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PISA在中国名噪一时的是，上海学生在最近连续两届的测试排名全球第一，远高于美国学生的表现，震惊欧美教育界。

　　去年10月，《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专程造访上海寻找答案，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上海的秘密》。国内一些媒体评论说，这让饱受诟病的中国基础教育界挺直了腰杆。

　　但最近一个月，这项国际知名的考试正陷入前所未有的质疑漩涡中。

　　5月4日，来自13个欧美国家的近百名学者教授联名发布公开信，呼吁暂停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英文简称PISA）。《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等知名媒体均纷纷报道。迄今该公开信已有来自近30个国家的1600多人签名。

　　PISA是由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的面向15岁学生的评估工具，主要考查学生的阅读、数学、科学能力，每隔三年举办一次。迄今为止，PISA已经吸引全世界65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评测。

　　“PISA最恰当的汉语翻译可能是‘比傻’，它掩盖了基础教育存在的短板，会造成一些国家的短视。”此次运动最早的反对者之一、美国俄勒冈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赵勇近日在广州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赵勇说，上海蝉联国际第一的消息，让国内一些教育界人士沾沾自喜，更多的省份也跃跃欲试加入测试。但他提醒，面对排名要保持客观冷静：“这可能是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捧杀，让我们完全被排名‘绑架’，不敢改革。”

　　作为从中国走出去的国际知名学者，赵勇在中西方不同的教育体制中浸润多年。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他从东西方不同的视角，以及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来剖析教育话题，并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建言献策。

　　●●●反对PISA

　　日德法等国曾被PISA排名“绑架”暂停教育改革

　　南方日报：PISA考试已经开展了十多年，在国际享有广泛的知名度，您为什么反对它？

　　赵勇：这项考试的噱头很好，号称考查学生面向21世纪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但实际上，PISA考试可以说是“比傻”考试，漏洞百出。它只考阅读、数学、科学三科，测量面比较窄。任何一场考试，都只是考试而已，不可能全面地如实地反映学生的能力和竞争力。另外，它极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短视，比如PISA的成绩指挥了很多西方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更有甚者，国际排名第一的结果实际上会造成“捧杀”，使一国政府不敢推行教育改革。这在日本已经出现，2003年日本PISA排名下滑，日本政府非常紧张，终止了其课程改革，事实上它已经被排名“绑架”了。

　　南方日报：上海连续两次取得PISA测试全球第一的成绩，对此您怎么看？

　　赵勇：我一点也不吃惊。不光是上海，中国其他地区，还有不少东亚国家比如韩国日本新加坡等等素来以能考试著名。但成绩不能掩盖问题。其实国内同仁已经有清醒的认识。

　　PISA从设计到实施，再到数据分析使用的统计模型等等，国外已有不少专家提出质疑和批评。比如运用的统计模型就有局限性，测试范围也有一定的不可比性。就比如中国在奥运会上拿到很多金牌，但不一定代表中国就成为体育强国。

　　对于PISA考试，我有几点担心，很怕这会“捧杀”中国教育，我经常与中国从事教育研究的同事和国家教育政策制定者讨论中国教育，聊天中，感到他们很清楚中国教育存在的短板，比如要通过教育改革实行素质教育、绿色生态教育，淡化考试和排名等。但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省要参加考试，这就会陷入“圈套”。德国、法国等国家已被“绑架”，把PISA成绩作为教育政策制定参考的意见。

　　事实上，现在上海教育界也在反思，并考虑今后退出PISA测试，因为它不能解决上海学生面临的较长的作业时间、较重的课业压力、长期的应试倾向等问题。我希望能对国内教育界做一些善意的提醒。

　　●●●教育改革

　　核心是改革考试

　　谨防“囚徒困境”的零和博弈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教育体制？

　　赵勇：中国教育体制有它的独特性，培养标准化人才特别成功，在保证文明的延续性和稳定方面做得很好。但正如“钱学森之问”所提出的命题，中国教育在鼓励创新、培养创新人才上还存在许多不足。中国学生不缺乏创造力，但往往缺乏创造的胆量。

　　在几千年文化中，国家统一考试长期存在，这导致了教育威权主义，满足标准答案就是正确的，鼓励学生解决问题而不是寻找问题。长此以往，容易造成人才培养的单一化。

　　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难，就是几千年的传统永远都在排序。对待教育，社会有种工具心态。教育一定要有结果，它要么用金钱和结果来衡量。国人认为进入大学就是教育的终点，它应是成功的机会。

　　通过对PISA考试的分析表明，东亚国家学生普遍缺乏自信心，对学习缺乏兴趣和乐趣。而这些品质，正是决定一个人进入社会后成功的关键。

　　南方日报：国内正在酝酿教育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的话题，社会十分关注。对于高考改革您有何建言？

　　赵勇：我国的教育方向绝对正确，无论是《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都作了系统阐述。教育改革的核心还是考试，如果考试方向不改，细化的教育改革就很难推进，教育改革会进入“囚徒困境”的零和博弈状态。比如中小学减负后，家长会想：我减了，别的孩子没减，那我家的孩子就吃亏了。学校如果不补课，升学率就上不去，就担心被别的学校超过。

　　我认为唯一能改变的，就是要赋予高校招生自主权，使得学校办学多样化。我认为，高考改革的核心不在于考试本身。无论高考再怎么改，如果不赋予大学招生自主权，还会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学还是“千校一面”。

　　现在就怕把考试作为唯一的标准，这会导致明知它是对改革有害的，还要吞下苦果。

　　南方日报：看来，教育改革不光是政府部门的事，家长和社会也很重视。如何破解家长的“囚徒困境”心态？

　　赵勇：中国经过几千年的文化沉淀，教育被赋予崇高地位的同时，也被赋予更多的功能，教育一定程度上被功利化了。比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教育改变命运”口号的盛行；人们认为上大学是向社会上层流动提高的唯一途径，教育体制下的任何行为都是为了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教育不是万能的，它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可以改变和解放人本身，让人实现自由。

　　中国家长对于教育的心态有一定的功利性。这就迫切需要评价标准，让学校真正实现多样化发展，通过市场刺激，就会引导家长改变观念。比如让家长看到，职校生出来当蓝领，收入、社会地位不比白领、坐办公室的差。市场恰恰可会给出可行的逃出“囚徒困境”的方式。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

　　赵勇：南科大实现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打破了高考“一考定终身”的模式。希望出现更多的南科大，这是好事。但要给高校“解套”，赋予每所高校拥有招生自主权。大学不应该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一部分，要通过改革，全方位落实大学自主权，使办学者有高度的责任感，让每个人都感到大学的兴衰荣誉与自己休戚相关。

　　中国教育长期的问题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大学也要引入市场竞争，让学校必须提高质量和文凭的含金量，让市场来判断，要优胜劣汰。

　　●●●培养创新人才

　　让学生更自信

　　相信学生的创造力

　　南方日报：您今年出版的《就业？创业？从美国教改的迷失看世界教育的趋势》一书，在国内引发关注。现在国内大学生面临就业难题，您更鼓励大学生毕业去创业？

　　赵勇：绝大多数人天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好奇心、创新能力和创业潜能。但单纯应付考试的教育体制打压了我们的好奇心、扼杀了创新能力、抑制了创业的欲望，它只教会我们如何在考试中取胜。那些引人嫉妒的“高分”恰恰是导致中国缺乏像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创新人才和创业大师的原因之一。

　　现在应该大力开展创业、创新教育。现在大学生抱怨就业难、机会少，为什么不能通过自己创业去改变，创造更多的机会？

　　南方日报：您认为应当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赵勇：这恐怕要回归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时，思考为什么要恢复高考。我在美国多年，有一个很大的感触：美国并不比中国更会教会学生创新，但中国教育在一些方面的确扼杀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好像总是被误导了，一些人想办法违背、逃避规则，比如把聪明用在作弊、造假等。

　　我认为要通过教育改革，让学生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让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信心，要相信学生自己的创造力。要把招生考试制度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给予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