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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 ——基于全国9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2020年04月27日 10:33 来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作者:朱 力1 袁迎春2 字号
关键词:社会矛盾;解决方式;调解;法律

内容摘要:

关键词:社会矛盾;解决方式;调解;法律

作者简介:

  [摘要] 分析全国9市调查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居民的社会矛盾解决方式总体上呈现“倒蘑菇形”的分 布特点。行动方向层面,居民对矛盾的解决方式呈现出化解矛盾方式多元化、调解为主、不同类型矛盾解 决方式各有侧重等特点;行动逻辑层面,居民对于调解“、闹大”、借助法律力量等三类解决方式的态度各有 不同,而做出具体选择更多的是基于功能性计算。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反思法律解决与多元化 解、非制度化手段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依法处理群体事件等问题,倡导“大事法解决,小事人民调解”的治 理思路。 

  [关键词] 社会矛盾;解决方式;调解;法律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刚性社会矛盾趋势分析与化解对策研究”(14ZDA061)。 

  [作者简介] 朱力(1956-),男,上海人,法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袁迎春(1990-),男,湖南永州人, 法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校聘)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需要对社会矛盾的基本状况有深刻的了解和掌握。分析民众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选择,呈现其背后的认知模式,对于针对性地化解社会矛盾,预防社会稳定风险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资料来源

  当前,利益获益群体与利益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对抗,成为最大的社会治理风险,而利益受损群体则构成了当前我国最不稳定的群体[1]。研究者通常将遭遇社会矛盾的民众视为利益受损者,分析和解释其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与原因。就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来看,在法社会学界,形成了“纠纷金字塔”(dispute pyramid)、“纠纷宝塔”(dispute pagoda)、“纠纷树”(dispute tree)等有代表性的理论分析模型。具体而言,“纠纷金字塔”从动态视角分析纠纷的产生及其转化过程,建构了从未被意识到的伤害经历(unperceived injurious experiences)到正式的法律机构(formal legal institutions)纠纷转化模型,提供了观察纠纷从潜在状态到明确的权利主张的变化过程的分析工具[2]。但是,这一理论更多的是法律中心主义,也是基于美国社会的分析,对中国社会并不完全适用。因此,麦宜生(Ethan Michelson)基于中国农村的经验调查提出了“纠纷宝塔”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不同类型的纠纷与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而是相对封闭的,不会呈现出线性的、固定的、逐渐缩小的变化过程[3]。阿尔比斯通(Albiston)等人认为“纠纷金字塔”并没有充分地呈现司法纠纷解决的广阔过程,也没有充分地解释正式法律诉求与非正式法律诉求的区别,单线的分析路径使得其他替代性的解决路径没有得到清晰的呈现,从而提出了“纠纷树”理论,并认为以“树”为基础扩展开去,可以形成代表不同类型纠纷的“法律森林”[4]。“纠纷金字塔”和“纠纷树”都是基于国外情况而建构起来的理论分析模型,更多的是一种理论分析,并未得到中国经验研究和印证。而“纠纷宝塔”则是基于中国农村、农民行动的建构,而缺少对城乡比较的经验分析。在政治社会学界,形成了“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死抗争”“以身抗争”“依势博弈”等抗争政治的概念谱系。这些有关抗争的话语,涉及多种类型的矛盾,呈现解决方式的多元性。虽然抗争政治理论对于少数矛盾对抗剧烈的案例具有解释力,但却忽略了矛盾纠纷中大量柔性的、理性的矛盾化解方式。

  就影响矛盾解决方式选择的因素而言,形成了结构论与功能论两种基本研究范式。结构论范式下的矛盾解决研究,主要关注作为行动者的个体特征(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5][6]与社会特征(职业类型、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7][8][9][10]对其解决方式选择的影响。遵循这一范式的研究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量化分析。功能论范式下的矛盾解决研究,主要关注行动者基于理性主义的立场对不同的解决机制的比较和选择,分析各解决机制的优劣要素(成本、效率、获取、公信力、强制度等)对行动者解决方式选择的影响。人们对矛盾解决方式的选择,既会受到解决情境的影响,也会受到各解决机制的效用的影响,而后者则鲜明地体现了功能论研究范式的立场。一般而言,研究者们认为,因为正式维权途径的低效率与相关主体的不作为[11],集中表现为缺乏相应的制度供给与制度执行出现偏差[12],促使民众偏好于采取非制度化的维权方式,使得非制度化维权在中国社会的蔓延。遵循这一范式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动态的质性分析。这种动态过程的逻辑是,人们并不会一开始就采用最激烈的方式解决矛盾,而或是制度化途径受挫,或是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计算,或是基于利益诉求获取的比较之后的结果,因此均是理性的行为选择。

  面对具体的矛盾,社会成员对解决方式的选择,应是在综合考量纠纷性质、解决目的、成本耗费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的理性决策[13]。其中,矛盾类型是影响解决方式的重要因素,被研究者置于结构论和功能论的具体分析之中。矛盾类型对解决方式的影响,一是表现为不同矛盾类型会影响人们对解决方式的选择。有研究表明,纠纷类型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以纠纷是否涉及当事人的生存利益,即如果涉及生存利益,纠纷当事人会更多地选择公力救济与社会型救济,而如果只是涉及生存利益的局部,则纠纷当事人则会更多地选择和解与忍让[14]。二是表现为不同的矛盾纠纷类型的解决方式及其影响因素有差异。有研究者指出,人们对不同性质的纠纷类型的解决方式的选择差异,反映着其对不同解决方式的效用的理性计算和认知[15]。最后,无论是哪一种研究范式,无论是哪一种研究视角都不得不将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法治因素作为重要的研究背景。

  2016年3—5月,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在全国9市①开展了一项大规模以社会矛盾为主题的问卷调查。共计发放问卷1835份,回收有效问卷1717份,有效回收率为93.57%。本文保留18岁以上的样本,用于本文分析的有效问卷为1712份。其中,遭遇过社会矛盾的样本数为991,而最终得到解决的样本数则为590。同时,课题组选取了遭遇过特定矛盾纠纷的当事人进行深度访谈,共计获得47份有效的访谈资料,涉及征地拆迁、邻里关系、环境污染、劳资关系等矛盾纠纷。综上而言,本文基于9九市的调查数据,呈现民众解决矛盾的方式选择的主要特点,并结合访谈资料对其矛盾解决方式的选择做出解释。

  ① 即江苏省南京市、安徽省合肥市、四川省宜宾市、湖北省恩施州、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广州市、陕西省西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云南省昆明市。问卷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具体而言:首先,依据当地的行政区划,随机抽取3个区(县);其次,在抽中的每个区(县)中随机抽取2个街道(乡镇);再次,在抽中的每个街道(乡镇)中随机各抽取1个社区(村);兼顾社区类型具有差异(经济条件的好与差)。

作者简介

姓名:朱 力1 袁迎春2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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