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浪费是道德伦理上的邪恶、政治上的痼疾和经济上的物不尽其用。帝国政治、专制政治和寡头政治趋于腐化和浪费。古代社会的法律禁止浪费。浪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或约束。监护与保佐的私法制度,反贪污浪费的行政法规,都是古代社会通常采取的反浪费措施。现代社会的法律虽然反对公共财物的浪费,但是却容忍浪费私人的财产,因为个人意思自治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被现代社会的法律当作神圣的基本人权。传统民法中的“浪费人”条款逐渐消失,现代法律通过浪费人信托法、私人破产法和邪恶之税法的相关制度来间接地遏制私人财产的浪费,以此来维护传统的美德、保护有限的资源和改良社会的风俗。

　　关键词:浪费/浪费人保佐/浪费人信托/私人破产/邪恶之税　

　　标题注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1)。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①,这是上个世纪中国人挂在嘴边的话。浪费与贪污经常联系在一起,其政治与道德上的“恶”昭然若揭。但是,当以法学的视角审视这个命题时,则充满了理论的疑惑。从古到今,“贪污是犯罪”在法律上都是成立的,因为贪污是个人利用职务之便占有了公共的财产。贪污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要受到法律的禁止、刑罚的惩戒。浪费则是一种消费行为,它指未用尽物的使用价值或效用。浪费公共财物,可以是一种犯罪,但自古以来都没有单独的浪费罪名。浪费个人的财产,所挥霍的是自己的财产,以国家的名义、以公权的手段来遏制,似乎超出了法律的边界;以私法的手段限制浪费,则又违背了私法“个人自治”和“个人财产不受他人干涉”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法学界对浪费行为的讨论不成体系。浪费尚未有其法律和法学上的明确定义,更缺少成熟和系统的法学研究成果。本文的目的,就是从法学的角度分析浪费行为。论文的第一部分从多学科的角度解释浪费的含义,试图找到浪费的确切意义,第二部分从历史的角度讨论浪费的政治意义以及法律对浪费的规制不力,第三部分从民商法的角度分析古代法与现代法对浪费的不同应对,展现浪费在传统道德与现代经济层面的不同意蕴,提出现代商法对浪费行为的约束方式。

　　一、“浪费”的一般理论

　　西方人谈浪费,一般追溯到《圣经》新约。按照“路加福音”篇记载,父亲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勤恳,小儿子顽劣。小儿子想自立门户,要求父亲分家析产,给他应得的那个部分。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小儿子带着他的家产离开。寻欢作乐、放荡挥霍,很快耗尽了他的钱财。他以猪食豆荚充饥,想起了自己的家。回到家里,父亲重新接纳了他,大儿子却很是不满。父亲安慰大儿子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快乐”②。这是圣经上著名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寓言,后世学者进一步发挥③,这个小儿子就是浪费的象征。

　　中国人俗称浪费者为“败家子”或“浪荡子”。中国传统上都有“孝帽账”的风俗,南方称为“麻衣债”。河南巩县、山西潞县和怀仁都有文字的记载,“中国家统于尊,卑幼不得私擅用财,往往有浮浪子弟任意挥霍,暗地借贷,或盗当地亩,约定父母死后履行债务,交割田地,俗称‘孝帽账’。以其孝帽上头,则收赈之日到来也”(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2005:367、385)。富家子弟向债权人告贷,预先声明,等家长死亡后方清偿债务。家长亡故后,习惯上雇佣鼓手吹打。倒头鼓一响,富家子弟开始还债,习惯上称“听响还债”(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2005:381)。中国古代先贤鼓吹节俭、反对浪费,但是“朱门酒肉臭”却也不绝于书。韩非子谈先秦的“显学”,一为儒家,一为墨家。两者差异巨大,墨家节俭,儒家厚葬(高华平,2010:727)。战国之后,墨家的学说和实践都后继无人,儒家却成为了中国正统的思想。称儒家讲究奢华、放纵浪费,肯定不符合儒家所言的君子理想,但是他们讲究礼制,则是真的。一个方面,礼制就意味着等级,不同等级享受不同的饮食、衣着和住宅④。身份越高,所享受的物质就越丰富。“肉林酒池”是指商纣王的奢靡浪费,西周之后“王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的定制,达官贵人不浪费也难。另外一个方面,儒家重婚丧嫁娶,有钱没钱都要讲排场、花费一生的积蓄也要办好婚丧仪式。儒家贵族等级和丧葬风俗,影响了旧中国传统里的浪费习气。

　　为了探究浪费的法律意义,有必要先界定一下浪费一词的含义。人文社会科学都有各自的描述。社会学家从“信仰——行为”角度分析过节俭和浪费的行为模式。以宗教伦理为例,宗教可分为“入世”与“出世”的生活态度,如果宣扬与现实世界保持紧密联系,就称之为入世的宗教,新教和儒教是其中的典型。入世的人免不了求财,因此有可能倾向于奢靡。与现实世界保持距离,就称为出世的宗教,天主教、佛教、道教是这样的类型。出世的人重道德喜清静,因此倾向于简单的生活。道教清静无为,儒教爱财有道;天主教崇尚奉献,新教向往财富。犹太教追求财富,基督教更重情谊友谊,这样才有《威尼斯商人》中夏洛特与安东尼之间冲突的戏剧故事。犹太教与伊斯兰教都善于经商聚财。与清教徒相比,伊斯兰信徒可能更追求富足的生活⑤。在入世的宗教中,理性追逐财富最后达到资本主义的,其代表是新教。但是,由于人类的欲望与增长的财富可能会带来诱惑,新教的节俭最后可能会转向功利主义奢侈与浪费(Yannis Stavrakakis Fantasy & Markets,2012:2289)。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讨论过奢侈和浪费。他认为,奢侈和浪费是中庸的两个极端,不是“善”而是“恶”。浪费是“给予得多,取得不足”⑥,因此它是过度消耗、放纵花费、毁灭生命。亚里士多德为古代社会的浪费与奢侈定下了道德评价的基调。古代社会,人类生产能力有限,从大自然获取的生活资料不足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唯有保持节俭的道德观,约束人们的消费,才能够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繁衍。这种道德观一直延续到今天。现代社会,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带来了富足,但是,消费观念上的节俭依然被视为一种美德,浪费仍然被视为一种邪恶。

　　政治学的原理讲政体的性质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同政体下,节俭或浪费各不相同,有的政体偏向于节俭,有的政体则倾向于浪费。君主制和专制是一个人的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财富集中于君王就免不了浪费。温和的君主也许会过节俭的生活,但专制的君主则以挥霍浪费为生活常态。贵族制和寡头制是少数人的统治,两者都有机会挥霍。贵族与平民不同,高级的身份等级和丰富的财富必然带来挥霍浪费的习气。贵族可能因节制而慷慨、杜绝浪费,但寡头本身就意味着财大气粗、荒淫无度。民主制和共和制是多数人的统治,人人平等、财富分散,有限的财富无以挥霍浪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奢侈与政体形式联系了起来。奢侈既与国家的财富数量相关,也与国民的财富平等相关。浪费需要有足够的财富作为支撑,因此奢侈与国家财富的多少成正比,财富丰盈才可能出现浪费。另外一个方面,财富不均才有可能出现奢侈与浪费,只有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的时候,才会发生浪费。财富多但平等,平等的善良风俗会遏制奢侈浪费。有趣的是,孟德斯鸠还把奢侈与人口稠密度联系了起来。他说,奢侈与人口密度成正比:人口密度高,虚荣心就强。强虚荣心就趋向浪费,因为“浪费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自我的方式”(孟德斯鸠,1961:96-97)。

　　严格界定浪费定义的,应该是现代经济学家。浪费在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含义不同。以高成本出产低收益,称为生产性的浪费,通常意义上的资源浪费和人才浪费都含有此义⑦。在消费环节,物的使用价值和效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就称为消费性的浪费。本文浪费的意义限定于消费领域,因此,弄清消费环节的浪费的经济学含义,是探讨浪费法律意义的前提。早期的现代经济学家,曾揭示过浪费在经济领域的矛盾。经济的目的是增加财富,财富增加了就会激起人类欲望的本性,这就会趋向于浪费。但是,传统道德观视浪费为一种邪恶。浪费多了,就会减少财富,而且浪费腐蚀人类善良天性。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与“国富论”是冲突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在提倡增加财富的时候还是呼吁要杜绝浪费。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却并不反对消费中的浪费。经济学把经济分为生产、流通和消费诸方面,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存在互动的关系。消费是需求,生产是供给。一方面,有生产才有消费,另外一方面,消费刺激了生产。浪费是消费的一种表现,因此可以刺激生产、流通资本、增加就业、增大财富。凯恩斯曾经列举过名人名言:配第说,娱乐、华丽的节目、凯旋门的费用会流到酿酒者、面包房、成衣店、制鞋者的钱袋中去;拉菲马斯说,“奢侈品为穷人创造谋生之道,而守财奴使他们在贫困中死亡”;巴尔邦说,“挥霍浪费是一种罪恶,它不利于本人,但并非不利于贸易”;卡里说,如果每人都花费更多的钱,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得到较大的收入⑧。浪费在道德上是邪恶的,但是在经济学上则是可容忍的,甚至是提倡的,因为浪费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家使用“浪费”一词少,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奢侈”一词,也许,“浪费”一词带有太多传统道德意义上的贬义。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浪费”的含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名词术语。浪费是超过合理和必要限度的物的消费,物未尽其用则是浪费。在消费方式上,浪费与“挥霍”相近,挥霍就是浪费。浪费与“吝啬”相对,在宗教家和伦理学家那里都是恶,介于两者之间的慷慨才是善德。浪费与“节俭”相对,节俭是物的存储,浪费是物的消耗。在政治家那里,节俭体现了共和精神,而浪费伴随着专制和帝国。浪费与“奢侈”相关,奢侈与浪费相伴,却也不直接意味着浪费。不过,当“奢侈”演变成“奢靡”的时候,浪费就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