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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挑战与重塑
2020年07月01日 16:39 来源:《三峡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胡芳 梁力月 字号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中国方案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

  【摘要】在“两制并存”世界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形势严峻,面临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和文化的质疑和党员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不足等多重挑战。新时代增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应找准着力点进行多维构建:即战略上以增进民族认同感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策略上以日常生活内化意识形态软实力,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内容上让精神文化为意识形态增光添彩,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对外交往上以中国方案的政治正义为核心要义,增强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和制度认同;全球治理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增强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胡芳(1983— ),女,湖北天门人,法学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贵州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梁力月(1993-),女,重庆巫山人,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与社会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及其当代发展研究”(16CKS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SQ2019-MY05)的阶段性成果。

  问题是思想的先导。学术界开始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从抽象到具体、从表面现象到深层分析、从外在结构到内在机理逐渐深入,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认同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但对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所出现的新问题,以及面临挑战还缺少深入的剖析。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需要理论不断深入推进。随着新时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日益凸显。学术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构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研究上,还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上升为新时代发展战略高度进行理论阐述。

  一、认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动力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是实现政府和社会有效沟通的手段。新时代消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关键在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从理论上讲,意识形态是将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相互融合为一种“软实力”。作为一种“软实力”,意识形态的根本动力在于大众认同的强烈程度和他们不同职能的有效性连接。正如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所强调的,“要注重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1],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认同关键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包括对中国特色的道路、制度、文化的认同,就是要使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从内心深处自觉认同。而理论认同就是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质,了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党的新的观点、方法论断。情感认同的关键在于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在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义深入群众心灵,同时关心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价值诉求,提升人民群众的认同程度和认同方式,紧贴人民群众现实生活,关注社会重大理论热点问题,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释功能,向人民群众充分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魅力。

  作为观念的社会主义在其整体意义上是社会主义运动、思潮、制度和文化的观念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内在逻辑来看,它包含了道路选择、理论发展、制度建设和文化底蕴4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精神动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将代表先进工人阶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领导阶级,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理论下,通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障,形成不断的相互作用的政治实践,形成意识形态的“合力”。认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合力的精神动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伟大而极其复杂的工程,需要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全体人民的智慧,经过一代代人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共同发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快慢取决于“历史的合力”,增进民族认同感是聚集社会“合力”的力量源泉。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围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断努力。

  第一阶段,在增进民族认同感中共谋民族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抗日救国,增进民族认同,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纲领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新中国诞生了,在历经一百多年的苦难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可是没有雄厚物质基础,何谈民族复兴?对于忍饥挨饿的中国人民,实现这个梦想也是“天方夜谭”。截至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经济总量只占世界总量的1.8%,居于世界第11位,这与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的大国地位极端不匹配。

  第二阶段,在增进民族认同感中共谋国家富强。勇于变革和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强大武器,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思想,打破“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桎梏,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大解放、大发展、大创新。改革开放以思想变革带动了制度创新、道路创新、文化创新,促进了社会流动,释放了社会的活力,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凝聚了各阶层人士的利益共识,谋划国家富强之路。截至2003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07万元,基本实现小康。截至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2位,可以说,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中国从封闭型经济弱国到开放型全球经济大国迈进。

  第三阶段,在增进民族认同感中共谋人民幸福。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咬定青山不放松,以更加开放、革新、包容的姿态,全面深化改革,啃硬骨头、涉险滩,稳中求进,持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截至2018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90万亿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近六分之一,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脱贫工作举世瞩目,仅2018年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有望在2020年底实现全部脱贫。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为人民从贫穷温饱迈进整体小康,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让中华民族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让中国人民离这个伟大复兴梦想更加接近了。

  在当前“两个时代”交织、“两种制度”共时代的复杂局势下即资本主义仍占主导地位的“大时代”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的不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阶段质变的辩证统一”[2]的小的历史时代相互交织,与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两制并存”,叠加交织的特殊历史情境,决定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列宁强调:“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3]中国如何才能经受住来自国内外多重价值观的冲击,更好地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以及情感认同?中国社会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展任务呼唤着我们亟需厘清由于多元利益诉求导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危机,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着力点。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多重挑战

  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意识形态战略部署,为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开创了崭新的局面,意识形态话语权也有所提升。虽然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总体积极向上,但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仍然很艰巨。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深刻的转型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多元化,社会思潮也越发激荡,还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在资产阶级的“大时代”,资产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资本逻辑更加张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加强且更加隐蔽,国际上还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诋毁、误读也层见迭出。

  一是党的文化领导权迫切需要提升。

  一个政党的领导权既有政治领导权,也有经济领导权,还有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已越发成为评判一个政党政治、经济是否被接受为领导者的尺度。执政党赢得支持和拥护的一方面在于人民的“自愿”追随,即集合民意,另一方面在于执政党对人民的付出。保障人民的物质利益和基本权利是一方面,与人民群众的文化交流也必不可少。葛兰西曾说过,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在完成由机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传输阶级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新时代人民的文化素养普遍提升,客观上需要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进行转变,意识形态的工作重点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即从革命党的政治领导权逐步向执政党的经济领导权,转向服务党的文化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建设,力求增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力求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和人民立场的现实在场,中国共产党也在很好的贯彻和落实这一价值目标,采取了包括精准扶贫、最低保障等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决定了它必须严肃对待关涉人民群众利益的文化,从现实出发,亲身感受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人民群众取得广泛联系。在文化活动中凸显“人民性”与“党性”相统一,文化不是针对某一个阶层和群体的特殊享受,而应服务于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就现实来看,目前党对文化的刚性灌输与民众的真实文化需求二者产生了矛盾,在民众的文化需求上“以人为本”理念被淡化。新时代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获取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民众的文化需求在超越供给。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优秀的红色革命文化、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化都是当前主流文化不可缺少的根,中国共产党需要培养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自信、历史认同、情感认同;民众需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中扎根并开花结果;民众需要通过培养文化价值观念来同现实生活中的错误思潮和消极观念进行分析和批判。新时代,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迫切需要提升党对文化的领导权。

  二是党员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危机。

  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共产主义的践行者。但是当下许多党员同志存在着信仰不坚定、理想信念不足等突出问题,部分党员的意识形态认同流于表面或存于形式,党内存在着意识形态方向迷茫、意识形态工作涣散等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就曾经指出过:“我们大多数干部理想信念是坚定的,政治上是可靠的。同时,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4]部分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党员干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冲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对我们进攻的结果,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市场经济大环境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侵蚀;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认识、学习、建设不足等。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逻辑上,对现在的工作,对未来的认识上和判断上存在很模糊的认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表明了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我们究竟该如何发展,这是不明确的,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不断探索和实践。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我们党所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力从严治党,特别是在反腐倡廉、党风建设、政治建设上更是前所未有。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又明确作了要完善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要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等规定。党的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使得党内逐步恢复风清气正的状态,党内政治生活更加清明,政治生态也明显好转。但是,面对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更加强化党员对党的领导的认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对党员身份的认同、对党员责任的认同,增强党内意识形态建设,发挥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的内生作用,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自身仍需进一步努力。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的生活化不够。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人们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整体经济规模、经济总量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实力越发让世人刮目相看;但是从经济的内涵式发展来说,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以消耗环境资源为代价,高耗能、拼资源;其次,公共服务程度不高,养老、医疗、教育、就业水平不高;最后,国有“僵尸”企业、“尴尬”的世界工厂,以及品牌世界影响力低等等。所以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并未起主导作用,更谈不上占据经济领导权,“问题”得不到解决,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就仅仅是一个“帽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但文化的多样性和价值观的多元化正在逐步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西方帝国主义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制造思想的混乱,用新自由主义解构深化改革,用西方宪政民主曲解依法治国,用西方“普世价值观”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历史虚无主义扭曲否定党史、国史、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炒作热点敏感话题,制造意识形态事件,抹黑反腐倡廉政策,攻击中国政治制度,散布新版本“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现象,以此制造内乱,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搞垮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在经济和政治话语权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话语仍存在一定空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力度的加大,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思想文化的冲击,大众群体在接受和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不再单纯的接受信仰说教和灌输,反而开始更多地追求“西方新思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出了疏远心理。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缺少世界认同。

  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交通的发展,人类生存境况与共同问题的出现,中国已与世界连为一体,命运与共,但也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隔阂,中国话语、中国故事、中国风格还不为世界所完全理解和接受,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各种的歪曲或污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新官僚资本主义”,望文生义地贴上各种妖魔化的标签,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其根本就是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次,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现代化道路还不能被完全认同。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来看,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从封闭到半开放、向全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急速转型过程,“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深深地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将社会主义与公有制、资本主义与私有制相等同的意识形态还未完全改变,世界的疑虑、不认可和交往壁垒还普遍存在。最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无神论信仰不认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帜,编造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反宗教的,制造唯物史观的无神论与上帝至上有神论的对立,企图制造思想文化的混乱,引发民族冲突。

  五是西方陷入意识形态的“修昔底德陷阱”。

  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大国威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创造出了许多世界奇迹,中国速度、中国脱贫、制造大国等给世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一方面,“中国战略”“中国崛起”的声音不断萦绕耳边,新时代的中国将会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比欧美国家更加有效,有利于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中国将促进世界经济规则的调整和政治格局的变动。但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也充斥着媒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现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形成了挑战,将会威胁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制造新的恐慌。针对这些国家对中国发展发出的种种质疑声,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美国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中就说到:“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5]。由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战,就是传统霸权主义的典型,是顽固的“冷战”思维。伴随着中国力量的壮大,外界对中国的质疑也越来越多。事实上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决定了中国自始至终走的是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的发展道路,中国不会走霸权主义的道路,只有和平发展之路才是发展的长久之路。同时,“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所谓的威胁论也只是来自于历史经验和某些西方大国的意识形态建构,目的是制造摩擦,维护自身利益。因此,自陷“修昔底德陷阱”的心态是极其荒谬的,新时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认同的彰显必须打破“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误判,塑造正确的大国形象,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力量。

  六是“一带一路”倡议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识形态误解。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总体复苏缓慢,全球结构性困境依然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了诸多发展不平衡问题,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全球化利益分配在一国内部及不同国家之间都出现失衡。在这种现实的困惑和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通过发挥中国“火车头”的作用,发掘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优势潜力,促进资源的深度融合,实现区域互补,协同发展。这不仅是中国走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具体策略,还充分体现了中国矢志不渝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但是,中国在向第三世界国家表明大国诚意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的质疑声。不同国家、地区的领导人、媒体、专家学者都翘首观望,试图搞清楚“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探讨“免费搭便车”的真实性。据研究显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看法归结起来有两种:一是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阴谋”,是中国主导下的“新帝国主义”,是中国资本输出的外衣,商品倾销的市场,原料的供给地,是殖民主义的新表现;二是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摒弃了阶级的偏见、制度的偏见、南北的偏见,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的新范式。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他们既希望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又恐于中国的“掠夺”。对于此恐慌,原因有三:其一,纵观当今世界发展的历史,任何一个西方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是以牺牲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曾长期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历史刺痛着他们的神经;其二,当今第三世界的国家普遍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国家政府和资本家非常担忧“红色政权”会赤化本国国民,进而丧失自己的统治;其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舆论上煽风点火,鼓吹“阴谋论”、“掠夺论”、“赤化论”,在政治经济上对第三世界国家施压。那么中国如何在这巨大的国际化浪潮中回应种种质疑,如何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重塑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越发强调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以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也越发影响我们的生活。市场、经济和利益裹挟下的消费意识形态成为新的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朝着娱乐化倾向转变,政治意识形态正在被弱化、边缘化和虚化,政治意识形态甚至已经缺失。十八大以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要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旨在重塑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国内而言,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构建包含各民族都认同的价值。就国际而言,构建中国自己的主导价值以及为世界其他国家所认同的共享价值。增强认同着力点,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一是战略上,在增进民族认同感中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6],历史赋予我们新时代的伟大使命需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还有很多任务未完成,增进民族认同感,共筑中国梦。关键要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方面,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为基础,增强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民族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受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它既包括本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又包括各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等多方面的关系处理。作为由多民族所组成的中华民族,如何实现民族的统一和融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民族基础。而从人类社会学角度来讲,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政治-文化认同。尤其是在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如何处理好宗教认同与国家意识形态认同、自我民族认同意识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建设的需求与国家一体化建设等问题,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民族存在着二元结构,即汉族与少数民族(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总和)。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基本原则上,充分尊重“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护文化的多元性,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同时,还给予各种利益的支持,在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在子女生育、财政补贴、物质补给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优惠。这些优惠政策一方面弥补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距,促进了民族发展的公平,有利于民族团结;但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和特殊性,反而刺激了民族独立问题的认同情感。建立“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着力点,即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一体,多种民族文化并存的综合格局。具体而言,就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民生问题的改善,而不是特意强调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引发其背后的利益博弈,以此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以“一国两制”为基础,增强海外华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认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着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优良文化传统。有着共同的人种皮肤、语言文字、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性的中国人,无论身在何处,都把自己看成炎黄子孙,有着强烈的认同心理和凝聚力。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超越了意识形态冷战思维,成为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并存共处的统一体中,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中国大陆帮助香港度过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给香港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回归祖国20多年来,随着中国在经济、外交、科技、体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迅猛,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日益提升,港人的国家认同感逐渐上升,尤其是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对祖国的向心力大大增强。澳人也是如此。“一国两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为台湾同胞打消疑虑,增强制度认同感,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提供了现实基础。不仅如此,“一国两制”的伟大创举也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在国际争端问题上,无论是以往苏联强制社会主义加盟国推行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民族纠纷问题;还是冷战后,西德和东德“推倒柏林墙”后资本主义制度的执行;抑或是南北朝鲜统一的一筹莫展,都没有摆脱思想束缚,进行和平共处的制度创新。总之,“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增强了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坚定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意志。

  二是策略上,在日常生活中内化意识形态软实力,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实力,关键在于这种主流思想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因此,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需要重塑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在意识形态的内容、管理方法、手段上进行创新,润物无声,融入生活,满足人民群众的个体精神需求,在日常生活中抵御各种错误思潮对人们正确价值观念的侵蚀和消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这是我们的根本防线,绝不能变。但就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关键还是在于大众化、生活化。以更加人性化和更加轻松活泼的方式让人民群众主动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内容生活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现实场域,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灌输”,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融入日常生活中,党的理论、主张会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三是内容上,让精神文化为意识形态增光添彩,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

  精神文化是意识形态软实力的内在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一个很关键的点就在于我们有自己最为独特的东西,我们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新时代,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要在精神文化建设上多下功夫。首先,发挥精神文化在意识形态宣传上的载体作用,依托电视、电影、文艺等文化活动,从多方面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让电视、电影、文艺形成本民族的特色和评判标准,不以西方意识形态为标准,不以标新立异为标准,坚持本民族价值观,创造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产品,寓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于精神文化之中,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同时要去意识形态的抽象化,片面化以及绝对化,让意识形态思想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中。最后,强调个体的精神文化自由,在精神文化上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契合点,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精神文化这块“沃土”上生根发芽。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四是对外交往上,以中国方案的政治正义为核心要义,增强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和制度认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核心标准,四十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正义和人权意蕴,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制度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一系列的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开拓进取,逐渐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国到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转变;从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到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占主导的世界最大工业国的转变;从科技教育落后到世界教育大国与科技创新的转变;从不发达的状态到中等发达状态的转变;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到持续下降,最终消除贫困人口的转变;从贫困到温饱、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转变。这种奇迹的转变是完全建立在平等互利、和平发展的基础上的,它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战争掠夺或资源掠夺的暴力方式,这为落后的国家想独立获得发展提供了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新方案。除此之外,政治正义还体现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的一系列主张、理念、制度(规则)与行动的集合。以倡导构建多边开放的国际治理体系和国际贸易原则体现国际政治秩序正义,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具体行动实现客观正义,还包括世界扶贫、网络空间共同治理等。

  五是全球治理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增强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基础,以“为人类求解放”为奋斗目标的系统化思想体系,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习近平在《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7]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性的两者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人民求解放”的意识形态的价值魅力。

  马克思指出,文化的发展只有在实际的世界交往而非想象中才可能“超越地方局限性”。中华传统文化历来有着开放包容的特质,但近代以来闭关锁国政策停滞了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证明,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实现自我的改造和升级,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形成富有朝气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且释放出磅礴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增进世界文化认同的新国际关系理念,它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殖民等级文化,是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上,对不同的国家之间增强“我们”利益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在世界日益交融的今天,200多个国家已成为承载人类命运的“地球号”中的一员,只有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不同文明交融互鉴,才能破冰前行,共同发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理念,增强世界文化认同,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总而言之,意识形态核心是价值认同、价值内化。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是由社会现实问题所决定的,既是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又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要求。因此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问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6.

  [2] 刘同舫.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背后的必然逻辑[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6):47-52+189-190.

  [3]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5.

  [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89.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14.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8(1). 

  [7]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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