经验”相结合,认为不论是在大传统还是小传统的框架内,中国的情感治理都有着深远的文化基因,情感治理既是“枫桥经验”的传统起源,也应该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得到重视和应用。[7]王月颖在有关“儒家乐政”的考证中对情感治理的传统有所深挖,认为作为“阳儒”的儒家思想在情感治理上的传统深刻蕴含在其理论学说和社会实践之中[8],这些本土化的研究接续了情感治理的传统,但又对情感治理的现代化转向语焉不详、点到为止。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情感治理仅仅作为一个视角或者治理的维度就足够解释了吗?中国情感治理有何历史传统以及中国社会的情感特性在治理中如何对待?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情感治理方面经历了何种历史发展,具有哪些总体特征,又将走向何方?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情感治理的现代化存在什么问题,需要怎样看待和对待?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服务现代化分工中的新事物,如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中找到新定位?中国社会工作的研究怎样做到研究本身具有历史维度[9],又能超越西方化和本土化,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话语体系?[10]以上,是本研究要做的思考与尝试。

  二、从维度转向视角:情感治理之中国特色

  在已有的文献综述中,可以发现,在情感治理的范畴内,学者们进行了多维度的讨论和展开,但大多将情感作为一个维度或者一种治理逻辑,而未从情感治理的视角进行系统性考察,这就导致我们讨论的是治理的情感性,而非情感治理本身。下文将尝试以情感治理为视角系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中国特色与内容构成。

  (一)作为治理视角的情感治理

  关于情感治理的研究虽然起自西方情感治理的研究转向,但这并非由于情感治理本身来自西方,而是由于深植于中国传统中的情感治理未被单独分析,情感因素往往作为理性主义的补充,这根本上是由现代学术分科和西方学术话语主流化所导致的。

  从情感的角度看,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又要求君子“修己以安人”,“仁”和“安”都最终体现在人的情感的接受与否上。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把人的情感来源归结到自然的天道,阐明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传统。韩非子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的观点,虽然其“人情”主要指诸如“好恶、贪欲、趋利避害”等“人之常情”,但这些都通过人的情绪和情感呈现出来。儒道法作为传统中国主要的思想资源,宏观的“治天下”过程中,情感治理的重视一脉相承并在实践中一直贯穿。

  成伯清指出要考察社会建设中的情感维度,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和内容指出了新方向,他认为,社会建设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更应该是主观维度的。[11]这是社群主义的视角,可以提出新视角,但还需要从概貌上来把握情感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定位。

  在实际的操作中,情感往往作为治理的手段而存在,不论是“忆苦思甜”的诉苦会,还是近代广场政治中的“聚众演讲”以“唤起民众的国家情感与民族情感”,哪怕是在对敌作战过程中“打击”“否定”“批斗”敌方,也是为了在情感上“搞臭和仇视对方”而成为最基本的情感管控策略。理性的说教旨在“晓之以理”,情感上的管控则在于“动之以情”。

  从社会治理的系统论视角看,治理是系统的,情感治理并非仅是系统治理中的一种维度和形式,更是治理的目的和内容。在追问“治理究竟是谁的治理”这一问题时,就能察觉到,治理是社会的治理,目的和内容都指向构成社会的人,不论是微观上个人的成就和发展,还是宏观上作为群体的人的发展和价值实现,都是一种情感上的满足,或者可以说所有不论物质抑或精神的满足,最终都表现为情感上的获得和满意。对情感上的满意与控制的追求即是治理的内容之一。基于此就可以理解,为何在所有的公共事件处理过程中,都需要将当事人或公众的“情感上接受”或“情绪稳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予以考量,而不仅仅只是做到政策法规合乎要求即可。

  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对情感的重视主要通过家庭情感联结实现。黄辉祥以“家户双向性”为切入点,指出从秦汉以来乡村治理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虽然有着不同的演变,在家庭问题上的情感联结依然是症结所在。[12]从家庭情感联结开始,通过“修齐治平”“家国同构”和“忠孝”等观念走向对国家情感的养成,让对个人的情感与对天下的情感联结起来,构成了传统中国“超稳定结构”[13]的情感基础。情感治理的主要执行者为政府官吏和传统士绅,比如地方行政官员被称之为“父母官”,理想的目的在于“解民倒悬”,国家理想的治理模式是“明主治吏不治民”,甚至在“以吏为师”的执行过程中,都需要让官员以“示范效应”来达致对“黎民百姓”情感的抚慰与掌控。在皇权不下县的历史传统下,基层社会传统士绅通过宗族观念和“忠孝”观念实现个人情感与国家情感统一的同时,完成了基层的自治。新中国成立后,总体性社会形成,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党员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基层官员逐步承担起士绅消亡后国家对于民众情感治理的执行者角色,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才有各级官员逢年过节的“送温暖”活动,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情感治理的制度体现。

  情感治理本身并不单独存在,而是深刻依附于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和方式。以近代中国为例,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危亡情势,情感治理的内容即动员民族和人民的所有力量。同气连枝同仇敌忾,要求所有的情感都集中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上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则要求整合各种积极情感力量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当中,九大的宣传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面前,更多是一种情感的动员和卷入。十九大后,情感治理作为工具的方面日渐退却,情感本身作为治理的目的提上日程,因为不论是“美好”还是“幸福”,都是基于物质和精神满足之上的情感追求。当承接政府服务项目的社工在为居民提供服务时,虽然项目指标有各种要求,但完成指标还远远不够,因为项目本身就是从政府情感治理的阶段性目标中接手过来的,有着满足基层群众情感需要、情感认同等的内容,只不过这些内容无法写入项目指标之中。

  (二)情感治理中中国人的情感内涵

  为了对情感治理进行分析,可以从民众不同身份所拥有的不同情感角度进行区分,情感治理中的情感主要具有以下内涵:

  1.作为国民的国家情感。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大局,“救亡图存”成为鸦片战争以来的主要国家话语。在情感层面,摆在国人面前最主要的身份就是中国人的国民身份,最核心的情感就是作为国民的国家情感。为了在最广大范围内调动国民的力量,国家情感面前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情感的国家动员。有着“家国同构”传统的中国,一直存在个人—家庭—国家之间的情感纽带,当需要把国民组织起来共同抵御外辱时,唤起的也是国民共有的国家情感。在动员过程中,号召“保家卫国,人人有责”,强调“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集体动员和爱国主义。可以说,爱国主义情感是从近代以来在“亡国灭种”语境下形成的国家动员的痕迹和历史记忆。

  2.作为人民的政治情感。人民一词,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也是近代与“政治国家”概念一同传入中国。政治国家由人民构成,人民是具有相同政治诉求或代表群众中最普遍共同政治诉求的总体人群,人民形成的人民意志构成国家意志,人民选举或推举出来的优秀分子代表人民治理国家,从政治层面讲人民即国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政治上的诉求是对外实现民族独立,对内完成人民解放,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整合人民的情感力量,在不同阶段形成不同的统一战线。

  3.作为公民的法律情感。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完成后,为了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公民作为一种法律概念通过依法治国进程的展开而进入人们的日常世界。公民的身份包含对法律的情感,既是对法律信仰的情感,本身也有依法之治过程中对于情感的考量。在依法治国理念确立以来,依法治理与情理法的融合一直是学术和实务界共同探究的话题,怎样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是司法实践中追求的目标,而这一目标中的“人和”就是情感上的和谐与和睦,也是对传统中国“和合”文化价值的肯认与追求。

  4.作为市民的社会情感。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最早的市民并非黑格尔笔下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市民社会”中的个体,而是相对于“计划之民”的“市场之民”,民众从计划经济中脱出,作为市场的一个分子参与市场经济,独立自主自负盈亏,在单位之外,形成了体制外的相对自由的市民。与之同步的,社会发育和社会建设的进程使得单位之外的社会有了独立的发展空间,政社关系中强调政府对于社会干预的减少,以增强社会的活力,培养出具有公共精神的新“市民”。十八大之后,社会治理更加确定了治理中的多元主体与平等参与,培养市民的社会情感,尤其是对于具体所属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对于抽象社会的信任感、共在感,成为社会情感的主要内容。

  5.作为中国人的中华文化情感。中国人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族群,与大和民族的日本和日耳曼民族的德国这些典型的民族国家不同,中国并不是一个地域或民族概念,不是由一个特定民族组建而成,而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华夏一族经历数千年形成的文化传统传承而来的文化共同体。作为四大古文明至今唯一留存下来的中华,其文化上的意义甚于国家、政治、法律和社会,数千年来中华一脉在东亚的土地上与其他文明不断交融互动开拓创新进而创造出富有中华特色的璀璨文化和盛大文明,通过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记录在人类的文明历史中,也流传于从古至今的文明交融和迭代更续中。中国人对于传统的重视和在乎有着其独特的文化情感,这些情感包括在现代发展中尊重传统、在中外交流上融合共通,这一文化情感既反对全盘的西化,也拒绝食古不化;既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豪,也是一种文明上的自信。

  6.作为社区居民的社区生活情感。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使中国人养成安土重迁安居乐业的情感诉求,社会历史的变革也基本围绕“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所”而展开。在社会治理理念提出之后,更加强调和注重居民美好生活愿望的满足,这根本上是一种情感上的满足,或者说是物质精神满足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情感需求的满足,要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在生活世界与他人拥有更好的社会关系,对所居之地有更好的情感认同和“斯人归于斯地”的归属感,从工业时代造就的“陌生人社会”再次回到“熟悉人社会”的情境。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时代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根本上是一种情感的治理。

  7.作为家庭成员的家庭情感。传统中国是一个“家庭本位”的国家,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理想就可以看出,家庭关系在中国人的情感序列中非常重要,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既是在“齐家”的基础之上,同样“修齐治平”的过程也是一个个人能力与情感逐渐成长的过程。现代化过程中,虽然深受西方家庭观念的影响,但家庭并未消亡,中国的家庭依然承担赡养、抚养、扶养等的义务,这就使得家庭情感在情感治理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论是居委会工作人员,还是妇联和单位领导,如果要做某个人的思想工作,也都本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文化信条,可见家庭情感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意义。以社会工作的服务而言,家庭结构、家庭周期、家庭关系等的分析几乎成为专业服务中必不可少的理论工具,这既源自家庭成员对于家庭情感的倚重,也源自家庭对于家庭成员的实际功能。

  8.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情感。虽然中国传统强调“群”,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关系,对个体的强调更侧重于个人品质和道德情操方面的要求,诸如“慎独”“谦恭”等,而这些强调目的也指向了个体对于他人的意义。现代化带来了个体的解封和解放,强调个体主义与人的个性,比较突出的就是更为接纳、认同,甚至鼓励、赞赏对个人情感的重视,伴随着社会逐步的个体化发展,个人情感越来越成为个体的意义所在,而治理中对于个体情感的尊重和满足,就成了治理的应有之义。

  三、70年基层社会情感治理的历史脉络与总体特征

  (一)70年情感治理的历史脉络

  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70年的治理发展框架下,同样伴随着从社会管制走向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历史趋势[14],但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主题、侧重和治理方式,下面将情感治理的内容概括为四重维度,在不同历史阶段这四重维度有重合与纠缠,也有侧重与分离。

  1.大义的成就:集体主义导向下的情感卷入。新中国成立,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情感上都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这一历史事件在情感上集合了中华民族近百年对“大义”的追求和成就。近百年的国家衰败、民族屈辱和文化式微,使得中国所有的诸如国家、民族、中华等集合概念同时成为携带血泪和耻辱的情感符号并具有“大义”的内涵。为了摆脱在国家、民族和文化上落后挨打的境况,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中,采取了全民动员、全域动员和全方位动员,把所有形式的“小我”整合起来形成“大我”,把所有的“小义”搁置或牺牲掉以成就“大义”,这种最简单的二元分法,将民众的情感简单化,并将“大义”定义为义不容辞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标准,个体的情感淹没于国家民族和文化的情感之中,国家和社会也形成了一种“情感体制”。[15]这种对于“大义”的大追求与成就,从近代以来,到新中国成立达到了顶峰,其后一直延续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制的逻辑中,既体现于当时的国家政策和国家行动中,也体现于当时慷慨激昂舍身成仁的文艺作品之中(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

  2.抑制与颂扬:总体性社会中的情感管控与引领。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面临社会的整体管控问题,国家政治统一的进程拉开帷幕。伴随着对整体社会的管控,个体被卷入总体之中,对个体身体的管控、情感管控也次第展开。在情感管控上,一方面提倡和引导何种情感才是合适的和被允许的,何种情感则是不合适和不被允许的,对个体情感进行抑制、约束和规训的同时,对集体主义情感予以标榜、激励和颂扬;另一方面,在文艺创作、社会生活方式等情感方面直接进行国家管控,把集体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之后的产物直接作为情感管控的目标执行于涉及情感的文艺和生活创作之中,突出强调文艺创作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等口号,在耳濡目染之中实现国家对国民情感的全面引领。

  3.动情的手段:作为工具价值的情感动员。在社会管制和社会管理的时代,在将情感作为治理对象的同时,情感同时也可以作为管制或管理的手段。在集体主义情感盛行的氛围下,总体的集体主义在国家、民族和文化动员中较为有用,部分的集体主义则在特定情形下也可以用于情感治理之手段,党的统一战线在某种意义上讲即是一种依靠情感的治理手段,统一战线在特定的情境和目标导向下,构建出特定的“我们”的概念,也就分别出了“敌我”的概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乃是“革命的第一问题”,这就是说在统战层面上进行动员的基础即寻找到情感上的认同和团结。在应对国际环境中的孤立主义或者霸权主义时,民族主义则成为一种情感上的应激动员和有效回应。

  4.小我的幸福:治理回归情感的本位。大我与小我之分,即是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在社会与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何者优先的关系。西方社会发展中,受先发优势和启蒙运动等思潮的影响,素来对个体主义较为倚重;中国则受制于历史原因和传统文化影响,集体主义优先于个人主义。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逐步开始侧重回归情感的治理,对“以人为本”的关注就要求回归人的情感本位,当大我的历史任务逐步完成,集体主义对个体主义挤压逐步放松,个体主义在日常话语体系中逐步解放,小我更容易被看到和关注到,小我与大我的辩证关系就从“大河不满小河干”走向“小河不满大河干”。在社会治理的推进过程中,强调多元、平等、共治等理念,就是在情感上更加尊重每一个小我的价值和尊严,强调以更加人性化的温情服务对待每一个小我的幸福,强调所有的治理主体都应该首先是一个满足对象需要的服务提供者,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治理也如王思斌所说要“以社会工作为核心实现服务型治理”[16]。

  (二)70年情感治理的总体特征

  纵观新中国70年情感治理的历史进程,可以在以下4个方面对总体特征予以描述:

  1.社会基本矛盾奠定情感治理的阶段目标。70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历了三个转变: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基本矛盾依然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新民主主义的矛盾。在这种基本矛盾下,个人的情感被卷入民族、国家和社会大变动的历史进程中,被激荡、挤压甚至于撕裂,情感治理也被卷入到更加宏大的叙事结构当中,情感治理的主题是苦难深重多难兴邦的历史命题,其层面也提升至诸如国家民族等宏观概念层面;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时代要求。在此过程中,情感治理成为一种管理和动员人民的工具,情感本身在物质和文化需要面前被旁落,人们更容易理解和认同“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文化信条,毕竟只有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考虑作为“上层建筑”的“人民情感”;改革开放四十年带来了经济建设的极大进步,在“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下,国家富足、人民安居乐业逐步实现,但还存在地区等的发展不平衡,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愿望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问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成为最大的政治目标,美好生活愿望本身在内容上就是建立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富足基础上的情感满足。在具体执行中,既要看到统计数据呈现的集体人民的状态,即看到“大局”;更要看到构成人民的个体民众在情感上的满足,即“做足绣花的功夫”,情感治理在此基础上转向对人民情感本身的满足,以情感为目的,而不是仅将情感作为治理的手段和领域。

  2.情感治理相互交错且呈非线性发展。70年来,国家政治目标有四个维度,分别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更多是一个具有唯实论倾向的集体主义概念,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大义”,在成就“大我”的宏大叙事下,个体的情感往往是无法兼顾或不被在意的,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情感治理的主流即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等集合概念去牺牲在文化与价值上被视为至高荣誉。在国家富强的政治目标下,虽然不至于强调个体为了集体的“舍身忘死”和“英勇就义”,也会将“个人应该让位于国家和集体,个人利益应该让位于国家和集体利益”奉为圭臬,强调“全民动员”和“整齐划一”的“服从组织安排”。当开始以“人民幸福”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时,虽然“人民”依旧是集合概念,但总体的社会叙事方式转向微观叙事,“幸福”这一概念更多是一种个体体验和个体情感表达,这时候情感治理必然要求回归人的情感本位和个体的情感本身。

  3.引导与抑制:情感治理的刚性手段。在情感治理的方式上,古代中国就有着文艺引导的传统,春秋时期,“不学诗,无以言”,而在孔子整理《诗经》时,对当时流传的风雅颂进行了删减,其基本原则“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就是在文化娱乐方面有明确的价值引导。文艺创作上,“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原因在于,夫子使用的“春秋笔法”,以“微言大义”的方式对历史史实进行价值上的“正名”。反过来,对于文艺中消极低迷的部分,则给予严厉批评和取缔,比如孔子认为对于当时的流行音乐中“郑声”的态度是应该“止郑声”,因为“郑声淫”。唐代韩愈提出在文艺创作过程中“文以载道”的原则,更是集中表达了对于文艺创作和文化娱乐过程中情感治理的方式。因为有这样的传统,所以近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提出知识分子的阶级性,以及毛泽东提出“文艺创作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等才会更加容易被接受和执行。70年来,在社会管制的阶段,情感的管控就表现在对文艺的管控上,在社会管制走向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文艺也从管控走向正面引领,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在更加强调社会治理的阶段,对于文艺创作的引领,和对于“过度娱乐”“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等的反对,都在情感治理的框架之内。

  作为正面引领的另一面,情感抑制也是情感治理的内容之一,并且蕴含于中国文化之中。中国文化虽然不太主张禁欲,但中庸之道一直强调“克制”,克制的对象即是“情欲”(情感和欲望)。比如孔子主张“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对待情欲,一方面讲“食色性也”,另一方面又要求适可而止。为何会有如此之要求呢?这既是对个人情感治理的经验规劝,也是对集体情感的理性要求。人的情欲既是人的行为动力,也是人的表征,凡过度小则伤身、大则亡国,是所谓“忧劳可以兴国,而逸欲可以亡身”。到了近代,为了进行国家动员,就将情感治理中的情感抑制发挥到了极致,比如为什么会一贯地反对“黄赌毒”,在西方的情感治理中,这些往往属于个体的“人性的权利”;而从古代中国传承下来的经验则是,个体在色情、赌博和吸毒时,不仅放任了自我的情感,更是破坏了由其延伸出来的社会关系中他人的情感,最终导致对社会关系和集体情感与力量的破坏,导致集体动员的失败和情感治理上的失控。所以70年来,不论西方社会对于黄赌毒有着何种自由主义的标榜,我们则一直将其合理和稳定地放置在情感抑制的价值选择之中。在情感抑制的框架下,也有对负面情绪的抑制,这与对正面情绪的鼓励为一体之两面,王俊秀因而指出,由于社会情绪对人的行为具有调节作用,所以情绪的营造至关重要,而社会治理应该要发挥在社会情感中的团结作用。[17]

  4.和谐与稳定:情感治理的柔性功能。传统中国的政治治理讲究“刑德之二柄”,“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就曾举例说,“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此简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18]。在此文化传统下,国家赈济中就有“以工代赈”,要求施行救济灾民的同时兼顾国家利益,同时所有的赈济背后都有着“皇恩浩荡”的情感回应,而“家国同构”本身就是将个体与国家进行情感勾连的最好方式。可以说,“送温暖”的目的在于在日常管理和治理之外寻求“安民之举”,而情绪稳定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传统文化对争讼的态度要求达到“息事宁人”的情感效果,现代则对司法案件提出“案结事了人和”的情感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基层治理中要求对当事人或公众负面情绪的把控与正面情绪的激扬,都可以在情感治理本身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和理解。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的社会福利制度,情感治理与社会福利的现代关系中,社会福利的接受者并没有附带任何的情感要求,但传统文化中则有“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这种朴素的报恩观,这种观念即便在国家顶层设计中并未如此,但在基层治理中却普遍存在于各级地方官员和老百姓心目中,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福利本身就附带有情感治理的功能,形塑着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官员代表国家将各种资源送到老百姓手中的时候,这种功能则会跨越历史地承袭下来并呈现出来。

  四、情感治理的现代化转向与通过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

  (一)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情感治理困境

  党的十八大提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完成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情感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

  1.情感治理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困境。如前所述,70年情感治理的历史脉络发展到当下社会治理的阶段,与此前在社会管制阶段和社会管理阶段更加强调“大义”“大我”和情感管控引领等不同,个体在集体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多元化的情感需要,情感治理主要的内容更多转向对“小我幸福”的追求和对个体个性的释放,“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要求治理的手段需要更加温情和人性化,这些都对情感治理的内容和形式提出新的要求与规定性,如马超峰、薛美琴所说需要社会治理中的情感回归[19]。从目前国家在情感治理的宏大叙事来看,情感治理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存在目标需要与现实状况不匹配的问题。

  2.情感治理的主体与受众方面的困境。晚清以降,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导致基层社会传统士绅集团的消亡,受体制规定和制度惯习的影响,基层社会情感治理的执行主体多为政府官员。就主体而言,行政官员作为现代科层制中的技术官僚,是现代化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官员本身的细分使得其承担科层制分配的条块化职权,这些职权在总体上实现对国民在宏观层面情感的关照,无法也没有必要继续承担微观领域的情感治理,比如由官员去“送温暖”和“安抚情绪”,这样虽然承袭了传统的做法,但却造就了官员脱离值守“不务正业”,甚至还有被指“作秀”的可能。就受众而言,具体的官民关系由法律和制度规定,一边是官员奉行“法无明文授权不得为”,另一边是受众遵照“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作为现代的官民关系泾渭分明,要让官员继续为具体的民众服务的过程中,在职权之外还要考虑情感的维度,而每位受众对此的需要和感受不一,最终只能让受众形成错误期待,微观上造成“会哭的孩子有糖吃”的“闹事习气”[20],宏观上形成“凡事都要靠政府”的“巨婴效应”。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更加要求“多元共治”,传统的受众也会因之转变为主体,这种对立和转化是行政官员无法实现的。

  3.情感治理的评价与效果方面的困境。情感治理涉及对人类情感、集体情感以及个体情感的系统知识和治理技术,传统靠官员在形式行政职权过程中附带情感治理要求在评价方面是不独立的,往往将这种评价融入对于官员综合能力的考评当中,这就使得情感治理在官员的行动中不可没有,但也不能太多和太过,因为没有具体而专门的评价,就会有被批为“走过场”和“搞形式”的“送温暖”活动,以及在处理公共事件时,不去琢磨如何让事件得到妥善解决,而是剑走偏锋地盯着当事人和公众的“情绪稳定”,这都是因为评价造成的困境。效果上,在没有激烈冲突和深层次问题出现时,这种由官员所进行的情感治理行动是一种“锦上添花”的规定动作,但在问题和矛盾较为冲突激烈之时,这时候官员的情感治理行为则往往是“火上浇油”,因为官员本身并不擅长于此,欠缺此方面的专业训练,又有着权力机关的傲慢和偏见,行政之于晴感,效果上于是呈现尺有所短鞭长莫及之问题。

  (二)情感治理的现代化转向

  从内容上来看,情感治理属于社会治理的子概念,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情感治理也面临现代化转向:

  1.情感治理的方式从整体性和集体化转向个体性和个别化。共产主义的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受发展阶段限制,早期强调作为整体的集合概念以及从集体的角度予以总体的满足,奉行“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整体利益的不断满足和集体化的不断推进,作为个体的利益诉求逐步浮出水面,个体在情感层面的个别化要求也成为多元化需求发展的必然结果,情感治理必然转向更为个体性的特征和个别化的面向。

  2.情感治理的资源从概括供给转向精细给予。如同经济生产的粗放型走向集约型一样,情感治理的资源供给方式也从传统的概括供给转向现代的精细给予。所谓概括供给,比如传统的抗震救灾,国家进行资源供给只能做到物资发放和灾后复建;而精细给予则是在此基础上还要考虑心灵创伤的抚平、社会关系的重塑以及精神家园的重构。因为在现代化发展中,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对待情感的需求也在拾级而上。

  3.情感治理的执行者从政府官员转向专职化专业化的队伍。如上所述,国家治理中的主要执行者是各级政府官员,现代科层制将官员职权予以条块分割,但每一个条块中都附带有情感治理的隐性职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科层制或官员自身也需要现代化,二者的现代化就体现在观念、职责、能力更加的专业和精分。传统社会的官员可以今天坐在衙门里断案,明日换上布衣体察民情;现代科层制官员则做不到这些,如果一个官员无法将分内的事做好而走出办公室走向街头去问政于民,则不仅仅在科层制的考核中是不允许的,在实际效果中也是有问题的,除去少部分本身具有亲民的符号要求的首脑外,绝大多数官员不具有这种外在要求和内在能力,这些直接服务于民众的事情,应该交由更加专业的人去做才对。拿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而言,现代化已经分化出诸如“社会工作专业化队伍”来应对此事,则其情感治理的功能也应该交由这些专业队伍来做,此即为柏拉图之“各归其位的正义”。

  (三)通过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现代化

  1.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关系的再反思。社会工作是社会福利的传递者[21],这一判断构成目前学界对于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关系的基本内容,但结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工作发展状况,我们需要对这一判断进行重新反思:首先,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程度和运行路径是否会与西方相同和相近?从目前制度设置和制度运行逻辑来看,回答是否定的。刘继同的研究指出,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保障式福利制度”,并且“匮乏现代社会福利的价值理念与目标”,“基本停留在形式化制度建设层面,缺乏实质性社会福利制度建设”。[22]既然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会让中国走向西方的“福利国家”,中国的社会工作又怎样能与西方社会工作类同呢?其次,中国的社会福利传递者究竟是谁?我们有着民政、妇联、残联、共青团、工会、社会福利机构和社会保障机构等等这样的国家设置,它们承载了主流社会福利的传递者角色,社会工作如何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它们?[23]最后,中国社会工作在民政系统的指导和领导下,而民政系统的主要职责是保底民生,与学界所讲的社会福利还有多大距离?这些问题都指向上述判断,使得我们对于社会工作的功能和定位需要重新厘定。

  2.社会工作本质的再探讨。中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已逾30年,学界开始讨论社会工作本质[24],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本质究竟为何,这一问题不仅呈现出社会工作从实践走向理论的学术自觉[25],也呈现出中国社会工作逐渐摆脱西方话语争取中国表达的学术自信[26]。目前对社会工作本质的讨论见仁见智。既然社会工作作为现代化过程中分化出的专业助人者,则“助人”或者“服务于人”即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内容。[27]在关注了谁服务、服务谁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之后,我们需要就“服务于人的什么”为题继续展开思考。就目前社会工作承接政府服务项目的实务而言,由于社会工作者本身资源有限,各级行政和政府部门拥有巨大资源,社会工作者的服务更多的是从政府手中接过一部分“项目资源”传递给老百姓,项目以及老百姓对于社会工作者的考评并不在于看社工传递了多少资源给服务对象,而径直考察其“是否满意”,以及通过这种“满意”实现对执政和政权的“满意态度”,达到“维护稳定”的最终效果。可以看出,这些都谈不上是对社会福利的传递,而仅仅是对政府情感治理功能的满足。

  3.社会工作在情感治理现代化中的新定位。回到情感治理现代化的议题上,社会工作作为一支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力量,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使得其具有国家或政府在情感治理现代化中专业代理的角色,这也是社会工作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的新定位。首先,由于社会工作专业的原则理念与核心知识技能主要围绕人所展开,面向解决人的问题、缓解人的困难、修复人的关系、抚慰人的情感等进行专业训练和养成,其具备情感治理现代化转向要求的专业素养。其次,在社会治理进程中,社会工作的服务微观上对人及其社会关系的调适可以实现宏观上社会关系的融合,其以人为本的服务方法更容易获得情感认同与满意的效果,继而可以实现情绪平复与情感满足,促进整体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再次,其身份的社会性和非官方性更易于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将服务对象的问题专业化,以获得专业的解决,而不是将其问题法律化或者政治化导致问题的异化。最后,社会工作是专业利他的职业力量,其对服务对象的具体服务有助于促成社会利他导向的形成与传递,促进公共精神的养成。接受他人之帮助,回馈于他人以帮助,既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的社会性的实现;既让人最终回归人在情感上的本质属性,也实现了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情感回归。

  参考文献:

  [1]何雪松.情感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J].探索与争鸣,2016(11):40-42.

  [2]王雨磊.缘情治理:扶贫送温暖中的情感秩序[J].中国行政管理,2018(5):96-101.

  [3]罗朝明,王晓涵.激情、节制与好生活:西方情感治理话语的兴起[J].江海学刊,2018(4):101-111.

  [4]周晓虹.社会心态、情感治理与媒介变革[J].探索与争鸣,2016(11):32-35.

  [5]程军.精准扶贫: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情感逻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6(3):116-124.

  [6]文军,高艺多.社区情感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9(6):28-36+169-170.

  [7]汪勇,周延东.情感治理:枫桥经验的传统起源与现代应用[J].公安学研究,2018,1(3):1-23+123.

  [8]王月颖.儒家的乐政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学术交流,2017(8):75-80.

  [9]周飞舟.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J].江海学刊,2016(1):103-109.

  [10]洪大用.超越西方化与本土化——新时代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质与方向[J].社会学研究,2018,33(1):1-16+242.

  [11]成伯清.社会建设的情感维度——从社群主义的观点看[J].南京社会科学,2011(1):70-76.

  [12]黄辉祥.情感联结再造:家户双向性的历史转型与乡村治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7(3):17-30.

  [13]金观涛.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

  [14]黄新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社会治理的回顾与思考[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9(8):26-29.

  [15]成伯清.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7(5):83-101+207.

  [16]王思斌.以社会工作为核心实现服务型治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1-23(A06).

  [17]王俊秀.新媒体时代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的治理[J].探索与争鸣,2016(11):35-38.

  [18]韩非子·二柄[Z].

  [19]马超峰,薛美琴.社会治理中的情感回归与张力调适[J].兰州学刊,2018(2):181-189.

  [20]韩志明.“大事化小”与“小事闹大”:大国治理的问题解决逻辑[J].南京社会科学,2017(7):64-72.

  [21]周昌祥.和谐社会前景下社会福利有效传递与社会工作发展[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28-31.

  [22]刘继同.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发展阶段与制度体系研究[J].社会工作,2017(5):35-59+110-111.

  [23]任文启,李灏哲.中国社会工作的强政治性与推进策略探析[J].社会工作,2015(2):26-34+125-126.

  [24]孙志丽,张昱.社会工作本质研究述评[J].前沿,2011(17):15-20.

  [25]黄锐.重申社会工作本质:四个维度[J].学海,2018(6):160-165.

  [26]任文启.利他使群:社会工作本质的中国表述[J].社会建设,2016,3(1):52-59.

作者简介

姓名:任文启 顾东辉 工作单位:甘肃政法大学 复旦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