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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奉林: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创立与编纂实践
2020年01月05日 21:58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期 作者:陈奉林 字号
关键词:东方外交史;学科;话语体系;学科体系;人类文明史

内容摘要:东方外交史是不同于国别外交史和双边外交史的大区域外交史。

关键词:东方外交史;学科;话语体系;学科体系;人类文明史

作者简介:

  摘要:东方外交史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与珍贵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与不朽价值。创建东方外交史学科,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建设的深入展开,为国家发展凝聚精神力量。在21世纪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矛盾增多的时候,提取和发现历史上东方国家内部与外部交往互动的经验显得尤为重要。东方国家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在整体上升,像中国、印度这样既传统又现代的国家,在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现代生产力有效结合后,实现了重新崛起,无疑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模式,从外交史的角度可以寻找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文化根源。

  关键词:东方外交史;学科构建;编纂与实践;历史根源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方国家整体崛起趋势下的外交史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8BSS047 )。

  作者简介:陈奉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日本史、东亚史和东方外交史。

  东方外交史是不同于国别外交史和双边外交史的大区域外交史,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构成人类整个历史的组成部分与重要篇章。正因为它关注的国家众多,区域广阔,历史文化背景复杂,故而至今仍承载着非凡而艰巨的研究任务。无论在古代、近代和现代都留下十分宝贵的经验,尤其在当今世界发展需要更多的东方文明与智慧的时候,总结历史上东方各国内部与外部交往互动的经验显得尤为重要。把东方各国的外交实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不仅符合东方的哲学思想,更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与总要求,符合当前世界的实际需求。无论从历史学科建设的角度,还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总结东方国家外交史成功经验,因为它不仅影响了过去,也在影响着未来,影响着国际关系的深入展开。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的时间里,国内外学术界对东方各国历史、语言、文化、哲学、宗教、考古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的成就极为显著,但是对东方国家的外交历史经验缺乏系统的总结。与此相联系,对东方国家战后以来发生的空前变革也缺乏预见和思想准备,这种情况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如此。东方外交史“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丰富的内容。东方国家外交活动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无法匹敌。这个地区形成了以中华帝国、古印度和阿拉伯帝国为中心的三大农业经济圈和外交圈。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在近代以前,东方国家远比世界其他地区先进,许多方面留下相当完备的材料和成功的经验。”[1]总结东方国家对外交流、开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不断从历史中汲取社会进步的力量,成为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日本是东方诸国最早实现崛起的国家,曾经创造出非基督教文明实现经济成功的实例,即便今天它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战后整个东方国家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变化,虽然说文化背景各异,发展程度不一,同质性不高,但是把它们整合成一个区域史进行整体性、连续性和综合性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重大任务。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科学研究也应该不断开辟新的学术领域,面向世界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

  以区域的视角来看,东方是人类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之一,不仅有着内部交流,也与外部世界进行着越来越频繁的往来。苏联学者这样指出:“外交出现于遥远的古代。……在古代世界里,外交执行着以奴隶制为经济基础的国家的对外政策的任务。”[2]外交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手段,在中国、印度和西亚地区很早就已经出现,形成不同的外交圈、外交思想与行为模式。中国外交起源很早。有人认为,早在夏代就有了国家外交萌芽,“各个部落或方国小范围的家天下,就成了夏族家天下的社会基础。夏王朝的家天下与部落或方国的家在下在某种意义上是平等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属于外交关系。”[3]到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有东方民族与地域特征的外交思想、原则、方法与行为方式,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外交实践。各诸侯国之间朝、聘、会、盟等活动频繁进行,战争和使节往来交织,已经成为春秋时期社会的一大特点。[4]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把中国的对外关系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使中国的外交活动空前扩大,认识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把东亚历史带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作为一个区域大国出现在东方,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西亚以至欧洲建立了政治经济联系,开始影响周边国家,出现中国对外交流的第一个高峰。美国学者费正清是这样评论东亚世界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分为三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第二个是内亚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组成……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5]那时候中国成为了东亚世界的文明中心,也是东亚外交活动的中心。

  在南亚,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印度《摩奴法典》,对于外交官自身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要仪表堂堂,善于辞令,机警敏锐,面对大事处事不惊,还要忠于职守和精通各种法律知识,肩负的使命十分重大,规定:“战争与和平系于使节”。[6]可见使节任务之重。外交使节代表着国家意志与利益,在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两国处于战与和的关键时刻,外交官的作用更加突出:“因为和睦敌人的是使节,离间盟国的也是使节;决定破裂与和好的大计由使节来处理。”[7]那时期,印度人已经形成了对外交本质的清晰认识。虽然说外交使节不能决定战争与和平,但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充当国家利益的维护者。《摩奴法典》还规定:“国王通过自己的使节,充分获悉外国君主的一切计划企图后,要采取最大的防御措施,使其绝不能为害自己。”[8]古代印度人的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有不朽价值,值得深入总结研究。苏联学者指出:“印度马奴(Manu)法则,是古代东方外交上和国际法上最可注意的历史文献。”[9]不论国家间出于何种目的,各国之间总要交流往来,为自己不断开辟更为广阔的生存之路。“随着印度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外交代表团的往来日益频繁,出现了以文字记载的条约,统治者之间互致的文告,以及证明使节享有全权之文书和信物、使节完成其所负使命之报告,等等。当时还制定了举行外交谈判时应遵守的特殊礼节。”[10]显然,这些都早期国家间交往文明连续发展的产物。

  中国具有记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传统,重视与世界各国的对外交往活动。中国正史中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已经开始记载,至于后来的历代正史记载就更多了。例如《史记》中的“大宛传”、“朝鲜传”,《汉书》中的“西域传”,《后汉书》中的“东夷传”、“西域传”,《三国志》中的“东夷传”等,都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反映。对外交往的扩大是与国家力量的发展相关联的,对外认识也从狭隘的东亚一隅逐渐走向世界。中国人很早就已经知道利用外交进行国家间交往,促进文明的交流与共生。为了生存的需要,人类不断地突破来自自然的、技术的和社会的诸多限制与外部世界交流,从最早的氏族部落间的交往扩大升华到民族与国家间的交往。任何一个氏族部落以至后来的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求得生存和发展,总得要与外面交流。“文明交往的意义,不但表现于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在新陈代谢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由野蛮状态向文化化上升;而且也使历史交往由地域的、民族的交往,走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历史逐步转变为整体性的全世界历史。”[11]从人类文明交往的宏伟实践来看,东方国家的外交活动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隋唐帝国建立后中国对外交流活动持续发展,出现对外交往的第二个高峰。唐帝国以雄厚的国力和恢宏的气势,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建立了多方面联系。根据《旧唐书》“南蛮”、“西南蛮”、“西戎”、“东夷”传可知,唐朝对外交往的国家东起日本、朝鲜,经东南亚到南亚、西亚和欧洲的广大地区。天竺即今天的印度,“贞观二十年,遣使贡方物。”天授二年(691),东天竺王、西天竺王、南天竺王和北天竺王“并献朝贡”。[12]《新唐书》列传“西域”下载,永徽二年(651),大食国王“始遣使者朝贡。”“至德初,遣使者朝贡。”[13]为了招徕外国商客来华贸易与交流,唐朝对于远来的外国使者予以特殊的优待,《唐会要》规定:“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14]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唐朝的对外开放态度。不仅中国史籍对外国使者来华有具体记述,外国学者的著作对此也多有翼赞。唐朝致力于东亚国际秩序建设,周边国家纷纷加入到这个国际秩序中来,寻找自己在东亚世界中的位置,寻找最佳的利益交汇点。日本学者堀敏一在《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中,对往来唐朝的外国留学生、留学僧在华期间的衣服和粮食由唐朝支付情况作了研究。在周边各国当中,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留学僧和王子最多的是新罗,最多时超过一二百人,很多人在唐朝生活时间超过十年。[15] 

  中国社会在与外国的交流交汇中发生着变迁,同时也给周边国家带来发展。这种变迁是由多种条件推动的,除了生产力因素外,与世界各国交流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任何时代、任何时候,没有国家间的外交活动是不可想象的。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历史上的交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研究空间,也是今天全球化时代不得不重新思考的问题。日本京都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内藤湖南有感于中国在古代东亚的影响,写道:“从东亚整体来考虑,存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中心,其文化向四周传播,催生了周围各国的文化,形成新的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不光影响到日本,也影响到中国周围的国家,那些国家的各自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哪一个国家最智慧地应用了中国文化,并创造了本国的文化,这些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16]开展东方外交史研究,就是研究中国与东方国家、东方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宫崎市定强调交通往来对于各国的重要性,其实这也是对国家间交流交往与交汇重要性的深层次认识。“交通所带来的利益,并不一定是在交换知识以后才产生的。人们对外来的稀有的东西所产生的惊异和热爱,便足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的原动力。”[17]宫崎市定看到宋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国都由北方移到了商业都会开封,与国外市场有诸多的联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社会的近世性质。[18]

  东方外交史不同于传统的外交史,有别于一般历史的记载记述,也不是以纯粹的官方政治外交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说东方外交史远比以往的外交史内容更为广泛、复杂得多,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外交史观。因为传统的外交史框架过于狭窄,内容过于单一,无法涵盖今天日益广泛而复杂的外交内容,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过去的外交已经完全不能与今日的外交同日而语。我们不仅要研究历史上的外交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还要研究东方国家在世界的边缘上如何崛起并影响世界的。自近代以来,东方各国被认为是世界体系的边缘,停滞与落后,东西方发展差距拉大,各项指标乏善可陈,甚至看不到崛起的希望。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奇迹终于在东方发生。日本、中国、印度、东盟在战后重新崛起,国际上又把目光投向东方,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他们对东方的研究已经投入极大热情,推出许多评判东方国家现代化得失的著作。这不是简单的历史轮回,而是世界发展进入了一个多种文明竞相发展的崭新时期。中国改革之初,西方有人对中国的改革过于悲观,认为不可能取得成功,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改革没有成功的例子。西方学者中持悲观论者大有人在。他们把中国改革之初遇到的一些困难看作是永久的困难。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尽管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从西方对东方认识的“崩溃论”、“怀疑论”,再到今天他们的“威胁论”已经很说明问题,至少西方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俯视东方了。

  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以战后独立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发展研究,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虽然提出一些有价值的看法,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对中国、印度、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与国际影响估计严重不足,甚至对东方国家的崛起缺乏精神准备。战后旧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彻底瓦解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形成新的国际力量。东方国家都面临着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和争取外援问题,英国学者安德鲁•韦伯斯特这样指出:“第三世界不大可能有独立的工业化,它们开始用北方国家已采用过的方式消耗资源,这不仅会带来生态灾难,而且也是不可能成功的。”[19]他在引用T•海特的观点时这样写道:“援助起一种‘杠杆’作用,它作为一种手段,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方针施加很大影响,使发展方针最大限度地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影响的方式是在发放各种贷款之前,迫使受援国接受特殊的附加条件,这些条件表面上看是为了振兴受援国的经济,但实际上却是要削弱受援国的经济,使其长期保持对外国资本的依赖。”[20]安德鲁•韦伯斯特的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并没有普遍的意义,至少不能解释像中国这样独立自主国家的接受外援情况,显示出西方理论的一些短板。

  进入近代以来,东方各国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世界的边缘,远离现代文明,社会缺少创新与活力,在西方的影响下走向了近代。这是典型的“冲击——反应”的观点。这个观点已经越来越受到批判和挑战。战后以来,以日本、中国、东盟、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整体崛起,无疑是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重大事情。美国保守派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对东方国家的快速发展表示担忧,看到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经济力量正在迅速转移到东亚,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开始向东亚转移。”[21]对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的隐忧已经不是少数学者。从中国、印度的崛起中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是经济崛起的深厚基础,文化贫瘠或文化沙漠是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这种情况在东方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统计,1820年全球GDP的52%来自亚洲,其中中国贡献了29%,印度贡献了16%。[22]在农业经济形态下,这个规模是很重要的。

  在东方,虽然没有像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那样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国家领土、主权的明确概念,但它维持了长期的和平与稳定。这种特定的国际关系结构在世界上极有罕见。相比较而言,东方国家间的战争远比欧洲少得多,战争持续的时间也短得多。这个历史现象值得认真研究。如果把东方国家外交史作一个长时间段的考察,是极有价值的课题。东方国家间即便有战争,但战争的时间相对较短,战争规模与惨烈程度要比欧洲小得多,也就是说东方的国际秩序长期以来是稳定的。这不仅与东方的文化有关,也与独特的国际秩序有关,有人把它称为“天朝礼制体系”。[23]有学者指出:“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的是国家间形式上的平等和均势政治,却充满持续不断的冲突与战争;东亚朝贡体系主张形式上的不平等和明确的等级制度,却塑造了长达数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24]既有的材料已经表明,在较长的时间内东亚秩序保持了一种稳定状态,传统的东亚秩序呈现出稳定性与演进性的辩证统一。[25]

  东方国家崛起,外交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形势,没有从更高的层次上对历史上的外交活动和思想作出系统的总结,发展出一套适合东方形势需要的理论体系。这不能不说是理论与学科建设的缺失。西方是以复杂的眼光看待东方国家快速发展的,塞缪尔•亨廷顿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东亚的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力量对比,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亚洲社会越来越少地顾及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26]复杂的现实世界不断对我们提出新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历史学家来回答。在近代以来的欧洲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崛起一般都伴随着战争,后崛起国家挑战以前崛起的国家,战争已经成为走向强盛、攫取国际地位的一个手段。

  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话,那也只是根据欧洲的历史得出的经验,解释欧洲历史尚且可以,但并不具有解释东方历史的普遍意义。它代表的是西方人的一种担忧,是西方人的历史观。美国保守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新的大国的崛起通常会造成极度的不稳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大国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将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10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反应。”[27]至于东方国家崛起后,是否一定存在战争的可能呢?还有待时间来检验,任何预言都显得为时过早。显然,以欧洲的经验来看待中国、印度等国的崛起是不科学的,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讲明白,让世界各国更好地了解东方,了解东方外交的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

姓名:陈奉林 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职称: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钟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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