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工业文明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在极大地推动社会发展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庞大集聚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的巨大破坏，从而形成了作为工业文明生态后果的文明悖论。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陆雪飞副教授在《生态文明自然观的理论出场》（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中认为，工业文明生态后果的源自于工业主义自然观与资本的联姻，以及由之而发生的资本逻辑对自然的吞噬、技术主义对自然的裁剪、人类至上主义对自然的质料化和价值通约主义对自然的商品化。

　　通览全书，我认为该书有以下可圈之处：

　　首先，关于文明样态的嬗变及其自然观的历史演进。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人类社会的文明样态及其历史演进有着多种多样表述。如果我们立足于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广阔视野中，把“生态文明”作为继“工业文明”之后的全新文明样态，就必须抛弃现有的多样化划分标准，以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类自然观及其历史嬗变为基础，把人类社会的文明样态划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等主要类型或阶段，从而呈现出特定的自然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特定文明之间的历史性关联。

　　其次，关于工业文明的症候与工业文明自然观的困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工业文明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在极大地推动社会发展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庞大集聚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的巨大破坏，从而形成了作为工业文明生态后果的文明悖论。但是，本质地说来，它们所反映出来的根本性症结都是工业文明奠基于其上的工业主义自然观的症结。正是以人与自然“二元分立”为本质、以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为核心的工业主义自然观，才导致了自然极限的呈现和当下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的生态病症。

　　再次，关于重建自然观尝试的理论误区与感性自然观的澄明。就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努力而言，它试图在纯粹哲学的视角之外，即从伦理学的角度引入人类善待自然的合法性根据；尽管伦理学的视角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但它所具有的伦理主义倾向——因为它极少涉及哲学的和现实化的考量，却使得生态伦理学的探索更多地具有应然主义的理论色彩，它缺少了从事实性判断的理论视角对生态伦理诉求之合法性的论证，而这一视角是与哲学相关的。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来说，前者在理论上抓住了突破工业文明之症结的根本性路径，即试图从哲学的视角重构人类的自然观，而且致力于呈现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内涵；后者则试图把生态学化了马克思主义贯彻在批判资本主义和建构生态文明的现实实践中，因而不仅在其理论根基指向上更具有根本性和合法性，而且在其现实性或现实影响力、可操作性上更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最后，关于实践唯物主义感性自然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可能性。为了真正洞悉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根本性质与基本内涵，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误区，我们都有必要清楚地厘清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立场。一旦我们把感性活动、现实个人的劳动或实践为马克思的感性自然观奠基，在这里出现的不仅是马克思的感性自然观与费尔巴哈的人化自然观的巨大理论鸿沟，而且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性导向，即只有从根本上转换人类活动的方式，才能真正使得生态文明从理念变成现实。这一似乎过于理论化的表达，实际上意味着一个现实性的呼吁，即让那种作为当代人类活动方式的、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工业生产实现根本性的转型，从而不仅在其经济结构上，而且也在其生产理念、生产目的和生产宗旨上转换为绿色的、可持续性的生产；或者，按照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表达，坚持“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遵循“五位一体”的发展思路，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之路。

　　正是基于对以上关键问题域的探讨，笔者认为，《生态文明自然观的理论出场》一书着实是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领域中不可绕过的理论著作。笔者精读该著的体会是，新发展理念提供了一个破解中国乃至人类发展困境的中国话语体系。在当今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我们急迫地呼唤文明转型，渴望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系统呈现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本质内涵及其旨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当代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敬畏自然的理念，不仅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也把自然物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是一种与工业文明所呈现的天人对立的自然观截然不同的自然观。构建生态文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必须从“天人对立”转向“天人合一”，即扭转工业主义生产力的传统路向，构建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生态环境生产力概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作为量度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尺度。 

　　当然，该著中也存在一些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如何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思想，并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为MEGAI、MEGAII）的相关文本，更完整地呈现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本真内涵；如何基于人类自然观历史性演变的宏大视野，以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思想革命为基础，深入阐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生命共同体”自然观的马克思主义渊源与创新及其世界意义。

　　总之，作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之理论前提、作为感性自然观之现实根据的“感性活动”的现实意义，就是要求我们现实地改变当下人类实践或劳动活动的性质，实现人类当下实践活动方式的现实转型——从以征服自然为旨归的实践活动，转向以人与自然共存的实践活动。只有这样，在其现实性上，生态文明才是可能的。

　　（作者系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