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成为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动能，也成为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新契机。“十三五”期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总体布局的“大写意”，逐渐步入到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我国已经同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基建丝绸之路方面，随着雅万高铁建设实现节点目标、匈塞铁路匈牙利段项目主承包合同生效、巴基斯坦拉合尔橙线项目运营通车，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引领的全方位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加快成型；数字丝绸之路方面，随着中泰“北斗卫星增强系统基准站”、中老“老挝一号”等项目相继启动，致力于实现信息资源互联互通与共享共治的全球数字贸易生态圈正在逐步构建；健康丝绸之路方面，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际组织不断深化卫生政策协调，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不断向世界各地提供医疗、物资和技术援助，旨在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正在生根发芽；绿色丝绸之路方面，随着中国倡导建立“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开展海外低碳工业园区试点，以绿色低碳发展与全球生态治理为重点的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正在落地生根。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体而言，中国将在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体系、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与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及推进战略对接与标准联通等方向不断前行。

　　“十四五”期间，为兼顾“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的质和量，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走深走实，还需要着力协调好以下三组关系：

　　第一，要协调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强调，有“实”方能有“名”，“名”要由“实”来支撑，因而在行动上主张先求“实”后求“名”。当前，尽管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秉承互利共赢的思路，并为对象国带来惠民之“实”，然而，由于西方媒体仍然在全球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致使一些“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出现“名弱于实”的现象。未来中国宜从提升文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提升人文交流内容的精准性、增强文化传播客体的体验度等方面入手，奏响“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新乐章，打造与中国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具体来说，首先，可以引导和鼓励学术机构、民间智库、工商企业、非政府组织、新媒体与自媒体积极参与中外人文交往与合作，改善国际舆论与民意氛围；其次，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核心价值精准打造文化品牌，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再者，可以在充分开展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提升文化产品供给，改善海外用户的体验度，从而增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互信。

　　第二，要协调项目落地与风险管控的关系。“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诸多基础设施项目具有投资大、周期长、专业复杂、涉及主体多等特征，在推进实施过程中面临不容忽视的风险与挑战。在共建“一带一路”从“快速跑”阶段进入“耐力跑”之际，中国既需要通过全力促进示范项目的落地来增强沿线国家的信心，也需要提高风险评估的预警水平与风险控制能力。当前，评级机构与跨国企业的风险评估体系大多停留在国家尺度，但大尺度风险评估由于对风险大小和空间分布的结果要求精度较低，对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参考价值颇为有限，因而基于区域尺度的高精度风险评估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大部分中资企业将提升技术作为第一要务，对投资国的法律、项目争端解决及项目索赔方面重视不足。为提高风险应对能力，中资企业有必要为境外施工项目部门配齐法律人才队伍，针对不同国家、不同项目开展法律研究，增强小成本解决争端的能力，且提高索赔意识与索赔能力。

　　第三，要协调本国利益与他国关切的关系。“一带一路”建设旨在通过缩小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衡，让世界更多国家分享全球化的红利。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为更多国家的发展提供便利，从而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一方面，中国可以加强“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互动，在促进中资企业加快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以港口为代表的基础设施项目中适当探索混合所有制模式，鼓励实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投资与联合承建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另一方面，在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宜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充分发挥本国原有的比较优势，补足经济短板，从而继续释放国际合作潜能，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技术互换、市场互换、平等互惠与相互依存。

　　（作者分别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