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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居民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研究
2020年06月12日 15:13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作者:张文宏 苏迪 字号
关键词:相对贫困;城市贫困;社会保障;移民贫困

内容摘要:

关键词:相对贫困;城市贫困;社会保障;移民贫困

作者简介:

  [摘要]  城市社会保障不完善所带来的家庭负担对城市常住居民陷入相对贫困产生一定影响。社会保障(教育负担、医疗负担、工作稳定性)对居民陷入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比较城市移民和城市本地居民发现,本地人更容易受到社会保障的影响而陷入相对贫困;再进一步比较低学历和高学历的城市移民与城市本地居民发现,低学历人群中,本地人更容易受到社会保障的影响而陷入相对贫困,高学历人群中,城市移民更容易受到医疗负担的影响而陷入相对贫困,本地人更容易受到工作稳定性的影响而陷入相对贫困。

  [关键词]  相对贫困;城市贫困;社会保障;移民贫困

  [作者简介]  张文宏 (1963-),男,河北沧州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苏迪(1989-),男,河南南阳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政府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重要民生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果,到2020年贫困人口将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消除不仅反映了我国反贫困政策的显著效果,更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的层次。2020年之后我国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但是贫困的含义和标准发生了变化,人们对贫困的认知已经不再仅仅是温饱的需求,还有生活需求、文化需求、健康需求等。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财富不断集中,城市相对贫困逐渐成为我国现阶段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贫困不再是“救济”的问题,而是满足部分社会成员对于降低教育成本,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获取工作机会的能力[1],以及公平合理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需求问题。相对贫困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相对贫困线就是确保社会成员个人发展能力不受限制的最低水平的资源和最基本的权利。城市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不仅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还可能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城市相对贫困者缺少发展自身的资源,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相对贫困水平越高,相对被剥夺感就会越强,心理落差也会越大,就会对社会分配不公产生不满[2],从而会破坏社会结构的整合,导致社会分化日趋严重[3][4]。对我国城市相对贫困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即将解决,贫困的内涵在我国社会情境中发生了变化,需要对概念和贫困标准进行新的界定,另一方面是为了防范和预防城市相对贫困问题可能带来的潜在社会风险。

  二、文献回顾

  (一)相对贫困的界定与测量

  城市贫困是指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一般分为两种形式,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关注的是最低基本生活需求,狭义的绝对贫困指个人基本的最低生理需要无法得到保障,难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生存临界状态。广义的绝对贫困把个人社会活动方面的基本需要也纳入考虑。绝对贫困是基于经济学视角提出的概念,而相对贫困是一个社会学视角的贫困问题。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意义上来讲,相对贫困是个人、家庭或群体由于资源限制和权利剥夺,以致他们被排除在所处社会的优势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公平合理的竞争之外,同时缺少改变这种状况的机会和手段。相对贫困关心的是可以使个人发展能力不受限制的最低资源和最基本的权利,它追求的不是平均主义,而是社会流动机会竞争的公平与合理。相对贫困现象的社会实质是“资源和权利—收入和财富”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不平等分配的不断恶性循环。

  在相对贫困的测量方法上,汤森提出贫困的相对收入标准方法。首先,根据家庭的规模把家庭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对每一类型的家庭根据其收入水平进行排序,计算出不同类型的家庭的平均收入,并将平均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测量贫困的单位[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欧盟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采用了这种相对贫困的测量方法,1976年OECD提出,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或60%作为贫困线,1979年以来,英国的贫困标准也采用“家庭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的60%”。但是采用中位收入和平均收入的方法存在不能测度社会相对贫困程度的缺陷,度量的仅仅是社会相对贫困的发生率。为了避免这样的缺陷,李永友、沈坤荣采取了一个复合指标来测度相对贫困,他们先用40%最高收入者组的加权收入水平与60%以下收入组经加权的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来衡量社会相对贫困的程度,同时用位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60%的人口数量占整个人口数量的比率衡量社会相对贫困的发生率,最后用两者的乘积作为度量相对贫困的指数[6]。陈光金借鉴了国城调对贫困线的建构方法[7],利用2005年各省份城镇住户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与全国城镇住户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差额指数进行调整消除省际差异,再通过住户人口规模影响系数消除家庭人口规模的影响,最终获得了两次调整后的城市相对贫困线[8]。姚毅、王朝明以1988年的各省城市的消费价格指数为基数,对2005年的名义收入进行平减,采用家庭人均收入作为考察对象,以当期可比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相对贫困线[9]。本研究考虑到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经济发展的同质性比较大,因此直接采用收入比例法,将调查数据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相对贫困线,同时把家庭类型作为控制变量。

  (二)相对贫困的形成

  贫困问题的研究最先关注的是绝对贫困,古典经济学家研究贫困是从探讨“什么是合理的劳动工资”开始的,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提出,决定工资的自然基础是维持工人所必需生活资料价值,杜阁在此基础上提出,现行价格和基本价格(也称自然价格)是劳动工资价格的两个必备构件,前者由供求关系决定,后者由工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和家庭生活所需最低费用决定[10]。绝对贫困是从生存的角度考虑的,所以将最低生理需求作为贫困线,但是它没有回答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为什么资本比劳动能够获得大得多的收益,更没有回答贫困产生的原因。社会的基本构成是人,人的劳动价值绝不仅仅只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生理需求,还有社会需求。要想透彻地分析贫困问题,必须把贫困问题当作是社会资源和权利分配的公平问题来研究。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汤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缺乏,而是个人、家庭、社会组织缺乏获得饮食、住房、娱乐和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资源,使其不足以达到按照社会习俗或所在社会鼓励提倡的平均生活水平,从而被排斥在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之外的一种生存状态”。贫困者由于缺少资源,他们所应该拥有的条件和机会就被相对剥夺了,于是陷入难以脱离的贫困,贫困反过来又会引致其他形式的剥夺,最终又加剧了贫困[11]。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是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提出了“能力贫困”的概念。年龄、性别歧视、健康状况、教育机会、社会保障、政府政策倾向等因素都会使人们在获得一些基本能力方面失去保证,严重弱化甚至剥夺人的“能力”, 从而使人陷入贫困之中[12]。

  马克思从制度层面分析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原因,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贫困化表现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指在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中工人被剥夺物质财富后除拥有自己的劳动能力外一无所有的一种状态,另外,与剩余价值相比,工人所得仅占极小比例,则意味着“相对贫困”。马克思对贫困分析的逻辑包括两点:其一,所有制结构决定了资本与劳动在双方博弈中的地位与角色;其二,资本与劳动的力量不对等造成社会分配偏向资本 [13]。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剩余价值,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技术水平,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从而造成劳动力相对过剩,以保持资本相对劳动的强势地位[14][15]。资本过于强势,劳动难以与资本保持必要的“均势”以致无法分享剩余价值,这就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这是贫困产生的根源。

  以上三种理论比较深刻地揭示了贫困产生的社会机理。他们把对贫困的研究从基本需求转向社会需求,从为资本主义劳动工资制寻找理论解释转向对资本主义劳动工资制的反思与批判,揭示了在社会制度剥削的本质下,社会分配偏向强势的资本,发展自身能力的资源和机会被相对剥夺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这些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的成果,尽管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国情,但在一定程度上对分析我国城市相对贫困具有借鉴意义。另外,相对于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现今社会的资本具有更宽泛的含义和更多形式,不仅包含社会生产中的资本,用于投资理财的股票、基金、房产等也被间接用于社会生产,具有了同样的属性。

  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所导致的,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分析。导致城市贫困的宏观原因既有过去长期积累的难题,又有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问题,既有国内因素,又有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及国际影响因素[16]。1980年代以来是我国的市场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迁,这些转型包括经济结构的变革、福利体系和制度的转型及快速城市化进程,在此背景下城市产生了以失业、工作不稳定和劳动力过剩为特征的新的贫困群体,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安排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7][18][19]。但从深层次看,贫困主要是由生产不足和分配不平衡造成的[20],社会生产水平主要影响的是绝对贫困,而相对贫困主要受到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收入分配对城市相对贫困起到调节的作用,既可以缓解相对贫困的水平,也可以加剧相对贫困的程度。社会的收入分配分为初始分配和再分配,初始分配是按照劳动力要素市场价格进行的分配,再分配是政府对初始分配进行的修正,以减小初始分配过大的差距。在我国现阶段,初始分配过程中要素报酬的差异导致了收入分配的差距, 进而导致了社会相对贫困水平的上升[21],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发展空间逐步扩展,外资不断涌入的背景下,初始收入分配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22],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支撑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在再分配环节,政府的财政支出对相对贫困的调节作用较为有限。此外,由于劳动力市场化机制的不完善,劳动力价格还受到很多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这会进一步加剧初始分配的不平衡。

  城市相对贫困形成的微观原因实际上是宏观机制在个体身上的具体体现。姚毅和王朝明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城市相对贫困发生机制,他们的分析表明:不同维度的人力资本均能有效地缓解中国城市的相对贫困问题,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网络性资源,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23]。高功敬、陈岱云和梁丽霞构建了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包括五个维度:人力资本、住房资产、物质资本(非房)、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每一个一级指标被分解成相应的二级或三级等可测量的指标[24]。陈光金对中国城镇贫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城镇贫困住户在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源、社会结构地位和社会资本占有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排斥[25]。杨舸的研究指出,流动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有限,流动人口的部分群体增加了城市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26]。杨洋和马骁认为流动人口与城镇人口在收入、资产、住房与社会保障方面有较大差距,这是一种相对的贫困[27]。从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城市贫困群体具有文化程度较低、缺少求生技能、更缺少学习和接受培训的机会和能力,靠他们自身努力很难摆脱贫困状态;家庭中缺少劳动力、家人失业或工作不稳定,生活来源没有保障;家庭规模大,负担系数高,身体残疾或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资源贫乏,无法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不能提升自身劳动力素质,在市场上竞争力弱;社会网络关系数量较少、质量不高,可获得的就业信息和机会较少等特征[28]。

  城市移民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社会现象,一直以来,城市移民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与城市本地居民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仅限于当地的户籍居民,移民缺少必要的社会保障,因此一些研究提出“移民贫困假设”。北京、上海、广州作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特大城市,聚集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随着经济的发展,北上广的移民具有一些新的特点,是否还符合“移民贫困的假设”,本文将通过数据进行分析和检验。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已经外迁到周边城市,特大城市已经转型为以资本和技术为核心的企业,这大大降低了对传统劳动力的需求,吸引着全国各地高学历的优秀人才,特大城市移民中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特大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提高,买房门槛逐渐提高,不断挤压着体力劳动者的生存空间,这些都可能导致移民中的贫困群体“流失”。教育的扩招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凭“贬值”,特别是对于非重点大学的年轻人,刚毕业时甚至还没有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高,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相反,一些不需要高学历的新兴行业收入水平较高,比如快递员、外卖员等,吸引着大量年轻的低学历移民。北上广作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吸引着全国顶尖人才的积聚,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本地人的工作机会,特别是低学历本地人的就业机会。移民和本地人最大的差别为是否享有城市社会保障,高学历和低学历最大的差别是“可行能力”,社会保障对移民与本地人以及低学历移民与低学历本地人、高学历移民与高学历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

  三、研究假设

  社会保障是对城市居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保障城市居民不会因为生活风险或意外而陷入贫困。在教育方面,虽然我国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我国人民的基本教育权利可以得到保障,但是由于教育的快速扩张与就业形势的严峻,家庭在子女教育上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费用不断攀高的课外教育费用支出对收入较低家庭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甚至一些家庭因教致贫,出现了“低人力资本投资—低就业—低收入—低人力资本投资”的贫困恶性循环和贫困代际传递现象[29]。在医疗方面,医疗费用使很多非贫困家庭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特别是遇到重大疾病的家庭,很可能由于医药费用超出家庭承受能力而陷入贫困[30]。在就业方面,失业补助标准过低,再就业措施不到位,可能导致贫困群体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社会保障制度对防止贫困产生和帮扶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保障不完善会增加处于贫困边缘的群体陷入贫困的风险。

  假设1:特大城市居民由于不完善的社会保障所带来的家庭负担,会增加其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

  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批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同时部分人员通过教育,在城市里获得了较好的工作机会,甚至在工作地获得了当地户籍,但是大部分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人员处于“流动状态”,这与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城市社会保障和福利多数也是与户籍关联的,甚至一些地方贫困标准的制定没有把外地户籍的人员涵盖在内。和城市居民相比,他们在物质生活条件、工作环境、社会身份制度、福利待遇、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均处于弱势,进城务工人员也极少能够得到在城市向上流动的机会、途径和资源,资源获取和发展机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31]。在面对同样的社会风险时,移民很可能由于不能享有和本地人一样的社会保障而更容易陷入相对贫困。

  假设2:相比于本地人,移民更容易受到不完善的社会保障所带来的家庭负担影响而陷入相对贫困。

  森的贫困理论的核心思想是 “可行能力”,他认为贫困是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在 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贫困不仅仅是缺少收入,更重要的是基本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匮乏与不足。森指出,造成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的原因是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以及机会的丧失,性别歧视、教育机会、健康状况、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等因素都会削弱和剥夺“可行能力”[32]。能力也可以被理解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市场能力,市场能力强代表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力,就会有更多和更优质的就业机会,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反之,劳动者市场能力弱,就更容易陷入贫困。市场能力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教育水平,而教育水平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投资和长时间知识学习的积累。

  假设3:相比于低学历的本地人,低学历的移民更容易受不完善的社会保障所带来的家庭负担而陷入相对贫困。

  假设4:相比于高学历的本地人,高学历的移民更容易受不完善的社会保障所带来的家庭负担而陷入相对贫困。

  四、数据、变量与分析

  (一)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统一组织开展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本次调查以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最终抽取了6010个18周岁至65岁的中国公民作为调查对象。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在进行统计分析时删除了样本中的在校学生,剔除了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最终在5172个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变量操作化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一个关于相对贫困的二分变量,贫困=1,非贫困=0。该变量是以调查数据2014年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相对贫困线,划分出贫困和非贫困家庭。

  2.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保障,具体来说就是由于城市社会保障的不完善给家庭带来的家庭负担,具体包括:(1)教育负担。该变量操作化为“最近一年是否遇到子女教育费用高,难以承受?”,是一个二分变量,有教育负担=1,无教育负担=0。(2)医疗负担。该变量操作化为“最近一年是否遇到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是一个二分变量,有医疗负担=1,无医疗负担=0。(3)工作稳定性。该变量操作化为“最近一年是否遇到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是一个二分变量,工作不稳定=1,工作稳定=0。

  3.分组变量

  为了对比由于城市社会保障不完善带来的家庭负担对移民与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影响的差异性,我们加入移民变量(移民=0,本地人=1)将样本分为移民与本地居民,移民界定为户口所在地为本市以外的人,本地人界定为户口所在地为本市的人。进一步为了对比社会保障因素对低学历的移民与低学历的本地人、高学历的移民与高学历陷入相对贫困影响的差异性,我们通过学历变量(低学历=0,高学历=1)将样本区分为低学历的移民与低学历的本地人、高学历的移民与高学历的本地人。我们将低学历界定为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高学历界定为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

  4.控制变量

  综合以往相关研究,把可能对因变量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分别为家庭主事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家庭居住类型和学历。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相对贫困,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因此我们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共线性检验的结果显示,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均小于10,因此该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表1为所使用数据的样本基本特征,按照我们设定的以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50%为相对贫困线,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相对贫困家庭占比18%,家庭主事者学历为高学历的占比45%,可见特大城市居民高学历占比较大。在过去一年中遇到教育负担的家庭占比14%,遇到医疗负担的家庭占比17%,家人遭遇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的家庭占比17%,其中医疗负担和工作不稳定占比较高。本地人占比76%,移民占比24%。

  五、研究发现

  表2是基于本文所设定的相对贫困线,对特大城市居民相对贫困影响因素进行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是全样本模型,在对家庭主事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学历和家庭居住类型等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主要考察社会保障(教育负担、医疗负担和工作稳定性)变量对城市常住居民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变量方面,性别对是否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的差异;相对于18—27岁年龄组,其他年龄分组从系数变化来看,年龄越大越容易陷入相对贫困,但是只有58—65岁年龄组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增加0.52倍,其他模型中年龄分组变量具有相似的特征;相对于未婚者,已婚者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显著减少0.56倍,婚姻状况变量在模型2a、2b、3a、3b和4a中具有相似的特征。观察变量方面,教育负担、医疗负担和工作稳定性对是否陷入相对贫困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讲,相对于无教育负担的家庭,遭遇教育负担的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提高0.32倍;相对于无医疗负担家庭,遭遇医疗负担的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增加0.57倍;相对于家庭成员工作稳定的家庭,家庭成员工作不稳定的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增加1.77倍。由此,假设1得到了验证。

  为了考察社会保障对移民和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影响的差异性以及观察社会保障对移民和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影响的具体效应,模型2a和模型2b分别对移民样本和本地人样本做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变量方面,性别变量在模型2a中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在模型2b中不显著,说明性别对本地人是否陷入相对贫困没有显著的影响,只对移民具有显著影响,移民中男性比女性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减少0.4倍。在观察变量方面,教育负担对本地人是否陷入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对移民的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对于本地人来讲,有教育负担的家庭比没有教育负担的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增加了0.32倍。医疗负担对移民和本地人是否陷入相对贫困均具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没有医疗负担的家庭,遭遇医疗负担的移民和本地人的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0.51倍和0.64倍。工作稳定性同样对移民和本地人是否陷入相对贫困均具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家庭成员工作稳定的家庭,家庭成员工作不稳定的移民和本地人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0.84倍和2.32倍。对比模型2a和模型2b中社会保障变量组对移民和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0.26<0.32、0.51<0.64、0.84<2.32),可以得出结论,相比于移民,本地人更容易受到城市社会保障不完善带来的家庭负担的影响而陷入相对贫困。得出了与假设2完全相反的结论,因此假设2被证伪。

 

  为了对比社会保障因素对低学历移民和低学历本地人、高学历移民和高学历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影响的差异性以及对他们具体的影响效应,模型3a与模型3b、模型4a与模型4b分别对低学历移民样本和低学历本地人样本、高学历移民样本和高学历本地人样本分别做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控制变量方面,性别变量只有对高学历移民的影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高学历移民中,男性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比女性减少0.51倍。主事者婚姻状况影响效应的显著性,在高学历本地人样本中消失。在观察变量方面,对低学历移民来讲,只有工作稳定性对其是否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具有统计显著性,家庭成员工作不稳定的低学历移民家庭比家庭成员工作稳定的低学历移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增加了0.86倍。对于低学历的本地人来讲,教育负担、医疗负担和工作稳定性对其是否陷入相对贫困均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具体来讲,相对于无教育负担的低学历本地人,有教育负担的低学历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增加0.53倍;有医疗负担的低学历本地人比无医疗负担的低学历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增加0.8倍;家庭成员工作不稳定的低学历本地人比家庭成员工作稳定的低学历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的增加2.18倍。对于高学历移民来讲,只有医疗负担变量对其是否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有医疗负担的高学历移民比无医疗负担的高学历移民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增加1.71倍。对于高学历本地人来讲,只有工作稳定性变量对其是否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具有统计显著性,相对于家庭成员工作稳定的高学历本地人家庭,家庭成员工作不稳定的高学历本地人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增加3.03倍。对比模型3a和模型3b中社会保障变量组对低学历移民和低学历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0.4<0.53、0.23<0.8、0.86<2.18,并且教育负担和医疗负担对低学历移民的影响不显著),可以得出结论,相对于低学历移民,低学历本地人更容易受到城市社会保障不完善的影响而陷入相对贫困。得出了与假设3完全相反的结论,因此假设3被证伪。对比模型4a和模型4b中社会保障变量组对高学历移民和高学历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教育负担的影响效应对两者都不显著;医疗负担的影响效应对高学历移民显著,对高学历本地人不显著,从影响效应上来看高学历移民也更容易受到医疗负担的影响(1.71>0.17);工作稳定性变量对高学历移民影响不显著,对高学历本地人影响显著,从影响效应来看高学历本地人也更容易受到工作稳定性的影响(0.73<3.03)。因此,假设4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50%为相对贫困线,将特大城市居民家庭划分为相对贫困和非相对贫困两类,基于“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由于城市社会保障不完善所带来的家庭负担对城市常住居民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对比了移民与本地人以及低学历移民与低学历本地人、高学历移民与高学历本地人之间影响的差异性。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得出结论:特大城市居民由于不完善的社会保障所带来的家庭负担,会增加其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验证了假设1;相对于移民,本地人更容易受到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带来的家庭负担的影响而陷入相对贫困,证伪了假设2;相对于低学历的移民,低学历本地人更容易受到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带来的家庭负担的影响而陷入相对贫困,证伪了假设3;医疗负担更容易造成高学历移民陷入贫困,工作稳定性更容易造成高学历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假设4没有得到实证数据支持。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研究的分样本模型并没有从统计上验证社会保障对移民和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的组间差异效应(这需要进一步加入交互项进行检验),而是分别检验了社会保障对移民和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的组内差异效应,然后做了对照。本地人比移民更容易受到不完善的城市社会保障带来的家庭负担的影响而陷入贫困的原因可能是,在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下,社会保障与户籍制度紧密关联,移民如果不能获得本地城市户籍,很难享受到和本地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面临陷入相对贫困风险的一部分移民很可能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离开这个城市。特大城市的教育对外地移民尤其是低学历的外来务工人员并不是完全开放的,很多大城市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在家乡完成,一方面争取大城市的教育机会受到很多限制,另一方面子女在家乡接受教育成本相对低了很多。教育负担对低学历的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影响,因为低学历的本地人收入相对较低,还要面对特大城市不断攀升的高昂教育成本,他们不能像移民那样将子女教育安排在家乡以减轻教育成本。医疗负担主要对低学历的本地人和高学历的移民陷入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影响,医疗负担对低学历移民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很可能是承担不起医疗负担的低学历移民会理性选择离开城市,能够留下来并继续工作的一般都是身体健康的。而低学历的本地人尽管可能拥有比低学历移民更好的医疗保障,但他们必须承担大城市高昂的医疗费用,因此更容易受到医疗负担的影响而陷入相对贫困。高学历移民尽管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但无法享有和高学历本地人同样的医疗保障,因此也面临着因为医疗负担而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工作稳定性对低学历移民和低学历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低学历本地人更容易受到影响,高学历人群中只对高学历本地人影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北上广特大城市吸引力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对本地人的工作机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压,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作不稳定的移民可能会离开本地。

  由此来看,社会保障因素对移民和本地人陷入相对贫困影响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移民和本地人在享受与户籍制度紧密关联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差异,同时也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另外,无论是移民还是本地人,社会保障对其陷入相对贫困的不同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学历,学历是个人能力区分的社会符号,是产生职业分化的重要因素,而社会资源和权利的分配又是根据职业分化进行的。收入是社会资源和权力占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相对贫困群体面对的不仅是收入处在相对的弱势位置,更是自我能力的发展以及子代实现跨越的壁垒。

  相对贫困问题的实质是社会资源与权利分配公平合理的问题,它追求的并不是均等主义。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产生贫富与社会分化,这是社会运行的规律,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能力发展的差异导致所获得资源回报的差异,资源分配的差异又会导致能力发展的差异,这似乎是一个死循环,社会总会产生贫与富、强与弱的差异。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健康的社会拥有高的社会流动率,即社会群体向上流动的渠道是畅通的。社会要保证个体能够获得发展自身能力不受限制的最低限度资源和权利,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和劳动力价格机制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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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文宏 苏迪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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