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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三个本质性维度
2020年08月23日 21:15 来源:《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作者:王虎学 字号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领导主体;实践效果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领导主体;实践效果

作者简介:

  【摘 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质及其彰显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进而深入思考并科学把握“中国之治”背后的“中国之制”这一“制”胜之“道”,就必须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3个本质性维度。从指导思想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制度;从领导主体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从实践效果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践证明了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 领导主体 实践效果

  【作者简介】王虎学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价值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党和国家长期向好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在“制度”和“治理”方面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全会首次明确梳理总结、提炼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深刻揭示了支撑“中国之治”背后的“中国之制”及其“制”胜之“道”,充分彰显了制度之于治理和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全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如果说制度是而且应该是治理的根本遵循和依据的话,那么,治理及其效能就应该成为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包含着前后相继、持续推进的两个半程。在“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在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党的长期执政、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2]。深刻认识并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就必须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指导思想维度、领导主体维度、实践效果维度。

  一、指导思想之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制度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特色在指导思想层面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优势在指导思想层面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近代中国,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3]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认识工具和强大思想武器,其中包括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就了百年伟业。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从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我们知道,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不断演进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首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了就丧失了根本、迷失了方向。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中国的一切大变化随之而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与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兴则中国兴,中国兴则马克思主义兴。事实胜于雄辩,彪炳史册、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已经有力地驳斥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危机论”。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当年的“苏东剧变”,尽管导致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众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指导思想层面没有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最终酿成大祸,走上不归之途。在“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之际,邓小平同志依然坚定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4]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仅致力于“解释世界”,是伟大的认识工具,同时也致力于“改造世界”,是有力的思想武器。尽管物易时移,但谁也不能否认,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理论的伟力,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从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的人民立场、鲜明的人民性,它不是供少数人自娱自乐、自我欣赏的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人类解放而孜孜以求、不懈探索的科学理论。在关于制度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是“人民的自我规定”[5],在其现实性上是“人民自己的作品”[6],换言之,不是制度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制度。制度是人创造并为人所用的,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交往的必然产物。对此,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也曾指出,制度是人们在追求“目的理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交往共识”的体现,是人们交往、互动的必然产物[7]。既然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那么,人民当然有权为自己建立健全适合人自身发展的新的国家制度。同样的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意志的体现,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作品,是中国人民进行自我创造、自主创新的产物。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8]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要不断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要通过完善制度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的信赖、支持和拥护”,是国家制度的“深厚力量源泉和牢固政治基础”[9]。

  再次,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从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性。众所周知,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思想理论得以萌生发展完善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既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并经过实践的检验。同样,实践也是制度得以孕育形成的源头和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并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同时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稳致远保驾护航。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10],而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12] 因此,我们必须谨记,在坚持和完善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普遍真理”[13],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创造性地开辟新思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已经开辟并形成了“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良性互动的制度创新机制,既重视并善于对成功的实践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思考,使其实现从实践形态到理论形态的转化,同时又重视并善于运用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理论引领并指导新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重视并善于把实践中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的方针、政策以及行之有效的具体做法及时地提升转化为支撑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规范。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从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态性和开放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历经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洗礼而长久不衰、历久弥新,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根本的一条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而是不断向现实、实践、人民、时代开放的科学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理论品格。正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4]。所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都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动态的过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15]正因为如此,与党的十九大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安排相适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三步走”的总体发展目标[16]及其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就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而言,第一步,到“第一个百年”即建党100年的时候,我们在各个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都取得明显的成效;第二步,从“第一个百年”到2035年也即第一个15年的时候,我们在各个方面的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制度的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第三步,从2035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也即第二个15年的时候,我们将全面实现制度的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用邓小平的话来讲,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17]。

  二、领导主体之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和主体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18],同样,没有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也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领导主体的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制度,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特色在领导主体层面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优势在领导主体层面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重申并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19]。在这里,“两个最”的概括非常清晰地描述并深刻地回答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两个基础性、前提性和根本性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特”,“特”在何处?第二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优”在何处?答案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是侧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全面概括的话,那么,党的领导则是侧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点概括。这两个概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党的领导是贯穿于诸多显著优势之中的首要优势、最大优势。在这里,“两个最”的概括犹如点睛之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犹如一束普照的光,有了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会被真正激活从而真正发挥出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个根本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20]。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21],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从根本上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才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成功开创、坚持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使得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之治”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就了“中国之治”。巴西学者奥利弗·施廷克尔在《中国之治与世界未来》一文中指出:“‘中国之治’作为一个成功样板已经在全球完美树立”,中国共产党“这台完美运作的政治机器,到今天更加彰显出了她的大气磅礴和组织优势”[22]。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想干事”“能干事”且能“干成事”的伟大政党,是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伟大政党,是一个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时代”落后面貌、同时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光明前景的伟大政党。“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就等于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点和最本质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我国能保持长期稳定,没有乱?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23]中国共产党兴则国家兴,中国共产党强则国家强。因此,我们务必要保持头脑清醒,一定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最大的国情”[2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25]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的领导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具备素质、最有资格成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2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已成为全党和中国人民的普遍共识。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概括出许多条,那么最根本的一条毫无疑问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座宏伟无比的大厦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一定是贯穿其中不可或缺的总的骨架,而党中央就是这座大厦的顶梁柱[27]。因此,“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28],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党的领导制度居于统领和支配地位,发挥主导和决定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29]。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实质上呈现出了“众星捧月”的总体格局,这“众星捧月”的“月”就是中国共产党。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中轴。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30],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是领导一切的”[31]。换句话说,在这个复杂系统中,党的领导是核心,是中轴,这个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而其他的各个子系统同样一个都不能少,都是整个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既各负其责,保持“自转”,同时又相互配合,坚持“公转”。在这里,形象地讲,如果说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就如同一个大棋局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党中央就是坐镇中军帐的“帅”,其地位不可撼动。因此,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领导制度体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3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首次明确使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一提法,并且明确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置于整个制度系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第一位,进一步强调并凸显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中的中轴地位。

  三、实践效果之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践证明了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优势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体优势中,最终还要体现在制度执行、制度落实的治理效能、实践效果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不优越,效果好不好,说到底还应该而且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一套“行得通”的制度,也是一套“真管用”的制度,更是一套“有效率”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伟大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洗礼,经受住了和平与发展的考验,而且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两大奇迹”:一个是经济快速发展,一个是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可谓是世所罕见。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也相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三次伟大飞跃”,即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三次伟大飞跃”可谓是举世瞩目。在“世界之变”“西方之乱”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之治”越来越展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当然,这一定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国家制度即“中国之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的优越性。放眼全球,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战争时有发生,不确定性、风险、变量日益增多,可谓危机四伏、暗流涌动,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和竞争也随之日益激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在当今世界的国际比较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指出:“中国已经开始展示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33]。巴西著名学者施廷克尔强调:“西方之乱”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进程中的不稳定因素,相比之下,“中国之治”却明显增加了全球的稳定性,为全球提供了参考样板,它不仅让中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东方大国再次焕发了更大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给人类制度和文明的演进提供了另一种可能”[34] 。历史与现实已经深刻地证明,“中国之治”的奥秘就是“中国之制”,支撑“中国之治”的核心密码正是“中国之制”。同样,面向未来,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先进制度。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时代,各国各种制度之间的交流、交往、交锋都不可避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的土壤,也不能自我孤立于世界各国而独自发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有定力、有主见,决不能自失主张、自乱阵脚,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国家那一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来衡量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35]换句话说,我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制度的“搬运工”,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别国的制度,更不能以西方制度的标准任意裁剪中国制度。比如在政治制度方面,如果我们“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36]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应该是制度的“独立王国”,我们不能闭目塞听,而是要学会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善于借鉴和汲取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那些积极的进步的制度因素,从而使得我们的国家制度“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7]。但是,大胆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并不等于“照单全收”。那些曾经对西方制度模式完全采取“拿来主义”的国家,大多数最后都不可避免地沦为西方的附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必须扎根中国土壤,“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38],否则,会导致水土不服,可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葬送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还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说,和任何其他的社会制度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也不应该被视为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9]同样的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生成并完善于不断变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我们要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实中固然“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40]的制度体系,但是,它是具有“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41],这种不断自我完善的能力确保了其在实践层面的蓬勃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始终坚定“制度自信”。当然“制度自信”不是“制度自负”,也就是说,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我们决不能妄自尊大、自我膨胀,也不能固步自封、自我满足,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42],在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基础上,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从而“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43]。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三个本质性维度即指导思想维度、领导主体维度和实践效果维度,要求我们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进一步发挥,必将更加显示出“中国制度”的力量,不但会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为人类社会探索更美好的制度继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16][19][25]《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2][4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2页。

  [3]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载《求是》,2019年第7期。

  [4][18][21][37]《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2、391、391、337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39、40页。

  [7]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8][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95、344页。

  [9]《〈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12][15][28][29][35]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求是》,2020年第1期。

  [13]《邓小平文选》(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260 页。

  [14]《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20][23][24][27][31][32]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9、267、57、11、9、267页。

  [22][34]奥利弗·施廷克尔:《中国之治与世界未来》,载《学习时报》,2018年1月15日。

  [26]何毅亭:《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载《学习时报》,2019年5月17日。

  [3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48 页。

  [33]约翰·奈斯比特 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魏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36][42]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19年第18期。

  [3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186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

  [40]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4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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