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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社会学的理想图景——读郭星华《法社会学教程》
2015年01月04日 15:00 来源:《法律社会学评论》(第1辑)2014年6月 作者:萨其荣桂 字号

内容摘要:重视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理论,是郭星华先生《法社会学教程》的最大特色,几乎在每一部分内容,都附加了中国的相应情况,以及相应的理论观点,这非常难能可贵,但也是这种方式,几乎对比式地显示出中国理论的微弱和不成熟,很多甚至只是西方理论框架下的中国的实证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用中国的经验为西方法社会学理论加了注脚。然而,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就看它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而这个理论体系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从经验实际提升出来的理论观点。《法社会学教程》的理论雄心就在于其追求中国法社会学学科的理想境界,即“中国法社会学的理想图景:中国经验到中国理论”。

关键词:中国法社会学;理想图景;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中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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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重视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理论,是郭星华先生《法社会学教程》的最大特色,几乎在每一部分内容,都附加了中国的相应情况,以及相应的理论观点,这非常难能可贵,但也是这种方式,几乎对比式地显示出中国理论的微弱和不成熟,很多甚至只是西方理论框架下的中国的实证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用中国的经验为西方法社会学理论加了注脚。然而,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就看它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而这个理论体系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从经验实际提升出来的理论观点。《法社会学教程》的理论雄心就在于其追求中国法社会学学科的理想境界,即“中国法社会学的理想图景:中国经验到中国理论”。

  【关键词】中国法社会学;理想图景;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中国理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诗“一代人”

  通常来说,教科书可能是最能反映一个学科或领域的学科背景和发展现状的形式了。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范畴、基本理论学派,以及基本学说、观点,会比较全面、客观地在教科书中体现出来,当然,这会因编者的学术水平、理论自觉等因素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质量,如果编者具有足够的理论抱负和敏锐的学术嗅觉,那么在教科书中也会闪现出他的思想火花,甚至这一学科的前瞻性理论和理想图景都能够充分得到体现。由郭星华先生主持的法社会学研究团队推出的《法社会学教程》便是后者的典型。读这本教程的最初印象便是,笔者仿佛看到了中国法社会学学科的理想图景。

  一、“中国”的法社会学:前世与今生

  中国法学的历史短,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也不长,而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法社会学更似是襁褓中的婴孩。似襁褓中的婴孩,也不仅仅因为它短暂的历史,而更因为它尚处于西方话语的包裹和关照下,法社会学研究中“中国”和“本土”的缺席。近些年来,国内一批法学家逐渐成长,他们有的受过西方系统的学术训练,也有很多都受到了西方法学、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和浸染。我们也看到他们具有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流毒”(不具贬义),正在努力摆脱西方话语、概念和理论的阴影。对这些即使尚未壮大,尚未进入主流法学的群体和力量,《法社会学教程》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在梳理法社会学的理论脉络时,与西方并列,对中国本土的法社会学的传入和发展也专章作出介绍和梳理。这件事情看似平淡,意义却很重大。的确,在强大、日渐成熟的西方法社会学面前,中国的法社会学研究确实微不足道,通常情况下,在纵观法社会学的理论脉络和派别的时候,它几乎被忽略乃至淹没了。

  事实上,法社会学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形成于西方古典社会学家的学说和观点中。“古典社会学家们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对社会中的法律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综合性的视角,并大体上确定了法社会学的研究进路和范式,促进了法社会学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ii]这一法学与社会学学术史上的风潮暗涌其实并没有绕过中国大地,在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有法社会学思想的初步传入。尤其从20世纪30至40年代,随着大量的法社会学思想传入中国,从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到立法、司法实践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出现了法社会学的短暂繁荣的景象。[iii]当然,这一时期的法社会学人及其论著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大量引介西方的法社会学思想和学说,另一部分便是运用西方的法社会学理论解释和分析中国的法律问题:从胡朴安的中国习惯法研究、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瞿同祖的中国古代法律研究,到吴泽霖的社会约制研究、严景耀的中国犯罪问题研究等,都呈现出法社会学的本土研究的自觉和努力。可是这一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夕,进入了法社会学研究的全面停滞和沉寂。这段历史中出现的学人及其论著似一现的昙花般逐渐被人遗忘,与其他学科、学人及学事一同被历史尘封。

  任何有志于学习法社会学、从事法社会学研究的青年学子,都需要对前人的研究状况有所了解,这是学界公认的一项原则。但由于法学、法社会学等在中国刚刚兴起便夭折的命运,使得人们太容易忽略早期发展的那段历史。尤其法社会学,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才传入中国的,真正得到发展是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事情。《法社会学教程》力求从尘封的历史中寻找曾经的“辉煌”,呈现给人们一幅中国早期法社会学研究的画卷。尽管简单,却仍不失为提供给有志于学习从事法社会学的青年学子一个有意义的线索。

  本教程除了对中国法社会学研究的早期和当代发展作出专章介绍,更在第二编“法律运行与法律秩序”和第三编“社会转型与法治建设”中,编入了很多中国本土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中国本土的研究成果无论从篇幅上还是从基调上都占了本教程的核心位置。所以这种注重中国本土的法社会学研究,尤其第三编中以中国问题为核心的编写体例是本教程最大的亮点。对此有论者认为:“《法社会学教程》的出版恰恰是理论自觉主张在法社会学领域的一种体现,在其内容上,也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气息和学术自主主张。”[iv]

  众所周知,中国的法学、法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日起便被西方话语重重地打上了印记,其研究中到处充斥着西方的概念、理论及学说。无论从观点、体系还是派别来看,西方的法学与法社会学表现出勃勃生机,正在走向成熟和完善。中国现阶段仍然是学习、引介、研究西方理论,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观察和研究本土的问题,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出色的研究成果,但鲜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情况。因此,从编写教科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研究能够进入其体例的不会很多,而且也囿于较之于西方理论的非正统性,中国本土的研究和本土的观点自然很少进入法社会学的教科书中。而恰恰在《法社会学教程》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研究,中国的学人及其观点,也看到了编者重视中国的本土研究,构建中国法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学术雄心。教科书的使命无非是让人了解这一学科和领域的基本概念、理论、知识体系,感受到这一学科的前沿问题、发展方向以及本学科的一些精神和理念。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件意义远远大于内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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