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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成有:16世纪以来西方冲击下日本的嬗变与东亚国际格局
2020年02月27日 19:09 来源:《辽宁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作者:宋成有 字号
关键词:西力东渐;东亚国际格局;日本;帝国梦

内容摘要:

关键词:西力东渐;东亚国际格局;日本;帝国梦

作者简介:

  【摘要】16世纪全球航路开通,世界开始联为一体。西学东渐,激活日本。完成统一的丰臣秀吉试图颠覆东亚国际秩序,发动侵朝战争。明朝出兵援朝,丰臣的独霸亚洲的帝国梦最终破产。19世纪前期欧美西力东渐,日本再次被激活,吞并琉球、韩国,劫掠中国、击败沙俄,武力崛起为地区性强国,东亚国际格局面貌全非。昭和初期,日本军国主义癫狂,嬗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战争策源地。日本发动14年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国际格局剧烈动荡。最终,日本战败投降,帝国梦与共荣圈化为泡影。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主导非军国主义化改革,日本第三次被激活。冷战与后冷战时期,日本顺势嬗变,对东亚国际格局产生复杂的影响。

  【关键词】西力东渐 日本 帝国梦 冷战 东亚国际格局

  【作者简介】宋成有,男,辽宁大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日本史、东北亚史。

  【基础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近代化与宗教”(13&ZD07)。

  16世纪以及后来的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西方曾以不同方式冲击东亚,日本亦多次被激活,随之嬗变。从丰臣秀吉提出借道朝鲜、占领中国、独霸亚洲的帝国梦,到近代日本继续追逐“大日本帝国”主导“大东亚共荣圈”的帝国梦,欧美的冲击与激活日本使两个帝国梦形成内在的逻辑关系。以邻为壑,损人自肥是每次嬗变的指路标,这就注定了日本帝国梦必然失败的命运,对东亚国际格局的建构产生直接影响。本文拟就此发表一些看法,敬请批评指正。

  一、西欧冲击下日本的首次嬗变与东亚国际格局

  15世纪末期,西欧的意大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率先下海,升起了大航海时代的风帆。1522年,自西班牙启航的麦哲伦船队经过三年的奔波,横穿大西洋抵美洲,再南下进入并横穿太平洋、印度洋,自好望角北上返回,开通了全球航线。洲际贸易随之展开,世界前所未有地联为一体。东西方的互动日益频繁,世界历史、包括东亚史,进入具有转折意义的新阶段。

  西学东渐,中国首当其冲,日本也受此浸润。1514年,葡萄牙人穿过马六甲海峡,北上中国。1543年,一艘前往宁波的葡萄牙贸易船漂流至日本南部的种子岛,带来火绳枪“铁炮”;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来到九州,以贸易利益与军火交结大名,获准修建教堂“南蛮寺”,传布天主教。1553年,葡萄牙人进占澳门,建立新的殖民据点,把持生丝、茶叶贸易。西班牙人以经营美洲殖民地为主,兼顾东亚,先后占据台湾、菲律宾,并进入日本。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澳门,随后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为了“胡椒和灵魂”的西欧贸易商与传教士四处奔走,形成西欧对东亚的第一次冲击。

  在日本,耶稣会传教士在九州与本州地区建教堂200余座,带来圣经、圣象,吸引约15万信众入教。与此同时,也修建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传授天文历算、地理知识和疗病医术,还带来地球仪、世界地图、望远镜、风琴等新奇之学与精巧之物。日本的西学“南蛮学”应运而生。在中国,“泰西之学”即西学也随着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到来而有所传播。西欧贸易商,包括传教士们将毛纺织品、钟表、甲胄和火绳枪、铜铸火炮等商品输入日本,再将刀剑、漆器、海产品运出,赚取了丰厚的利润。战国大名们注意到“铁炮”的杀伤力远超弓箭刀枪,纷纷加以仿制,用诸实战。在中国,来自葡萄牙等国“弗朗机”、“大将军炮”等火炮大量研制,装备驻守卫所边关的军队。

  “南蛮学”与火绳枪堪称16世纪西欧冲击并激活日本的两大利器,其中用诸统一战争的“铁炮”更受青睐。“铁炮队”作为冷兵器时代的新兵种异军突起,战场效果惊人。1575年,在三河国(今爱知县)设乐原的长筿之战中,织田信长采用3000人的“铁炮队”,歼灭号称天下无敌的武田骑兵7000余人,赢得“天下布武”的关键一仗。

  1582年织田骤亡于“本能寺之变”,其部将丰臣秀吉继续推进武力统一进程。1585年,丰臣出任相当于宰相的“关白”,统揽大权。1586年,出任朝廷的太政大臣,挟天子以令诸侯。1587年6月,丰臣统一西日本后,以“日本乃神国,绝不能容忍切支丹国家传授邪法”。[1]为由,下达了最初的禁教令。1590年7月,盘踞本州岛最北部陆奥国的割据势力北条氏归降,丰臣统一日本。

  1591年3月,九年前访问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回国。在京都的聚乐第,为丰臣演奏了西洋乐曲,还献上世界海图。西洋乐曲使丰臣陶醉,世界海图则令其眼界大开,印象深刻。自此,正面绘有中朝日三国地图,背面写有用假名注音的汉语起居短语的折扇,成了丰臣须臾不离的心爱之物,在把玩中构想远征之梦的路线图。实际上,早在1587年征服九州时,丰臣就萌生了用兵海外,使琉球、朝鲜、中国和“南蛮”葡萄牙等国臣从“神国”日本的念头。他向驻日耶稣会副管区长加斯帕尔·考艾琉透露了远征的构想,要求提供两艘三桅炮舰。[2]简言之,将善战军队的蛮勇转移到外侵的战场,舶来并迅速自产化的“铁炮”增强军力,世界海图开阔眼界,特别是源自《日本书纪》、《神皇正统记》。深入灵魂、根深蒂固的 “神国论”、“皇国论”与“武国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上述要素形成合力,撑起丰臣称霸东亚、建立大帝国的野心。

  1590年3月,丰臣统一日本后,在聚乐第会见朝鲜使节,表示要“假道伐明”;又致信朝鲜国王宣祖李昖,声称“吾欲假道贵国,直入大明国,使四百余州尽化吾朝之俗。”[3]朝鲜君臣拒绝丰臣的借道要求,战争一触即发。

  1592年4月,丰臣秀吉集结约16万人的远征军与千余艘战船,展开釜山登陆作战。朝鲜军怆促应战,节节败退。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与黑田长政兵分中、东、西三路,合击王京汉城,迅即攻陷。至6月,开城、平壤先后沦陷,三京八道尽失。李昖君臣北奔义州,向明朝呼救。7月,加藤军攻占会宁,俘获临海君、顺和君等朝鲜两世子,兵临鸭绿江畔。朝鲜升平二百余年,兵备松弛。除李舜臣的水军尚能海战,各路朝鲜军在陆战中皆败。素称勇将的李镒兵败尚州,惊呼大量使用火绳枪的日军“恰似神兵,难以抵挡”。[4]

  日军连战连胜、进展顺利,丰臣的扩张野心也随之急剧膨胀。在得知攻占京城的消息后,丰臣破天荒地提出占领中国、独霸东亚,建立大帝国的构想。具体安排是:丰臣本人入驻宁波;养子秀次出任监控中国的“关白”,支配北京四周百余国领地;部将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出任监护日本的“关白”;两年内后阳成天皇移居北京,领有京郊10国;扶植皇太子周仁亲王或皇弟智仁亲王为留驻京都的天皇等。[5]待占领大明四百军州,再兵临“天竺”印度,建立亚洲大帝国。于是,第一次被激活的日本,将侵朝战争视为实现独霸亚洲帝国梦的第一步。

  鸭绿江畔战火熊熊,明廷经过激烈辩论,决心救援。1592年(万历二十年年)7月, 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三千精兵过江援朝,旋败。12月,待平定哱拜之乱的宁夏之役结束后,兵部左侍郎经略朝鲜、蓟辽等处军务的宋应昌,与提督李如松指挥辽东铁骑及戚家军等4万明军,携带大量火器过江作战。1593年1月,明军展开攻势,大将军炮、佛郎机炮、霹雳炮、火箭等全都派上用场,“火器并发,烟焰蔽空”,[6]一举收复平壤。继而,收复开城。进抵咸镜道的加藤部急忙南撤,日军被逐出朝鲜北部。明军据守平壤、开城等两京以及咸镜、平安、黄海、京畿、江原等五道。日军缺乏后勤保障,不再轻易北进,困守王京及忠清、全罗、庆尚等南三道。双方形成对峙,议和提上日程。

  1593年3月,兵部尚书石星举荐精通日语的嘉兴商人沈惟敬领游击衔,在王京与小西行长接触,提出归还世子、割让全罗、庆尚、忠清三道、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等条件。厌战的小西一心促和,谎报丰臣“明欲尊殿下为皇帝”。[7]痴迷帝国梦的秀吉准予议和。恰逢此时,播州土司杨应龙发难,西南燃起战火,与日议和尤显必要。6月,沈惟敬赴日,带回日方提出的“大明皇女之贤女为日本后妃”、“大明日本通好”、“允许官船商船往来”、“与大明分割朝鲜八道”、北四道并京城归还朝鲜国王等议和条件,[8]还带回请和使小西(内藤)如安。1594年10月,小西如安入京,石星给予王公礼遇。如安要求册封丰臣为日本国王,封赏其部属。明廷以“勒倭尽归巢”、“既封不与贡”、“誓无犯朝鲜”为条件, 册封丰臣为日本国王。[9] 1596年6月,奉丰臣之命,岛津义宏率萨摩军据守釜山,其余各部日军撤回国内。9月,册封正使杨方亨与副使沈惟敬等赴大阪城。丰臣秀吉接受了金册、翼善冠与蟒袍,却因未获皇帝之尊而恼怒,议和破裂。穿梭议和的欺瞒外交随即曝光,石星、沈惟敬下狱,战端再开。

  1597年(万历25年)2月,丰臣出动14万余人的远征军,再次侵朝。明廷派出兵部尚书邢玠总督蓟辽,麻贵为备倭大将军,右佥都御史杨镐经理朝鲜军务,率11万明军援朝作战。8月,日军陷全罗道全州。明军与朝鲜军兵分三路南下击敌,明军围攻蔚州失利,战争陷入胶着状态。正当此时,因帝国梦破灭,幼子嗣位而忧急的丰臣骤亡,德川家康等五大老秘不发丧,密令撤军。在中朝水军的追击下,“诸倭扬帆尽归”。[10]

  史载:“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11]丰臣亡,战祸息。侵朝战乱导致东亚国际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万历三大役致使明朝元气大伤,尤其以几倾全国之兵的朝鲜之役为甚;建州女真伺机兴起,成为改变中国政治版图的新兴力量;朝鲜战伤遍体,进入命运多舛的后期阶段。日本进入战略收缩时期: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 1614-1615年发动两次大阪之战,消灭丰臣家族。1616年沿用丰臣启动的禁教令,限制贸易,走向锁国。至1644年待明清鼎革,幕府忧虑华夷变态,重现蒙古来袭,警戒清朝,自立于东亚宗藩体制之外。

  在此后近300年的和平环境中,东亚悄悄发生着新的文化嬗变与分化。1633-1639,幕府连续发布五道锁国令,厉行禁教、禁止日本人出国,仅保留长崎一港,与荷兰、中国进行有限的贸易关系,建成锁国体制。其间,西班牙、葡萄牙等旧教国势力被逐出日本,“南蛮学”因来源断绝而备受重挫。但近百年的西学东渐,留下的学说和人才链并未因锁国而一扫光。新教国荷兰贸易商留驻长崎出岛的荷兰商馆,成了继续传播西欧近代自然科学的大本营,为日本西学的存续提供了新的生长点。换言之,第一阶段的日本西学“南蛮学”告一段落,第二阶段的西学“兰学”呼之欲出。

  西学东渐,来自西欧的新学几乎同时在中日两国登陆。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数学、天文、水利及神学、哲学等著作,西学东渐中国。在新学发轫之初,与天主教同步传播。南明永历朝廷寄希望于教廷的支持,太后马氏、皇后王氏、太子朱慈恒皈依天主,永历皇帝朱由榔也热心天主教的宗教活动。南明灭亡后,天主教从此与宫廷无缘,在民间依然保持着影响。  

  清初,顺治、康熙帝对西学情有独钟。汤若望因治愈太后、皇后的病,深得顺治信任,供职钦天监,编纂《时宪历》。康熙师事传教士南怀仁学习数学、天文,从白晋和张诚学习几何,召集传教士绘制《皇舆全览图》,但治国理政的原则依然是传统的路数,与西学无涉。1721年,罗马教廷严禁中国教徒祭孔拜祖,康熙帝下令禁教。传教与传学本来是合二而一,禁教导致西学的衰落,传教士御用化,为皇家提供建筑、园林、美术、服饰等异国情趣的消遣。自我陶醉于传统文化的中国之舟在原地打转,蹉跎岁月。

  相反,日本第二阶段的西学“兰学”浸润滋长,启迪新学与新人。1695年长崎町人西川如见搜集并整理“荷兰风说书”与“唐人风说书”提供的信息,著《华夷通商考》。书中介绍了有关西洋、中国和东南亚的地理、物产、习俗等概况,有益于锁国时代的日本人开阔眼界。1709年,以正德之治而闻名天下的幕臣新井白石传讯偷渡日本的意大利传教士传讯西多奇,写成《西洋纪闻》、《采览异言》等著作。此时日本人的海外认识不成系统,但并非与世隔绝

  1720年,幕府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放宽对进口汉译西洋图书的审查幅度,实行“洋学解禁”政策。1774年,医官前野良泽、衫田玄白等耗费了4年多的时间,将荷兰语的《解剖学》汉译为《解体新书》出版。以此为标志,运用荷兰语,研讨欧洲近代天文、地理、医学、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的“兰学”兴起。兰学与天主教无涉,但传播的内容与“南蛮学”基本一致。

  兰学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成官方或民间等两组人才链。前者,如兰学创始人之一、评定所儒者、书物奉行青木昆阳(1698- 1769年)授业前野良泽(1723—1803年),前野再授业大槻玄泽(1757-1827年),大槻著书《兰学阶梯》,授徒百余人。1832年,藩士渡边华山联络同道,逐渐形成兰学的沙龙团体“尚齿会”(“蛮社”),吸引幕臣、儒者加入。后者,如绪方洪庵(1810—1863年)师承兰学者坪井信道 (1795-1848年),1836年游学长崎,从荷兰医师尼曼学西医。1838年,在大阪开兰学私塾适适斋,执教25年,培养了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福泽谕吉等活跃于倒幕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1839年,幕府对横议幕府锁国祖法的“蛮社”加以镇压,官方的兰学受挫。民间的兰学继续在城乡发展,形成新兴知识分子集团,为迎接新时代而未雨绸缪。

  西学之所以在中日两国际遇不同,主要是因为:(1)文化心理不同。自古以来,处于东亚文化原创国优势地位的中国,在对东亚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形成居高临下的心理态势。至明清时代,“文化上国”的包袱愈加沉重,视西学为“奇技淫巧”的排斥态度比比皆是。日本习惯于学习引进、吸收异质文化。古代学中国,近世学西欧,一身轻松、乐此不疲。因此,“南蛮学”或“兰学”受到欢迎,迅速普及。(2)官僚吸纳制度不同。中国始自隋代的科举取仕制度为历朝沿用,自下而上地吸纳人才,补充官僚队伍。至明清时代,科举制度专以《四书五经》为据,无涉西学,故中国士人对之了无兴趣。相形之下,日本自平安时代以后,废除贡举制度。在武家政权之下,武士成为统治阶级,傲视农工商。至近世,丰臣秀吉推行兵农分离策与石高制,武士脱离农业生产,追随领主寄生于城下町,双方形成“奉公”与“御恩”的交换关系。武士内部分成若干个不同世袭的等级,固定不变,从而堵塞了自下而上的入仕渠道。于是,文人化的武士安于现状,有兴趣也有精力潜心攻读海外舶来的新学,且代有传人。(3)政治体制原因。与明清时代皇权至上的大一统的中国不同,江户时代日本的政治体制为天皇至尊、将军至强与幕府集权、大名分治相结合的双重二元政治体制。诸藩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故竞相派遣得力藩士前往长崎游学,交流兰学信息,或者进入德国医生、博物学者冯·西博尔德在长崎设的泷鸣馆学习,培养了若干拥有国际眼光的近代性人才梯队。

  至1852年,日本幕府外交文书的荷兰文译员达117人,译成500余部书籍,涉及医学、天地、地理、生物、化学、植物等学科。[12]据福泽谕吉回忆,1862年,他在伦敦与中国人某笔谈,得知中国稍解洋文者仅 18人而已。福泽慨叹日本乃兰学之世,读英语言书者甚少,但能讲洋文、热心西洋事情者数以千计。[13]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18人与“数以千计”的悬殊比例,决定了中日两国在近代化竞赛在起跑线上的结局。

作者简介

姓名:宋成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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