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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国情农情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021年01月28日 13:31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1期 作者:王亚华 侯涛 字号
2021年01月28日 13:31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1期 作者:王亚华 侯涛
关键词: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内容摘要:

关键词: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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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中国整体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乡村振兴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是: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因此,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与中国整体现代化进程是同步的。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中国整体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研究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点,对分析这些特征如何影响和制约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探讨如何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农情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与制约条件:基本国情农情

  自然物质条件相对匮乏。总体来看,我国自然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从人均资源角度看,中国是全世界大国中资源禀赋较差的。中国虽然在自然资源总量上是一个大国,但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人均资源占有量非常稀少。在水资源、林地资源、草地资源、化石能源等方面,我国人均占有量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生态环境脆弱区占中国国土面积的6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每年流失50亿吨土壤,森林覆盖率21.6%,天然草原面积约占国土面积41%,但有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稀有物种迅速减少。中国的能源、资源需求增长非常之快,机动车保有数量迅猛增加,对空气质量造成很大威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产生了负面影响。

  农村地区生态环境被破坏,耕地资源分布不均。全国农村每年生产生活污水80多亿吨,生活垃圾约1.2亿吨,大部分都得不到有效处理。中国农村依靠大量农药和化肥维系粮食生产,中国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强度是世界安全标准的4倍,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壤环境和水环境质量全面恶化,华北70%以上地区的用水是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不断超采,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从耕地资源来看,中国大约只有10%国土适合作耕地。水热光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决定了中国很难发展大规模农业。多样化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也一定是多样化的。

  农业经营仍以小农经济为主、经营效益较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到长期高速发展,但农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巨大差距。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以如此人口规模、实现速度如此之快、持续时间如此之长、贡献幅度如此之大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压缩式的过程。同历史上几次大国的经济起飞相比,美国、日本在经济起飞时的人口分别为4000万、8000万,而中国在1978年经济起飞时的人口已经大约是10亿;中国在40年的快速增长期平均增长率是9.6%左右,而美国和日本的增长速度只有不到4%和9.3%(日本的9.3%只维持了20多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中国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也在发生迅速转变。农业劳动力比重从1952年的近84%下降到2018年的26%;农业占GDP比重从1952年的50%下降到2018年的7.2%;农村人口比重从1952年的87.5%下降到2018年40%。虽然中国发展与转型如此迅速,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从农业劳动力占比来看,中国目前虽然只有1/4的人口从事农业,但这只相当于美国130年前的水平、英国150年前的水平和日本60年前的水平。从农业生产率来看,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不到美国的1/10,这导致中国农村收入水平较低,因此中国未来必须进一步降低农业农村人口比例,让大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提升劳动生产率。

  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但农业经营依然以小农经济为主。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最大贡献因素。2018年,农民平均工资性收入5993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达41.0%;农业经营净收入3493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仅为23.9%。农民种地特别是种粮的比较收益很低,一个典型的农户在外打工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大约相当于全年种粮的收入。因此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不足,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出现大规模撂荒的根本原因和大量农民外出打工的基本驱动力。但即便如此,中国农业耕种模式依然是东亚精耕细作“小农经济”的典型例子(徐俊忠:“探索基于中国国情的组织化农治战略—毛泽东农治思想与实践探索再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2.3亿农户,户均经营规模7.8亩,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高达2.1亿户。这一水平不仅远低于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新大陆国家的农业规模化发展水平,而且低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旧大陆国家的户均农业经营规模。农业经营效益低下,二、三产业发展不足导致中国城乡发展存在巨大差距,引起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并由此带来农村智力资源和领导力流失、土地闲置、人居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

  举国体制在脱贫攻坚奇迹中发挥的作用及当前仍存在的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具有显著的儒家文化传统与举国体制特征。中国历史上是以儒家文化来立国的,仁义礼智信作为其核心的价值倡导,一直是维持人伦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并对中国社会治理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延续至今。从整个历史发展长河来看,大一统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趋势,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大一统体制也成为儒家“一匡天下”政治主张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趋势延伸和现实选择。这种举国体制在中国持续并维系了2000多年后的当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称之为新型举国体制。这一体制有其自身优势,比如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跨区域提供公共服务等。以脱贫攻坚为例,过去40年间我国减少了8亿多的绝对贫困人口,对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2020年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率先消除绝对贫困人口,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取得这一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新型举国体制发挥着根本作用。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城乡二元体制特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制度安排是将土地分成两种产权类型:城市的土地国有,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农民提供了社会兜底功能,进而为中国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除了土地要素市场的城乡分化,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为了发动工业化在城乡实行不同的价格要素和制度安排。依靠农业去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形成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发展、强化,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和发展的不平衡,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就是其最重要表现。虽然这一差距在过去十年间不断缩小,但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高达农村的2.6倍(发达国家一般在1.5倍以内)。另外城乡人均消费差距在2倍以上;全员劳动力生产率差距在4倍以上;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16年全国还有近一半的农村家庭在使用普通旱厕;农村大量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未得到集中有效的处理;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没有路灯;超过一半的农村没有幼儿园、托儿所;五分之一的农村缺医少药。可以说,中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发展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社会发展不充分(洪银兴、刘伟、高培勇、金碚、闫坤、高世楫、李佐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以上是我国特有的国情和农情。在特有的国情农情条件约束下,如何避免“农村衰落”,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关乎中国整体现代化目标是否能够顺利实现。我国需要在非常严苛的约束条件下,带领几亿农民走向现代化,使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这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二、国情农情下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走生态农业和绿色乡村发展之路。中国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农村环境问题突出,这要求我国在紧抓粮食安全不放松的基础上,要把农业降耗减排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坚定不移地走生态农业和绿色乡村发展道路,作为我国今后农业发展模式的新常态。有限的农业资源与农村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成为限制我国农业甚至经济发展的硬约束,比如在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因化肥、农药过量施用引起的农业碳排放增加已经成为温室气体形成的第二大来源。这要求我国必须彻底摒弃传统粗放型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土壤污染、地下水超采、水土流失等治理和修复,降低农业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走出中国特色的绿色农业发展之路。农村生态、人居环境整治刻不容缓,要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村垃圾、污水处理等突出短板,鼓励用生态循环工艺让农村垃圾、粪污基本得到处理或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恢复农村生态自净能力,实现农村自然生态的有效循环。坚定不移地践行“两山”理念,加强对农村地区山水林田湖草资源与地理风貌的修复保护,禁止挖山采石,实现农村资源有序、节制利用。同时注重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特色风貌,突出乡土特色和地域民族特点,留住乡愁。

  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走乡村产业振兴之路。我国农业经营模式发展是小农经济主要特征之下的渐进规模化发展过程,因此在很长时期内还需要立足于小农经济的基本国情农情去实现农业现代化。这需要在当前既定历史条件下缜密谋划农业发展出路,提高农业组织化水平,提升农业整体竞争力和抵御市场、自然风险能力。第一,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15.5亿亩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和18亿亩耕地红线,贯彻落实“米袋子”书记、省长负责制,将“粮袋子”“菜篮子”牢牢抓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第二,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第三,在稳定土地承包权和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稳步推进农业规模化与产业化发展,从而可以有效对接城市资本、市场和现代农业技术,共享现代科技发展成果。第四,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壮大,要不断延伸农业链条,特别是加强对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现代服务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振兴传统手工业和壮大乡村文旅产业,全面提升经济内循环主背景下的乡村产业供给能力。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城乡共同富裕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将推动农民增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已经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收益,特别是房地产收益增长的红利,农民所获得的回报与他们的奉献并不成正比,长期以来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默默付出者。一方面要稳定和加强种粮农民补贴,提升收储调控能力,坚持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扩大完全成本和收入保险范围,稳住农民的农业经营性收入。但对大部分农民来说,提高收入水平仅依靠农业经营性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农民增收需要在巩固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同时,拓展财产性收入来源。土地是最主要的农村集体资产,而以土地为代表的农村生产要素价值一直处于制度性压抑状态,这直接导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占比差距不断加大,以2019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占比仅为2.35%,低于城市居民8.01个百分点,差距为历史最高。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集体资产,亟须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在保持基本性质不变和用途可控的原则上提高土地资源生产率和资产回报率,并让农民从土地增值过程中获益,共享经济发展40多年来的改革红利。

  推动农村三治融合,走乡村善治之路。自治、德治、法治的三治融合,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之路。我国自古以来有着深厚的乡村自治传统,依靠家规族训、村规民约、乡绅政治形成的一整套社会自治体系曾在维持基层社会稳定、调解纷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这一土生土长的制度形式逐渐被正式制度取代,城市社会秩序首先形成了基于法律、政策、公约等正式制度框架下的稳定契约关系。然而由于农村社会有着特有的生活劳作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三治”中的自治、德治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历来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自治消化矛盾,以德治春风化雨,以法治定纷止争,是农村社会事实状态和应然状态的必然选择,也是激活村民自主性和创造性,提高社会治理的主人翁参与感,有效避免单一治理体制下的治理缺位、错位问题的制度安排必然发展方向。同时推动三治融合,有助于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

  继承和发扬农耕文明既有成果,走乡村文化复兴之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乡土社会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基石:乡土中国在地理上更加亲近自然,通过日常耕作和生活中的自然对话,我国劳动人民总结出了主宰世界万物运行的朴素规律,并用其来营造中国社会运行和价值追求的底层结构逻辑。从这重意义上讲,乡村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最重要组成乃至核心内容。只有重新审视农耕文明保留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重构家庭伦常和农村社会秩序,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农村地区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同时,只有重拾农耕文明硕果,回归中华文化本体,也才能在继承好我国既有文明的基础上,吸收和兼容好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发展成果,最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农情,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一定是极具独特性的。我国必须立足于基本国情农情,因地制宜地走出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乡村振兴事业。从更大范围来看,我国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分别系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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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亚华 侯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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