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挣扎在政治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不断地寻求着自身合法性的论证方式。而在这种合法性的论证当中，许多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诸如生产、阶级、革命与历史必然性遭到彻底的批判与拒斥。失去了这些基本概念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是马克思的思想？今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怎样的家族相似性？这个看似宏大的理论问题在我们的考察中却显露了其相对狭窄的理论视域：即自阿多诺以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理论上着力于通过对辩证法的批判与反思来重构马克思，而在政治上则逐渐蜕变为激进左派中强有力的一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将革命的可能性与合法性作为他们理论的核心主题。理论主题的萎缩所对应的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发展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挑战。而对辩证法的关注不过是对这种社会现实挑战所作出的哲学回应。本文试图以辩证法为切入点，探讨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转向中的相关理论问题，理清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路。

　　一、辩证法诞生的理论语境及其基本原则

　　对于辩证法，我们可以有多个讨论的视角。在此追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视域，我们将选择关于“矛盾”及其统一性的问题来加以讨论。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最初作为一种“自我思维在自身的活动”，［１］（Ｐ２２０）而后转变为可以触及现实，包容内容的同一性原则。黑格尔在其中的贡献不言而喻。

　　近代哲学以来，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原则一直是哲学讨论的核心内容。黑格尔高度评价了笛卡尔为哲学找到了“我思”的起点，认为“自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身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到了自己的家，可以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２］（Ｐ５９）作为柏拉图哲学的近代表达，这种理性原则获得了彰显。但将色彩斑斓的现实世界变成晦涩冷静的理性秩序并非易事。仅仅找到一个理性的起点显然是不够的，由此形成了这种同一性哲学的困境。换言之，一般我们可以将同一性原则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为量的，即事物与自身的同一，例如，《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之间的同一性，这是量的同一；第二类为质的同一，即事物之间属性的同一。例如红色的花与红色的布之间分有了共同的红色的属性，此为质的同一。第三类同一，即为概念与现实事物的同一。这一同一性为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