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灌输有着诸多的论述。他们不仅提到了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反面灌输，也谈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正面灌输，并说明了正面灌输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他们的论述对于在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灌输什么、谁来灌输和如何灌输等问题给出了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的精神与此是相一致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灌输

　　灌输曾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而笔者曾在《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本质、原则和方法》一文中分析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应当是说服，而灌输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1]。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灌输本身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是这门学科独立性的标志之一。要对各种灌输形式的针对性、有效性、时间性、所需要的条件和实施步骤及其反馈，以及灌输与反灌输等进行系统的研究。下面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进一步全面考察他们关于灌输的理论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我们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的精神与此是相一致的。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灌输的论述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中，多次提到“灌输”这个词。这首先是因为，尽管“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P52，但这种思想能够占统治地位即为广大被统治阶级所顺从，靠的主要是“灌输”这个手段。例如，“资产者认为道德教育就是灌输资产阶级的原则”[3]P648。同时，“灌输”的不仅是思想和意识，还包括谎言。在巴黎公社事件后，恩格斯在给他妈妈的信中就提到，“你们只有从《科伦日报》和《爱北斐特日报》上得到消息，而这两家报纸简直是向你们灌输谎言。”[4]P307

　　为了保证灌输的实施，统治者还在现实生活中采取了种种措施。例如，中国古代君主实行科举制度，从接受统治阶级儒教思想的人员中选拔官员，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而当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向几乎已经不信教的重理智的官僚国家灌输基督教思想，也是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大家去做礼拜：“他就采取措施使一般人、特别是使官吏们更经常地上教堂，要求人们更严格地遵守礼拜日的规定，拟定出更严峻的离婚法；整顿（有的地方已经开始）神学院，在神学考试中虔诚重于知识，许多官职大半由信教的人接任；此外他还采取了许多其他众所周知的办法。这些措施和办法可以证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怎样顽强地力图重新把基督教直接灌输到国家里去，按照圣经道德的诫命制定国家法律。”[5]P537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之后，尽管有‘英勇军队’，却不能把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灌输到本国的铁路、蒸汽机以及刚刚开始发展的大工业中去”；“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最近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法国大革命。”[6]P199

　　另一方面，灌输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独享的专利。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曾提到艾韦贝克“不得不把千辛万苦地印入自己脑海里并且同样千辛万苦地灌输给工人们的一些空话，又从自己和工人头脑中再清除出来。”[7]P59恩格斯在给库格曼的信中也曾指出，“要想清除掉李卜克内西系统地灌输给工人的南德意志共和主义小市民的狭隘观点，那就困难得多。”[8]P609而反对马克思的巴枯宁分子也主张灌输：“用彻底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办法从我们时代的要求中，从人类深心的愿望中引出这一思想，然后力求将这一思想灌输到我们的工人组织中去——这就是应抱的目的，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批评道，这些先生们“将用它绝不会有任何成果的‘彻底研究’的办法引出思想。‘然后’由他们将它‘灌输到我们的工人组织中去’。对他们说来，工人阶级是原料，是一堆杂乱的东西，要使它成形，须经他们的圣灵的吹拂。”[9]P45

　　当然，灌输其实是一个中性词，灌输的东西并不都是不好的、错误的东西。例如，恩格斯曾提到优秀的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它画的是一群向厂主交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织工，画面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穷困作了鲜明的对比。……这幅画在德国好几个城市里展览过，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事实上社会主义今天在德国所占的地位已经比它在英国所占的地位优越十倍。”[10]PP589-590

　　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进行灌输。马克思曾经提到，他曾把反俄情绪作为最无害的抗毒素灌输给波克罕[8]P178。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曾经提出，“如果你能向波尔恩灌输一点东西，他将能写出很好的演讲词。”[7]P124而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哈尼时曾指出，“他有两重精神，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灌输给他的，一是他自己固有的。前者对他来说是一件约束疯人的紧身衣。后者是他的本性。”[7]P215马克思还批评《哥达纲领》起草者歪曲了“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11]P23

　　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灌输也存在着清醒的认识。“即使掌握了从一个大民族本身的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出色理论，并拥有比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拥有的还要高明的教员，要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方法把某种东西灌输给该民族，也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12]P314恩格斯指出，“对于三年来新补充的七十万人（只计算参加选举的人数），不可能象对小学生那样进行注入式的教育；在这里，争论、甚至小小的争吵是必要的，这在最初的时候是有益的。”[12]P435恩格斯还指出，“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13]P576；“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13]P584“不能一开始就硬塞给他们理论，但是他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错误和这些错误的可悲后果最后会教育他们重视理论，那时一切都会就绪的。”[12]P339

　　二、列宁关于灌输的著名论断

　　关于灌输，列宁有一个著名论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理论的肇始：“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14]P29。

　　而列宁的这个观点源自考茨基谈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所说的一段话：“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批评派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意识。于是这些批评派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其实，现代的经济科学，也象现代的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无产阶级尽管有极其强烈的愿望，却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假使这种意识会自然而然地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那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14]P37

　　但是，考茨基的这段话明显地将科学与意识混为一谈了。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创办之后，英国工人还缺乏现代社会主义意识，那么，这既不是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者的灌输，也不是由于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形成并且只会坚守工联主义的意识，而是由于英国的其他特殊条件造成的。早在1845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就指出，“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10]PP398-399“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10]P506也就是说，现实的斗争已经教育工人阶级去超越工联主义。而在1854年英国工人阶级就在曼彻斯特创办了工人议会并邀请马克思作为名誉代表参加，这个工人议会要比俄国工人创办的苏维埃早了半个世纪。但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世界垄断地位，使得他们得以用小恩小惠来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中的一些上层人士，消解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恩格斯曾就此指出，“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他们既然充当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利用这种垄断地位的尾巴，并且毕竟总是分享资产阶级的利润，那他们自然就会在政治方面充当‘大自由党’的尾巴，而这个党又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如承认他们有建立工联和罢工的权利，不再坚持无限制的工作日，并给予那些报酬较高的工人以投票权。但是，一旦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的联合竞争，对这种垄断打开一个相当大的缺口（在铁的方面，这已为期不远；在棉花方面，可惜还很远），那时你就会看到，这里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13]PP59-60

　　事实上，尽管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在一战爆发时用机会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来向各国工人阶级进行灌输，尽管考茨基在报刊上硬要工人相信各交战国的社会党人之间就反战行动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但交战的英德两国的工人士兵却举行了联欢，在两军战壕之间的地带进行了友好接触。[15]P182这一联欢事件所表达出来的决不是工联主义意识而只能是列宁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个意识也不能算是谁从外面灌输给英德两国工人的。相反地，倒是列宁知道这个消息后，才号召支持各交战国士兵在所有的战壕内和整个战场上举行联欢。而当苏俄红军反击波兰白军的攻击，兵临华沙城下时，英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这时，“虽然英国工人的领袖中十分之九是奸诈的孟什维克，工人们还是用成立‘行动委员会’回答了这一举动。……‘行动委员会’也是不分党派的全体工人的联合组织。这个联合组织同政府分庭抗礼，而其中的孟什维克也不得不采取半布尔什维克的立场。”[16]P278尽管这个超越工联主义的行动委员会的创立与苏俄红军的胜利进军有关，但很难说这种意识是谁从外面灌输给英国工人的。

　　其实，列宁也曾提到，不能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14]P38既然如此，那么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理论时，同样可以认为他们也不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分，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来创立的。

　　应当说，现代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头脑中产生出来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工人阶级的实践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被人邀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而邀请者显然不会只有工联主义的意识。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他们在社会主义意识方面对工人阶级进行了灌输，他们也一再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评价马克思的贡献时也没有提到马克思曾经灌输了什么意识。

　　当然，列宁主张从外面把社会民主主义即现代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给工人阶级，尤其是相对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也没有错。毕竟，要让工人阶级自发地产生这些意识，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付出不断遭受挫折的巨大代价。既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要利用这个发现推动历史的进步，加速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就像如今学校的课堂上会讲授科学知识和灌输科学意识，而不是等着学生们自己去重新发现人类花费了上千年的时间早已发现了的科学道理并自发地产生科学意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