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负责处理奥地利裕宝阿尔卑斯—亚德里亚银行（Hypo Alpe-Adria，以下简称“裕宝银行”）坏账的埃塔资产清算公司（HETA Asset Resolution AG）可能存在比预期更大的资金缺口，奥地利政府近日决定，不再把纳税人的钱用于救助裕宝银行，这使裕宝银行在事实上已处于破产地位。

　　针对此事，比利时布勒哲尔研究所（Bruegel）博士后研究员克里斯托弗·甘拉德（Christopher Gandrud）和德国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公共管理与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哈勒伯格（Mark Hallerberg）共同撰写了《不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而是政治重要性金融机构——来自奥地利关于银行救助的教训》（Not SIFIs but PIFIs—A Bank Bailout Lesson from Austria）一文，并于近日发表在该所官网。他们表示，欧盟银行复苏与处置框架（EU framework for bank recovery and resolution）主要关注来自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IFIs）的风险，可能忽略了“政治重要性”金融机构（Polit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IFIs）的监管。

　　他们认为，公共部门救助国家性或者全球性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可以被理解的。如果没有干预，某个国家的金融部门可能面临崩溃，甚至使经济水平整体下降。为此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了比其他机构更高的资本要求。在欧洲，130家最大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需要面对欧洲央行单一监管机制（Single Supervisory Mechanism, SSM）的监督，同时单一清算机制（Single Resolution Mechanism, SRM）规定了在何时以及何种情况下可以救助一家失败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