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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解唯物史观中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三次争论及其当代启示
2019年04月11日 12:07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作者:王立胜 字号
关键词:唯物主义历史观;列宁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内容摘要:

关键词:唯物主义历史观;列宁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北京   东城   100732)

  [摘要]  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需要科学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准确把握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围绕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理论界曾发生过三场争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对这些争论做出了历史检验。回顾这三场争论及其历史检验,结合争论中出现的各种观点,透析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可以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唯物主义历史观;   列宁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19)02-0029-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16ZDA002)。

  [作者简介]  王立胜(1963-),男,山东莒南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习近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本质运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1]。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准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科学地理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也为准确把握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原理。基于这些原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不能简单化、教条化,而应在辩证地理解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经济化”——“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应是经济和政治辩证统一关系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但是,在社会实践中由于受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制约,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经常被扭曲,有时被硬性分离,有时是用一个方面取代另一个方面”[2]。历史上不乏这种曲解唯物主义历史观、误判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观点。例如,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论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前,无法建立无产阶级执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经济理论的部分僵化论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在生产资料领域保留商品货币关系和实施市场调节;戈尔巴乔夫等苏东剧变的推动者则认为,要实施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就必须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针对这些观点,历史上也形成了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三场争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对三次争论做出了检验,否定了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错误观点,揭示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重新回顾这三场历史争论,有助于科学理解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避免经济与政治关系“被扭曲,有时被硬性分离,有时是用一个方面取代另一个方面”,对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以时间先后为序,这三场争论可以概括为:1890—1920年代,第二国际围绕是否放弃暴力革命的争论;1920—19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围绕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作用范围的争论;1960—199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围绕社会主义政权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的争论。我们将每场争论的主题和历史检验作为准确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主要线索。

  一、要不要革命(1890—1920年代):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能僵化

  第一次争论在第二国际展开,是否放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武装革命主张是争论的焦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论者持有的“经济决定论”影响深远。持有这派观点的学者僵化理解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一方面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西欧先进的生产方式可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另一方面认为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俄国进行武装革命,不具有历史合法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没落,最终证明了“经济决定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证明列宁主义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辩证理解是争论中唯一正确的观点。

  (一)第一阶段: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争论

  恩格斯去世后的第二年(1896年),曾被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就开始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社会主义问题”系列论文,重提曾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批判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观点。1899年,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化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提出,“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3],“难道所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只能是通过政治灾变夺取政权吗”[4]。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在第二国际获得了很大范围的认可。卢森堡和列宁等学者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5]。

  第二国际放弃武装革命的主张,与他们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僵化理解有关,即与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观点相联系。拉法格就认为“经济决定论,这是马克思交给社会主义者的新的工具”[6]。第二国际中的很多学者对“经济决定论”进行了僵化理解①,认为在生产力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只要生产力不断进步,由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进步性的肯定,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尚处于历史上升期的判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观点的形成。然而,这一思想并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贯主张。例如,1890年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曾对这种僵化的经济决定论进行过明确的批驳,“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7]②。

  ① 依据科学辩证的观点可以将“经济决定论”界定为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关系,但由于第二国际的很多学者采用了僵化的思维,直接将两者的关系局限在经济对政治的机械决定作用,提到“经济决定论”时往往代指这种僵化思维,后面的行文中提到的“经济决定论”代指这一思维,但是并不否定“经济决定论”存在更为辩证的正确把握和科学合理的理论表达。

  ② 也有学者认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并没有在如此僵化的层次上定义“经济决定论”,但是无论如何理解都可以确定:恩格斯非常明确地强调上层建筑的作用,认为不能从将经济作为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僵化理解,导致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政权的阶级本质缺乏足够认识,容易被统治者的“怀柔”政策吸引。例如,1890年之前,德国曾实施镇压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导致党内出现放弃武装斗争手段的“逆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斗争下,这种机会主义“逆流”被击败,革命力量不降反增,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席位增加至35席。德国政府因此取消了“非常法”,采用“新方针”和“怀柔”政策,最终导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向从实现社会主义转变为提高议会席位。到1912年国会选举,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席位增加至110席,致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痴迷于议会选举形成的政治地位。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多数领导人都倒向本国政府,支持工人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使命开始让位于提高议会地位的政治目的。这最终导致了第二国际的失败,这也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开始从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组织,转变为以社会主义为口号的资产阶级议会政党。

  (二)第二阶段:关于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历史合法性的争论

  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造成的更大影响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指责。这些指责的核心就是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爆发的设想,违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生产力的决定性原理。争论首先出现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间。普列汉诺夫对“生产力决定论”的概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首先他引用了马克思著名的“两个决不会”命题:“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据此,他认为“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么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9]。由此,普列汉诺夫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10]。列宁依据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帝国主义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11],“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12]。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僵化理解与辩证逻辑的直接交锋。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的正确性。然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并没有放弃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僵化理解,依然坚持以“经济决定论”指责十月革命。例如伯恩施坦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冒险事业在实际上是——或者迄今是——企图通过一系列专横行动而撇开必要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尝试”[13]。考茨基认为,“不仅反对那种认为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能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超过工业的西方这一信念,而且也反对这种妄想:可以用几次强暴的打击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14]。

  针对僵化的“生产力决定论”,支持十月革命的学者,均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进行反驳。针对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批评,卢森堡指出,“但是革命的真正辩证法却把这一鼠目寸光的议会真理颠倒过来:不是通过多数实行革命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策略达到多数”[15]。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尚处于青年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葛兰西和卢卡奇也参与了这一论战,葛兰西在十月革命爆发后立即撰写了《反<资本论>的革命》,反驳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支持十月革命[16]。对第二国际僵化观点的总的反驳是由列宁完成的,他在逝世前撰写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写道:“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7]

  (三)历史检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没落

  武装夺取政权,再在政权的基础上推进生产力发展,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理念,也是继承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发展道路的历史抉择。列宁的理念与考茨基的判断针锋相对,历史是最好的裁判:1937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跃居欧洲第一,增长速度明显超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比1913年增长44.3%,而苏联在同一时期则增长了7.5倍,比资本主义世界发展速度快了14.3倍”[18]。反观以“经济决定论”为信条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却未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

  从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上述争论的“尾声”连续不断。例如,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政策,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二十年”,众多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宣布了其“社会主义政策”的胜利,甚至重新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统”自居。在1980—1990年代的“苏东剧变”中,社会民主主义也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和平演变”的重要理论。但是,历史还是做出了它的检验——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欧洲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再次显露无遗。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世界会随之出现节制资本、改善工人福利的制度调整。然而,此次危机后这种调整却没有出现:危机后在欧洲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未能再次推行节制资本、改善社会福利的政策;与之相反,随着2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经济危机对资本权力的制约作用几乎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在国债市场和金融资本的胁迫下,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悬崖的西方发达国家,必须以降低社会保障、减少工人福利的方式应对危机。社会民主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增加所谓“社会主义因素”的“改良”作用,走到了尽头,甚至走向了反面。当下资本主义世界底层民众越来越强烈的抗议活动(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再次证明了以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实现社会主义是“南辕北辙”,印证了列宁主义的正确性。伯恩施坦抛弃武装革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幻想被历史证伪。

作者简介

姓名:王立胜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职务:党委书记、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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