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之中，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是重要内容之一。苏共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充分利用了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资源，这对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对确立苏共追求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营造出民众的阶级意识、苦难意识、翻身意识，在民众对旧社会憎恨的基础上，生发出对新社会热爱的情感。当然，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因受时间和统治绩效的影响，其作用的发挥是有限度的。虽然苏共执政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在政权建立初期是一种既有效又廉价的合法性资源，但它又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

　　关 键 词：合法性资源；旧社会负面合法性；苏共；功能；限度

　　作者简介：郝宇青（1970－），男，山东东明人，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共运史、苏联政治发展、转型理论等。

　　中图分类号：D3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0）06－0088－07

　　一般说来，一个既定的政治系统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这是政治系统有效运行的重要政治文化条件和政治心理基础。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指出：民众对于一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信仰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对系统合法性的一些适度的信奉，任何系统都不能延续，至少不能延续很久”。[1](p336)而在一个政治系统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中，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negative legitimacy）通常是一种十分重要且廉价的资源，而且它对那些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所发挥的合法化作用尤其明显。

　　众所周知，苏联正是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度里，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因此，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自然就成为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之一。这一合法性资源在苏共执政之初所发挥的作用是自不待言的，但由于其作用呈现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显著特征，以及其作用的发挥受到来自统治绩效等方面的制约，使得苏共在执政过程中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化，而开拓新的合法性资源，以弥补因旧社会“负面合法性”的衰减而出现的政治合法性亏空。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苏共所拥有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资源的内容、旧社会“负面合法性”资源在苏共政权建立和巩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限度等问题的探讨，进而对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如何利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提出自己的思考，以利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寻。

　　一、苏共拥有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的内容

　　所谓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即在民众看来，新社会相对于旧社会具有许多优越之处，在这种对比之下，旧社会的不足和缺点就变得难以容忍和接受，从而把自己的信任和忠诚转移到新社会之上。这种合法性主要是基于在新旧两种社会对比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般说来，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表现得越强烈，人们反对旧社会的心理就越激烈，追求新社会的美好理想的心情就越迫切，它在新社会发挥的合法化功用也就越强大。

　　那么，苏共政权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包括哪些内容呢？这可以从如下两方面来考察：

　　1.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历史发展所提供的“负面合法性”

　　对于苏共来说，俄国旧社会所提供的“负面合法性”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即俄国落后的现代化水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不公正。

　　应当说，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已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然而，它的现代化水平并不高，发展也很不平衡。对此，列宁指出：俄国经济“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2](p400)在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俄国并未获得现代化的充分成果，仍然呈现出了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悲惨景象。他认为：根据1897年1月的统计结果——文盲率高、婴儿死亡率高、按人口计算的公路和铁路的哩数低、农业生产率和工业生产率低，这“揭示了人们所熟悉的所有不发达的症状”。[3](p400－401)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俄国被西方认为是欧洲“社会经济落后区”的代名词。[4](p565)经济上的落后以及由此导致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屡遭败绩，不仅使民众逐渐认识到了沙皇专制制度难以把俄国引向现代化，而且引发了沙皇专制统治的危机，人们已不再向它继续寄予政治忠诚了。人们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不满，预示着它出现了权威合法性危机，① 预示着沙俄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社会转型，也在事实上为俄国后来的社会转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政治心理基础和政治文化氛围。未来的任何一个担当起俄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的政治力量，都可能因此而获取来自沙俄时代的“负面合法性”支持。

　　同时，沙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还伴随着巨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正。1902年1月16日，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给沙皇写信，对俄国出现的社会不公现象进行谴责。他写道：“三分之一的俄国处于一个特殊政权统治之下，法律对它并不适用。警察的权力与日俱增。监狱和流放地爆满，……每个城市，每个工业中心，都要为军队提供住所，却对他们毫无约束，任其恣意妄为、荷枪实弹反对人民。……政府残酷镇压了数千万的农牧民，他们正是俄国政权所依靠的根本。尽管国家的预算连年增长，或许就是因为这种增长，农民们年复一年变得愈加贫困。饥荒频繁发生，使得人民对政府的敌对和普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5](p12－13)据1905年内务部的统计，欧俄3万户大地主拥有7000万俄亩② 土地，而1050万户农民拥有的土地也不过这个数字。可以看到，虽然斯托雷平改革创造了沙俄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这场改革在实质上却演变成了一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的掠夺，并在农民中造就了千千万万的无产者。而到一战期间，俄国民众的生存状况更是大为恶化。[6](p130－131)1500万劳动力被送上前线屠宰场，600万人死伤或被俘；近1/4的富庶土地落入敌手，失去土地沦为难民者以百万计；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几近崩溃，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物价以惊人程度升腾……[7](p142)当时“城内的贫民只有一样要求，就是面包。至于其中的工人，则希望待遇改善、工时减少。而其他的俄国老百姓，80％都靠务农为生，他们的要求，无非是土地而已。此外不分工农，众人都一致希望赶快停战”。[4](p87)但是，沙俄政府以及后来的临时政府都不能满足工农这些最低的要求。这样，它们除了得到民怨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收获。在这种灾难面前，民众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并迫切盼望着和平的到来。而布尔什维克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面包！和平！土地！”的口号，并伴以那强调实质性平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这对处于深重灾难中的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得布尔什维主义成为在当时俄国诸多主义的角逐中最大的赢家，以沙皇为代表的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最终为布尔什维克所获得。

　　沙俄政权为苏共政权所提供的“负面合法性”，意味着苏共对沙俄旧社会的批判和摒弃，更意味着在其执政过程中必须做到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公正，这成为苏共获得执政合法性的一个前提性条件。民众对苏共执政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也基本上缘于此。

　　2.外部资本主义世界所提供的“负面合法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而言，自然是属于旧社会范畴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种种罪恶，自然也就为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负面合法性”的支持。这种“负面合法性”主要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罪恶和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等两方面。

　　种种事实表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正是一部充满血和泪的历史。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p266)英国作家罗伯特·布拉奇福德描绘了19世纪末叶英国的社会情景：“到英国任何大城镇的街道上去看看吧，约翰，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会看到一些闲散自在的阔佬，把不劳而获的财富糟蹋在那些不仅使得他们自己和别人可耻可鄙而且是害人害己的勾当上面。你会看到辛勤劳动的人们拥挤在污秽龌龊、有碍卫生的穷街陋巷里。你会看到又饿又脏、衣不蔽体的孩子们麇集在奢侈豪华的俱乐部、商店、旅馆和戏院外面。你会看到男人和女人，他们干的是加倍的重活，挣的是减半的工资。你会看到，罪恶、贫困、疾病和宗教、文化、财富毗连在一起……”[9](p7)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这种悲惨事实，即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道路之选择提供了负面合法性证明和支持，它不仅从根本上否认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性理由，而且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尖锐批判。颇受列宁敬重的俄裔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帕尔乌斯，从1904年开始在《火星报》上以“战争与革命”为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其目的就是要论证这一主题：“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导致政治动荡”，“在资本主义下发展的民族国家已经结束其时代”。[10](p652)因此，人类的未来当然不能属于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相反，要把资本主义这个“放出道德恶臭的东西”[11](p112)一扫而光，未来只能属于共产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隘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有富人的民主制度。”[12](p189)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民主实在是乏善可陈，它只不过是骗局和伪善罢了。赫鲁晓夫也曾宣称：“我们共产党人相信，资本主义是一个劳动人民受奴役的地狱。”[13](p730)既然资本主义是地狱，社会主义当然就是天堂了。而赫鲁晓夫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就在于他和列宁有同样的思维逻辑，即他们都相信资本主义是不具备存在的合法性理由的，资本主义的负面合法性恰恰成为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依据。当然，类似赫鲁晓夫这样的宣称并非毫无意义，尤其是在苏联民众与外隔绝的情况下，它所发挥的合法化功能是非常明显的。

　　自然，下面的事实是十分重要的：从1914年始，大约至20世纪50年代止，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全面崩溃的迹象——甚至有人把它称作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4](p628)意指资本主义已近末日。美国学者杜娜叶夫斯卡娅就指出：“在世界范围内，1929年的大崩溃使美国的新政和日本的大共荣圈之类的计划像洪水一样泛滥成灾。马克思在近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理论问题，即资本集中到‘一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手中’的问题，失业大军的问题，资本主义崩溃的问题，变成了具体而又紧迫的问题。”[14](p204)

　　还有，十月革命后，不仅那些开始掀起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家的进步人士，而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人士，都对十月革命报以赞赏和支持。例如，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就撰文指出：俄国革命“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15](p102)土耳其的一家报纸评论说：“俄国人民的壮举，有朝一日，必将成为灿烂的太阳照耀全人类。”芬兰裔的美国工人表达了对俄国革命的向往：“只要列宁的名字一被提到，立刻心跳加快，热血沸腾……我们崇拜着俄国来的每一件事物。”[4](p94－95)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的国家，它们并没有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是以苏联为榜样，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所有这些，都给予了苏联民众一个直观的印象：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它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始退却，而社会主义作为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它们似乎验证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的预言，当然也在一定意义上反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