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民族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
2020年05月06日 10:21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作者:宫丽 字号
2020年05月06日 10:21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作者:宫丽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有精神家园;文化认同;文化路径;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有精神家园;文化认同;文化路径;

作者简介:

  摘 要:建立在共享共荣经济基础上的文化认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和根本的意义。文化路径着重体现在整合文化资源、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和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三个方面。整合文化资源旨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积极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合理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合理成分。塑造中华文化认同需要立足中国社会各民族、地域、群体等具体客观实际, 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民族精神的感召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应注重“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协调发展, 彰显文化作为共有精神家园载体的人文关怀功能, 保持文化建设的科学性和持续性。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认同; 文化路径;

  作者简介:宫丽, 女, 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 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成员, 主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哲学。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梦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 (GSQ14004);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论述研究” (CSQ18045);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各民族在长达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 基于共同开拓祖国疆域、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共同创造民族文化、共同塑造民族精神、共同走向美好未来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实践而达成的荣辱与共的命运共识、平等团结的政治共识、守望相助的发展共识、美美与共的文化共识, 是民族情感、民族利益和民族价值取向的最大公约数。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 将民族团结视为各民族人民的生命线, 将建设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治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 认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要求, 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增入党章。这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党中央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价值观建设、增进民族团结的自觉自信, 也表明了夯实中华文化认同根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践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重大意义。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相关论述和重要讲话精神, 从整合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认同、遵循文化规律三个层面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

  一、整合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和基础

  文化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载体, 是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沃土。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化的作用, 强调“国家之魂, 文以化之, 文以铸之。”“文运同国运相牵, 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 不仅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也汇聚熔铸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 回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 融会“马、中、西”优秀文化资源, 能够给予中华各民族人民以科学文化养分、丰富智慧启迪、有力精神支撑的文化。面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 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以及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文化资源整合的方法不可能是简单地复兴儒学和回归传统, 更不能去延续“体用之争”的旧思路。中国共产党在引领文化建设中积累下来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双用”方针、“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双服”方针以及“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本经验对整合文化资源、凝聚主流价值具有重要启示。

  1.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引领和指导作用。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一百多年来中国化的进程中, 不仅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而且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相融合、与时代精神相契合, 充分展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当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思想文化领域的新特征以及民族工作的新要求都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观照现实, 在整合文化资源的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 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 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1]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表现在:其一,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文化资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舍非求是的基本依据。文化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但其主要的仍是专注于精神创造的活动、结果与现象。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 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性质, 离开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基本方法, 文化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就无从谈起。其二, 马克思主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内在品格与中华文化兼顾“多元”、融通“一体”的属性相契合。在文化建设中, 马克思主义既是指导思想, 同时也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存在;既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各民族文化交往交融、相伴相生、相互影响, 同时也肩负着引领不同文化适应实践要求、塑造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使命, 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主动力。其三, 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精神和社会理想是凝练核心价值、塑造文化认同的根本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集成, 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基石。越是社会思潮复杂纷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凸显, 越是应该牢牢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思想内核。

  2.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陈陈相因被认为是文化发展最大的阻碍。历史证明, 越是优秀的文化传统, 越是懂得如何在反思应变中保持发展的活力与风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我们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 概括起来就是‘客观、科学、礼敬’”[2]。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 这是在继承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是根据时代特点、实践所需及当代中国人思想状况对文化建设作出的新部署。一方面,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主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但仍要以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系统总结和整理为前提。“不仅是整理国故、注释经典, 也应该是对照历史和现实, 看看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不对的;哪些对我们社会发挥了好的作用, 哪些是不好的作用;哪些是原意, 哪些是后儒的附加;哪些已成为现实的文化传统, 哪些还只是书本上的名言名句。”[3]58文化是时代的产物, 只有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科学性、实用性、可塑性做一个系统的评估, 剔除封建的、片面的、错误的部分, 筛选出不合时宜的部分, 保留科学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中华民族特点的内容, 文化才能与时俱进。另一方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个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有机整体。就其本体而言, 创造性转化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 针对那些思想正确却在历史中沉寂、没有与时代发展同步、尚不能充分满足当代中国人文化需要的内容, 需要以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实践要求为依据进行转化再造, 从而赋予其以时代内涵、人文精神和科学底色。创新性发展是对现代性转化的进一步深化, 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将经典的魅力与智慧发扬光大, 在与现实问题的碰撞交流中进一步创造出新的时代精华, 因而创造性发展是以汲取新资源、生成新思想、彰显传统的时代价值以及助力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为目标, 充分体现了文化建设“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基本方针。因此, 总结整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三点构成了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步走”战略, 是真正的“承古不复古更不泥古”。

  3.合理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文化的交流互鉴是其发展规律使然。不同文化以其特有的形式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对真、善、美的追求, 都有值得其他民族学习借鉴的合理因素。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论述了人类文明交流的三个时期, 分别是1500年以前文明被时空分隔开来的时期、1500年至19世纪末的西方文明冲击时期、20世纪以后多文明相互作用时期。他指出, 单一文明的观点在多文明的世界里日益不相关和无用。施本格勒、汤因比等研究文明的学者长期以来持相同的观点。首先, 人类文明本身就是在相互影响、相融相通的过程中共享精神财富和共同发展进步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 他用“夫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独行快, 众行远”、“并育而不相害”等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来说明坚持多元、平等、包容的态度, 开展文明之间交流、借鉴、互动的重要性。其次, 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交流互鉴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 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并保持生命活力的根本所在。中华传统文化主张“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在世界古老文明中, 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 这既是传承传统的结果, 也是善于学习和借鉴他民族文化精华的结果。历史上汉唐、宋明时期“郁郁乎文哉”的繁荣景象离不开对外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 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更应注重文化的走出去和引进来, 在互补吸收中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与软实力。再者, 在文化交流交融的实践中坚持文化自信并增强对他民族文化的辨识能力。鲁迅曾在《且介亭杂文》指出, 文化的拿来主义要沉着, 勇猛, 有辨别, 不自私, “没有拿来的, 人不能自成为新人, 没有拿来的, 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今天, 我们对待外来文化同样需要发扬这种精神和态度, 既要虚怀若谷, 又要坚持文化定力, 不迷信盲从, 科学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

  二、培育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

  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义。“文化认同不仅影响到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定、社会群体的角色、还影响到民族以及民族文化的保持、国家的意识形态维持与强化、不同的宗教与文明形态之间的理解、甚至当代的国际政治格局。”[4]建立中华文化认同应注重在个性中凝聚共识、在多元中强化主流、在求同中存异。

  1.客观认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 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作为一个集合概念, 中华民族是由55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构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做了充分的论述, 他指出:“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 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 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 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5]“共同体意识”内在地要求应以构成“一体”的“多元”作为现实出发点, 以凝聚“多元”的“一体”作为价值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正确处理好民族文化的个性与中华民族文化共性的关系, 认识到多姿多彩的各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底色, 中华文化具有“集各民族文化之大成”的总体性。在处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上, 费孝通曾提出多元一体不同层次的观点, “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可以各得其所, 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认同体, 汉族和少数民族是同一层次, 他们互相结合成中华民族, 56个民族形成的中华民族是高一层次的民族实体。”关于这一点,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克服两种不利于我们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错误倾向, 即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而忽略少数民族文化, 或者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同时, 习近平总书记也做过两个形象的比喻:一是各民族要相互了解、尊重、包容、欣赏、学习, 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二是各民族都要培养孩子们树立中华民族一员的意识, 不要让孩子们只知道自己是哪个民族的人, 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中华民族, 这是月亮和星星的关系。这应该作为我们处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2.客观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体的广泛性。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海外侨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同样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他们尊重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 认同中华民族的文化, 具有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 即使在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地域方面具有差异性, 依然心向祖国, 团结一致。海外移民长期以来尊重并自觉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形成了“爱国爱乡、念祖爱亲、敢为人先、刻苦节俭、务实创业、崇文重教、团结守信、开放包容的华侨精神”[6]。澳门于2013年发布“念祖爱乡、重信明义、敢为人先、团结包容”的十六字粤侨精神。这些精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 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心灵契合。”因此, 增强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需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3.客观认识不同阶层文化的差异性及其心理状况的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在阶层构成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其中以职业为基础, 因经济、文化及组织资源分化而成的阶层群体不少于十种。相同阶层群体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心理状态、情感趣味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并与其他群体形成“文化屏障”区别开来。这种阶层文化的差异性影响着社会和谐和文化认同。“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和多种利益群体的出现, 导致各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不同阶层的人们开始出现思想困惑或混乱:‘我们是谁?’‘我们到底属于哪个阶层?’‘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诉求?’‘我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味?’这种阶级或阶层的分化对整个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造成极大困难, 导致不同群体产生不同程度心理上的危机。”[7]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应在充分认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文化冲突与区隔现状的基础上, 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协作发力, 尤其需要发挥价值整合的“社会水泥”功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应大力弘扬核心价值观中平等的价值理念, 强化不同社会分工无本质差别的认识。这种共识的确立, 有助于使不同阶层的人站在民族和社会发展的高度上考量自身, 克服个体身份认同迷茫和生存性焦虑, 避免在对现代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 固化为充满物欲追求的经济理性人和缺失集体家国意识的原子化个体。

作者简介

姓名:宫丽 工作单位: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