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党政院校 >> 理论视角
蓝江:数字时代西方代议民主制危机
2019年02月03日 08:47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蓝江 字号
关键词:政治;政体;剑桥分析公司;议民主制;契约;根基;共同体;利益;选择;哲学

内容摘要:西方民主制作为一种所谓自然正确的制度,被认为是实现政治公正和发展的最理想的制度。

关键词:政治;政体;剑桥分析公司;议民主制;契约;根基;共同体;利益;选择;哲学

作者简介:

  2018年3月17日,英国《观察家》报纸突然披露了一条重磅新闻,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叫做“剑桥分析公司”的机构访问了5000万份Facebook的个人信息,该公司对这些用户的喜好、诉求等信息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甄别,在美国大选期间为用户推送有可能影响其选择倾向的信息。很多人认为,这些有政治倾向性的推送,实际上影响了选举。虽然2018年5月剑桥分析公司已宣布破产,但这件事隐含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剑桥分析公司的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一种普遍性现象,那么它所冲击的就不只是个人隐私安全这样的简单法律问题,在根本上,可以认为剑桥分析公司事件已经撬动了自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开创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哲学根基。今天,作为启蒙哲学的政治制度体现,西方代议民主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以新自由主义为根基的民主制是永恒的吗?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从启蒙运动以来建立的现代民主政治是否是无条件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西方民主制作为一种所谓自然正确的制度,被认为是实现政治公正和发展的最理想的制度。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西方的一些学者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丹尼尔·贝尔曾高呼“历史终结了”,认为以新自由主义为根基的民主制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政治类型,而美国学者罗尔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等人所提出的政治自由主义和商谈政治,都是在这个模式下试图建构一个永恒不变的程序性框架。

  然而,西方对民主制的认识,并不是一直如此。民主制(democracy)的词根在古希腊城邦中实际上是“普通人”之意。不过,这个“普通人”并不是泛指所有城邦的成员,而是与另一批人(贵族)相对立。与民主制对立的概念是贵族制,即认为一个城邦应该有极少数具有政治能力的精英来统治。在雅典,长期就存在着平原派、山岳派和海岸派的区别,普通人大多属于山岳派或海岸派,而精英多为平原派。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区分出三种制度类型,即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并且认定这三种政体都有堕落的可能性,尤其是作为多数人统治的共和制可能会堕落为democracy。亚里士多德说:“寡头政体以富户的利益为依归,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这说明,在古希腊甚至在后来的古罗马,民主制中普通人的构成成分都是带有现实指向的,也就是说,平民或人民这个身份并不是城邦或共和国的全部人口,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群的总称。

  以此为参照会发现,自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创造的以社会契约论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民主政体,与此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蕴。尽管霍布斯等人的结论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都给出了一个自然状态的假定,这个假定中设定了一种人的存在状态,而所谓的社会契约论,正是从这种人的假设出发得出的。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制根基与古希腊和古罗马不同,它的理论假设从一开始就没有指向某个具体的人群,而是将所有人都还原为一种自然状态下的人的假设。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一种抽象的人,因为在自然状态的假设中,人被抽离了具体的历史,这种抽象的人的模型恰恰是一种现代的创造。一方面,这种人被认定具有一定的自律性,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决定自己的行为的根据不是随意的,而是依赖于理性算计的法则,类似于一种政治算术。在启蒙思想家的假定中,所有这样的抽象的人都具有高度的自律和理性,能够自主地做出合理判断,并采取相对应的行为。契约论的合理性奠基于这样的理性而自由的人的设定之上,而这种人的模型,基本上就是以产业资本主义崛起初期资产阶级的形象刻画出来的。这样,现代民主制的根基与其说来源于正确的理性,不如说来自于抽象的人的设定。这种被抽象化的能够理性算计的个体,十分明确在政治决策中如何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和选择,尽可能地在政治抉择中为自己牟取最大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利益的权衡和制约下,达成了以契约为基础的共同体结构。很显然,这种共同体是利益制衡的共同体,即便是在罗尔斯等人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下,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仍然是这种抽象个体利益和利益博弈所构成的契约。

  从古希腊的带有实质内容的民主制,到现代启蒙运动以抽象的人的模型为基础的民主制的转变,不仅仅是理论基础的转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代民主政体是有可能堕落为暴民政治的,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格拉古兄弟之乱,充分说明了古代民主政体的缺陷。由于现代西方民主制的基础不是实质的对象,而是一种抽象的人,这种抽象的人被设定为具有普遍性,从而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代,在许多政治哲学家看来,这种人的设定不存在堕落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坚信,当代民主政治在理论架构上已经超越了古代的框架,当代民主政体,尤其是以代议民主制为典范的民主政体,不存在堕落和崩溃的可能。康德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一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确立的,而笛福笔下鲁滨逊的形象,俨然就是这种理性而自律的人的代表。事情真的是这样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鲁滨逊的形象实际上带有市民社会的绅士阶层痕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5页)这样,当代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前提是,当绝大多数人能够按照鲁滨逊的方式,或者说,按照启蒙思想家关于人的假定来思考和行为时,这种民主制就能够保持它的效力,相反,一旦许多人不再依从于这种模式来行事和思考,它就有崩溃的危险。

作者简介

姓名:蓝江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钟义见)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