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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芳: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19年02月25日 13:20 来源:《江汉论坛》2019年第1期 作者:胡芳 字号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西方列宁学;东方列宁学

内容摘要: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西方列宁学;东方列宁学

作者简介:

  摘要:列宁创立了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落后国家争取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一百年来,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一直是国际意识形态领域争辩的焦点。“西方列宁学”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诘难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唯心主义僵化认识,缺少俄国历史与现实的考察。而“东方列宁学”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作了部分基础学理上的梳理,但缺少系统的研究。廓清并拓展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视野,需要重新认识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细致剖析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实践机制,不断深化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充分发掘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西方列宁学;东方列宁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及其当代发展研究”(16CKS003)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1-0043-07

  俄国十月革命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世俗自由主义的文化霸权,世界主导性意识形态开始转向了民族和阶级意识形态。列宁创立的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落后国家争取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但这种追求公平秩序的民族和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却在“冷战”时期发生了异化,最终在多种复杂因素影响下推动了苏联的解体。一百年来,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一直是国际意识形态领域争辩的焦点。梳理东西方“列宁学”对于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的内在逻辑及其局限性,有必要重新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进行客观、全面、系统、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为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寻找灵感。

  一、关于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论争

  尽管政治制度不同,但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一直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领域研究的焦点。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西方列宁学”和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方列宁学”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西方列宁学”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来源、执政基础、培养方法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批判和否定。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西方列宁学”,其主要来源是原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卢森堡学”的分支和部分西方国家前共产党人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阿尔都塞等。因此,“西方列宁学”衍生和歪曲了早期的列宁与托洛茨基、卢森堡的论战,为修正主义者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考茨基辩护,以此来否定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有效性,或出于对苏联的官僚主义和压制民主行为的不满,而错误地到列宁那里寻找“原罪”。“西方列宁学”对于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意识形态的非科学性否认列宁提出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内容辩证唯物主义当作无产阶级的“批判的武器”,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落后性意识形态进行“武器的批判”。“西方列宁学”从多个方面来否定列宁提出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一是以意识形态概念上列宁与马克思对立说来否定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如德国的左翼学者卡尔·柯尔施就提出,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虚假观念”,是非科学的,而列宁修正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认知。[①]这样就制造了列宁与马克思之间“意识形态”概念上的对立性,企图用马克思来批判列宁,否定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性。二是用未来主义学说的不确定性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西方列宁学”借用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思想来否认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政党学说的科学性。如瑞士学者约瑟夫·M·鲍亨斯基在他1974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或信仰》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涉及到未来学,本身带有空想成分,是非科学的,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政治信仰给圣神化、宗教化了。弗洛姆更是把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看作是孤立的、教条的、专制的未来主义,是与宗教一样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这样他们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而否认认识的可知论,以此来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三是将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观与马克思的哲学观对立起来,从哲学角度攻击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源”的错误。以美国左派凯文·安德森为代表,他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列宁、黑格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以列宁《哲学笔记》为研究对象,指出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偷换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概念,指责列宁歪曲了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其哲学实质是黑格尔主义。“西方列宁学”这种有选择性的研究貌似客观,其实是选取某个视角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某一思想进行刻意的“解构”,存在着诸多误解和歪曲。

  第二,以歪曲布尔什维克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来否认列宁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西方列宁学”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政党领导权等进行有意的歪曲,以此来否定俄共(布)的执政合法性。如美国的激进分子迈耶尔就诘难列宁将革命看作是意志和权力的产物,只重视政党的权力和革命组织理论,而忽视国家的实际经济条件,轻视人民群众作为革命的决定性力量,因此醉心于政党、革命和专政理论。迈耶尔一方面将马克思庸俗化为“经济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将列宁主义归结为“唯意志论”,以此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全盘的否定。1978年意大利的克拉西克也提出类似的观点,他在《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中提出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中,俄共(布)同无产阶级的关系不是一种宣传与被宣传、鼓动与被鼓动的关系,而是以党取代了无产阶级或者是知识分子取代了无产阶级。因此,他提出列宁主义决不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在哲学上把无产阶级政党或知识分子专横地统治劳苦大众的权利加以合理化的理论而已,[②]以此来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

  第三,以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来否定列宁“灌输论”的合理性。“西方列宁学”指责列宁时期由革命的知识分子集团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其内容实质上是官僚特权阶层的专制思想,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少数官僚特权阶层把控的。政治鼓动、政治宣传成为特权阶层专制统治的工具,意识形态培养的手段上是“灌输”,具有强制性,缺少民主成分。如1981年波兰左翼学者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产生、发展和瓦解》,指责列宁的“灌输”思想是斯大林集权主义集权主义实行思想专制的“原罪”。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也指出列宁执政时期已存在马克思主义泛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而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扼杀了群众的合理意识形态诉求,窒息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活力。因此,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被贴上了“专制”、“谎言”、“乌托邦”等标签。“西方列宁学”漠视列宁时期俄国无产阶级的自发意识浓厚的国情,以突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立场来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作为工具理性的“灌输”的必要性,忽视了俄国的无产阶级没有经过充分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文盲大量存在,自身无法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转变到“劳动阶级的思想家”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凝聚共识的最有效方法的实际。这些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苛责是缺乏客观历史依据的。

  “东方列宁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苏联、越南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对列宁学说的理解和认识。它维护和发展了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思想进行理论梳理,对“西方列宁学”关于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进行了逻辑的批判,为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二是运用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揭示其阶级实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了曲折发展的历程。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就开始被教条化,传统的列宁意识形态学说在苏联受到“左”倾思想的曲解,从而窒息了人民群众社会意识形式多元化的诉求,形成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体系,造成了俄共(布)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严重脱离。这直接造成了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号召力的下降,在国际上话语权和领导权的丧失,其严重的后果即使在今天依然有着影响。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遭到西方列宁学普遍质疑的情况下,苏联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有力的回应:一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效出发肯定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有效性。如费·维·亚历山大在1972年出版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策略制定史》,从大量的史实出发论证了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波兰等东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坚持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党性原则,揭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层出不穷、花样百出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如T·马尔季拉揭示了以“技术统治社会”为理论基础的未来学,在标榜“非意识形态”的背后,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的“技术拜物教”意识形态,具有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的阶级本性,以展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哲学党性原则的理论魅力,从而揭示了未来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在两大阶级意识形态对抗中的所起的作用。[③]三是揭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没落,凸显了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在场”的重要性。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指出,左派思想家深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潜在“思想控制”,要想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就必须重述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从中吸取营养,摒弃文化解放斗争、福利国家制度、第三条道路的虚假选择,采取新的方式,实施对抗行动。他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驳斥西方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苛责。[④]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主流和官方地位,这股力量被逐渐弱化和边缘化。当然,离开了将马克思主义神圣化和宗教化的场域,当代俄罗斯的学者们也能够更加客观地开展研究,深刻反省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总体而言,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在俄罗斯被贴上了“过时”的标签,因而处于学科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状态。

  “东方列宁学”的另一个主要学派就是中国列宁学。在中国,随着列宁主义研究的深入和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研究也取得了一些价值较高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梳理了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理论和部分内容,主要通过对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考察,对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特征和功能进行了阐述;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党性原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的“灌输论”方法、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培养、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等思想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对列宁与葛兰西、卢卡奇、布哈林、斯大林等人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横向比较,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边界与贡献有了更清晰地认识。这些研究为深刻认识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内容较为零散,仍未揭示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得成功的内在精髓,还缺少系统性和理论深度。二是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也开始涉猎,如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的资源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管理等实践的研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对俄国社会错误思潮的批判等。但这类研究对微观领域的实践关注不多,其内容也还有不少空白。三是对“西方列宁学”关于列宁意识形态观的批判进行辩驳,主要是对“西方列宁学”进行学术梳理,针对它对列宁的革命学说、国家学说、政党学说、新经济政策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论证列宁暴力革命学说的合理性、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合法性、新经济政策对工农联盟意识形态调整的有效性。但是受国内封闭环境的影响,我国研究“西方列宁学”的时间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且学术成果较少,国际影响力较小。

  二、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的局限性

  综合来看,东西方“列宁学”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研究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从表现形式来看,这些研究的局限性既具有一定的共性之处,又各自有其特殊性。

  就东西方“列宁学”研究局限的共性而言,主要表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研究的政治性超越学术性,缺乏自我批判和严谨性。纵观百年来东西方“列宁学”关于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它们是随着世界主导意识形态的消长而变化的,研究的热度是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际上话语权地位的高低而增减的。作为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相对立的“主义”,列宁主义从诞生起就引起了东西方学界的极大兴趣与关注,它不仅使社会主义从书斋中的理论愿景走向新的世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而且直接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从早期的托洛茨基、卢森堡和第二国际的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与列宁的论战,到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主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热切关注列宁的政治哲学,重新思考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功能。随着苏联对斯大林集权专制的批判,20世纪60年代起,伴随着“意识形态终结论”兴起,“西方列宁学”又开始对列宁主义进行“全面修正”和“彻底批判”。再到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对列宁主义进行“彻底否定”的论调随着世界社会主义形势出现严重挫折而甚嚣尘上。总体而言,西方资产阶级学派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从关注、肯定到全面修正,再到彻底否定的过程。

  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热”,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予以全盘吸收。到50年代教条主义的“狂热”,正处于“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当时中国实际上是信奉斯大林模式的意识形态思想。再到90年代的“冷”,伴随着苏联解体大环境的影响和社会转型微观环境的改变,尤其经济上对GDP的重视,“去意识形态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直到21世纪初,各民族文明冲突加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绩,福山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宣告破产,但中美贸易战又将意识形态的和平与斗争提上了议事日程,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又从“退场”转向了“在场”。 

  从研究进程来看,关于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目的,研究者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突出的排他性,因而研究方法上单一化,研究内容片面化等综合特征。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研究的立场会忽左忽右,甚至会走向极端,从全面肯定、赞扬到全盘否定、诋毁。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研究的政治性超越了研究的学术性,政治批判胜于学理分析,观点争辩胜于实践研究,具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研究表现出静止性、孤立性、片面性、绝对化等非理性局限。

  第二,研究视角和结论的极端化。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研究者本身就具有鲜明的阶级价值立场,围绕着意识形态理论的争议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意识形态安全的立论之基。但作为知识分子如何做到去意识形态化,客观理性地分析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确实有很大的难度。总体而言,根据意识形态谱系,“西方列宁学”具有极右的倾向,缺少实践的维度,忽视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合理价值诉求,而“东方列宁学”也有偏左的特征,有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庸俗化、泛意识形态化的危险。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批驳列宁主义的具体内容,在意识形态上反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合法性,而强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地位。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相对立,它们指责列宁主义是“暴力”、“恐怖”、“流血”的学说。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民主”、“自由”、“个人主义”等价值核心相对立,它们将列宁主义贴上了“乌托邦”、“专制”、“谎言”等意识形态的标签。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甚至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与希特勒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相提并论,以此抹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仍然坚持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把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增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以此反对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将列宁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实现了思想的制度化,即“意识形态化”。但思想的发展与“意识形态化”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张力,否则很容易陷入泛意识形态化的危险之中。[⑤]中国“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代表,极端的泛意识形态化不仅导致了思想的僵化,扼杀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理性,甚至是在同一意识形态内,也会酿成由思想内部的分歧和辩争转向现实生活中对人身攻击的悲剧。

  从某种情况来讲,综合多方不同的视角和观点,我们可以更加辩证地、立体地看待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归纳其成功经验,检视意识形态高度政治化的不足。但针对研究中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需要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

  具体到东西方“列宁学”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研究各自的局限性,“西方列宁学”具有唯心主义认识色彩,“东方列宁学”研究存在碎片化的缺憾。

  客观地说,西方列宁学对意识形态本质的追问,为我们重新审视列宁关于哲学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如伊格尔顿对感性层面意识形态的重视、曼海姆从社会学角度对总体意识形态与特殊意识形态的区分、贝尔的群社主义对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研究、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反思等,都极大地拓展了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但“西方列宁学”的研究仍存在诸多商榷之处:一是在价值立场上,它是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民主”、“自由”、“个人主义”为价值核心,批判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乌托邦”、“计划”、“集体主义”,忽略了无产阶级获得政治权力的事实,仍然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唯心主义认识。二是在材料的掌握和运用上具有片面性,主要是针对战争期间列宁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执行中的失误,缺少对俄国历史与现实的考察。观点虽然尖锐,却缺乏研究的客观性,它回避了列宁主义给世界和平和广大人民生活带来的改善的事实,缺少说服力。三是关于列宁意识形态研究还停留在概念辨析或个别事件上,具有零碎性、主观性,缺少系统性和客观性。同时,它试图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以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来“证伪”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正当性,这种以偏概全的推理缺乏逻辑的严谨性。

  “东方列宁学”深刻地挖掘了列宁晚年“政治遗嘱”中丰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分析也更趋客观、理性。已有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展开分析,取得了一些价值较高的成果,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研究视野窄。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原本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而学界将其仅界定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政治价值理念,忽略了其本身内涵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具有狭隘性。同时,研究也被受限于西方的研究范式,缺少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二是主要局限于文本的理论研究,缺少历史视域下的实践探索;限于总体性的宏观分析,缺少细节性的微观剖析。如注重列宁社会主义观的历史考察,而较少从执政党、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层面对意识形态的效应展开分析。三是研究内容分散,缺少系统性。国内研究主要是纵向梳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缺少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专门研究。或是从当前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某些内容进行论述,既缺少横向维度如与第二国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比较研究,也缺少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系统研究。

  综上所述,“西方列宁学”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批判和诘难仍然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唯心主义认识,夸大了列宁和俄共(布)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误,缺少对俄国历史与现实的唯物主义考察。而“东方列宁学”只作了部分基础学理上的梳理,存在研究的碎片化现象,缺少实践唯物主义的考察和系统性研究。总体而言,东西方“列宁学”都缺少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全面认识,均未把握住其关键节点。

  三、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研究前瞻

  从某种程度来说,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是当前人类解放史上最成功的价值理念之一。它是基于世情、国情、党情对俄国道路、俄国制度进行创新的必然结果,并且符合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又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与俄国实践相结合,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世界范围内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并没有随“冷战”的结束而消退,在世界格局变动的新金融垄断帝国主义时代,民粹主义高涨,右翼极端思想沉渣泛起,美国特朗普政权已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潭。国际社会将走向何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大国沙文主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是福山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破产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回归。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是解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重塑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活水源头。深刻理解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并进行时代化延展,必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第一,重新认识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丰富内涵。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密切融会在他的社会革命和建设实践之中。列宁确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是一种革命斗争学说,还包括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文化理论,还是科学的方法论,是阶级斗争的利器。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包括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意识形态,因此,需要系统地阐述清楚列宁各个时期的意识形态思想。从1902年列宁发表《怎么办?》始,列宁确立了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灌输论”方法,这成为早期列宁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传播思想的重要内容。十月革命后,俄共(布)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所遇到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与苏维埃的意识形态实践。这一时期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包括对俄国民众意识形态状况的判断、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和对落后意识的改造。一是列宁从整体性出发,按照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根据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设想,从政治意识、经济意识、社会意识等多维度对俄国民众进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造。二是列宁坚持从经济基础出发,基于俄国五种经济成分混合并存的现实情况,对俄国民众的意识形态状况进行了客观判断和分析,充分认识到了俄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艰难性和长期性。三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各种机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进行了批判。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新的思考,比如对意识形态的困境与改革,对文化领导权建设等作了战略性的思考。同时,研究视角多维化是深化认识的内在要求,除了从时间关系上按照历史逻辑关系总体阐述以外,还需要按照内容的逻辑线索进行论证与阐释。

  第二,深刻理解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内在逻辑。研究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不能局限于按照时间线索描述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还需要将意识形态放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研究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本身,说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实践如何推动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苏维埃俄国的建设,回答列宁是如何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夺解释权,实现社会主义话语建构的历史飞跃,从而进一步回答列宁是怎样发展马克思的“阶级意识论”,如何抓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如何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转变到社会主义建设意识形态,如何实现政治领导权到文化领导权的转变,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有哪些困惑等等。在列宁眼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与民众的政治社会生活本身密切相关,他将意识形态置于社会变革与社会再生产中进行思考与实践,即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力的再生产相联系,按照未来共产主义理想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型塑。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了科学地分析,澄清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策略的错误,他的“帝国主义论”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行动合理性的理论依据。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列宁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列宁形成了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共同体,“解放穷苦人”的正义价值聚合了弱小民族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认同。俄国群众未经过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意识上还带有前资本主义落后性的痕迹,蒙受着宗教束缚、封建等级传统的制约和控制,这种情况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复杂性。[⑥]

  第三,细致剖析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实践机制。列宁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意识的坚定实践者,他坚持党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并探索出了一系列方法,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意识形态建设机制。因此,可以从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建设等微观层面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实践机制进行剖析。一是以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建设为线索,探析党领导下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制。要重点对列宁强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意识形态建设、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等思想进行阐述。尤其在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上,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强调党的领导。二是以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管理权建设为线索,探析党政一体化意识形态管理机制的经验与教训。要研究俄共(布)领导下的意识形态传播组织和传播机制,包括苏维埃意识形态的管理系统建设、管理主体建设、管理客体建设以及管理方法、管理原则等,着重探析如何实现对传播工具的掌控、对宗教的管理、对社会舆情的收集、对意识形态的输出等。三是以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建设为线索,探析话语权生产机制。要研究意识形态的队伍建设(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改造)、话语平台建设(报纸、杂志、图书、学校、研讨会、论坛、广播等),尤其是注重对国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探析。此外,列宁的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实践机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列宁通过复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第三国际,在国际上为广大受压迫的殖民地民族或国家争夺话语权,以此逐步实现平等的经济权和政治权。

  第四,不断深化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具体而言,要深入研究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几种关系的思考与实践:一是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关系。要充分坚持、运用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作用,以社会理想凝聚人心,增强国家的认同感。二是执政党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要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俄共(布)在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和方法等方面的转变,探索意识形态中的主体与客体、环体的辩证关系,厘清执政党与政府之间指导与执行的协作关系的边界。要充分发挥国家机器作用,形成主流意识形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融合机制,要提升执政党对无产阶级和其他阶层的文化领导权,实现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感性意识形态之间的融合,充分改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的宗教、道德、语言、习俗等。三是同盟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国际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斗争。四是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经济领导权之间的关系。五是党内集权主义与意识二重化的关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关键取决于成员对其忠诚度和凝聚力,因此,从根源上讲,意识形态最终是从内部攻破的。列宁晚年堪忧党内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最终会使党走向毁灭,意识形态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党员沦为信仰与社会主义理想相分离、行为与群众相脱离的“两面人”。如何实现党员的身份认同与对主流价值观认同的高度统一,成为俄共(布)党的建设提出的意识形态改革难题。

  第五,充分发掘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时代价值。研究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对理论本身进行科学、详尽、系统地阐释,更重要的是要为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行动指南,为未来的世界意识形态发展指明方向。在当前国际环境发生重要转变的情况下,要合理延展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性,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仿制”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在摒弃和克服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回到列宁”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源头。列宁实行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机制仍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改革的新发展理念和文化自信的基本原则。当然,今天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管理的有效性受到质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管理客体的流变加剧,作为一种阶级观念集合的传统意识形态不断被消解,以往的阶级认同被社会阶层分化的身份认同所取代。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新时代,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遭遇巨大的挑战。意识形态管理的环体发生了新变化,网络新媒体的兴起极大地延伸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时空,网络的及时性、虚拟性、离散性、多中心性等特征必然对传统的“防范——控制——管束”的意识形态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意识形态管理主体那种居高临下的、按部就班、墨守成规的管理理念成为阻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最大障碍。传统的政治抽象化、语言严肃化、形式单一化、简单说教式、填鸭式的“灌输”等意识形态管理的陈旧方式逐渐遭到民众的反感和唾弃,导致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领导的权威性遭到挑战,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弱化。意识形态管理被动、管理效率低下凸显了意识形态管理的合法性危机,推进意识形态管理科学化的发展,需要在意识形态的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方法、管理环体等方面不断创新。首先,创新意识形态管理主体的理念。需要不断解放意识形态管理的陈旧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理念创新,增强意识形态的预测和防范意识,着力提升意识形态的实践能力和实践水平。其次,全面把握意识形态管理客体的特征。分层次、有重点的对党员干部、学生群体、网民等群体进行有效性的沟通和引导。再次,创新意识形态管理方法。要统筹各方力量,建立运转有序、效率高的意识形态管理机制。改变以往单靠行政命令的单一方式,灵活运用互联网、自媒体等新技术新手段,将“有形”与“无形”、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创新传播方式,以平民性、趣味性的方式,实现政治纪律性与自由性、开放性相统一。最后,统筹国际关系和国内宣传,综合协调意识形态管理环体的影响力。在意识形态的国际问题上,要坚持“走出去”,平等对话,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吸引力;在意识形态的国内宣传上,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实现政治社会意识形态诉求与市民社会文化需求的统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众生活,实现个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如春风细雨般地做到“润物细无声”。

  而在列宁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做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之后,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研究中一种传统。指作为一种阶级观念的集合,传统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强调政治纪律性、阶级利益性、信仰稳定性、语言严肃化等特征。而在列宁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做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之后,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研究中一种传统。指作为一种阶级观念的集合,传统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强调政治纪律性、阶级利益性、信仰稳定性、语言严肃化等特征。

  [①] [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提、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②] [意]B·克拉西克:《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0年第6期。

  [③] [苏]T·马尔季拉:《未来学及其在意识形态对抗中的作用》,王兴权译,《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④] [俄]斯拉沃热·齐泽克:《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周嘉昕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

  [⑤] “意识形态化”主要是指作为某种社会形态的精神指南或者理论依据的思想学说的制度化,简称为“思想制度化”。“泛意识形态化”是对于作为社会精神指南或支柱的意识形态所作出的泛化或过度化,亦即致使作为思想制度的意识形态化本身出现了某种夸大、膨胀或绝对化的特征和倾向,出现了由意识形态过渡到或者混同于非意识形态的现象和事实,甚至出现了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在同一意识形态内进行的分化、裂解、变型和在同一意识形态下实施的论战、冲突、挞伐等。参见唐少杰:《“意识形态化”与“泛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问题沉思》,《现代哲学》2003年第3期。

  [⑥] 胡芳:《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重释》,《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8期。

  作者简介:胡芳,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610065。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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