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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生:透视日本扭曲的历史观
2019年01月24日 09: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彬生 字号
关键词:战争责任;耻感文化;日本人;美国 ;忏悔

内容摘要:距日本战败投降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在战争责任等问题上,日本依然不能正视历史、深刻反省、真诚谢罪。学界关于日本谢罪方面有诸多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本文从“耻感文化”的角度出发,试图从其传统文化深层揭开日本不反省不谢罪之谜题。

关键词:战争责任;耻感文化;日本人;美国 ;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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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影《东京审判》剧照。影片表现了1946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中,以梅汝璈为代表的中国法官经过斗争,终于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七个战犯送上绞架的故事。图中左二为中国香港演员刘松仁饰演的梅汝璈。资料图片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团成员。资料图片

 

  法律和道德责任关切的是个人而不是集体,因而不论从属于集体与否,只要是犯下了罪行就应当承担法律和道德责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日本战犯

  距日本战败投降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在战争责任等问题上,日本依然不能正视历史、深刻反省、真诚谢罪。日本国内弥漫着一股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歪风,日本历任首相公然参拜祭奠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则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推卸战争责任,这极大地伤害了亚洲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

  学界关于日本谢罪方面有诸多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本文从“耻感文化”的角度出发,试图从其传统文化深层揭开日本不反省不谢罪之谜题。

  距日本战败投降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在战争责任等问题上,日本依然不能正视历史、深刻反省、真诚谢罪。日本国内弥漫着一股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歪风,日本历任首相公然参拜祭奠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则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推卸战争责任,这极大地伤害了亚洲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

  学界关于日本谢罪方面有诸多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本文从“耻感文化”的角度出发,试图从其传统文化深层揭开日本不反省不谢罪之谜题。

  1.“耻感文化”与“性非善非恶观” 

  所谓耻感文化,指的是重视他者的内在情绪和想法并以此为自身行为规范的文化范式。该定义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的著作《菊与刀》一书得到了充分的解释。在西方罪感文化中,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来自于绝对的超越性的神灵,人们可以通过良心的发现进行赎罪。与此相反,在以基于地缘性结合集团主义为背景的耻感文化下,人们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并非来自于绝对的超然的神灵,而来自于他人的注视与所属集团内部规范,真正的耻感文化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

  耻感文化的特质之一是不知则无罪。《日本文化中的恶与罪》一书作者中村雄二郎指出:“在耻感文化中,即使自己所做的是恶劣的行为,只要不为‘他人所知’,就没有任何担心害怕的必要。因此在耻感文化中,并没有忏悔坦白的习惯,对神明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对于日本人而言,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就不必感到不安,忏悔也只是自寻烦恼。日本人认为认错的耻辱会使他们从此再无法抬头,而恶行一旦败露也可通过一死而一了百了,不会再被追究。特质之二是在耻感文化下,人们存在于相对的基准之中,即人们无法遵循一个绝对的道德准则。这是指人们常常服从于群体内部的绝对力量,寻求内部的行为准则,甚至忽视自我,走向非善非恶的价值判断。具体表现为在群体内部对错的界限变得模糊,但是对外的态度需要保持一致性。

  如果说罪感文化带来的是“性恶观”,那么耻感文化带给日本的则是“性非善非恶观”。由于日本耻感文化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在于他人的目光及其所隶属的集团之规范,因此如何与集团及他人保持一致是其主导思想,善与恶本身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的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恶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日本人没有一种现成的普遍适用的道德作为善行的试金石。

  “性非善非恶观”最早可以上溯到日本创世纪神话,《古事记》中记载了一个为民除害的大英雄——须佐之男命,其身份为日本皇室祖先神天照大神之弟。然而在降临人间成为大英雄之前,此神在天上恶事做尽,众神恐避之而不及。在日本创世纪神话的安排下,他却在降临人间之后,痛改前非,为民除害,最终成为地上国之祖先。另外,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家本居宣长也曾提出“恶乃恶神之所为,乃污秽”的说法,意指人之所以作恶与人性无关,只是恶神附体之缘故,而非人所为;作为处世法则,他提出“人应尊人情本能所向,当悲则悲当喜则喜”的说法,认为人应遵循本能,而非儒者所倡导的三纲五常。日本近代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竟也认为“所谓善就是满足自我的内在要求……所以满足这种要求、即所谓人格的实现,对我们就是绝对的善”。

  在“性非善非恶观”模糊和错误认知的影响下,日本人的道德观念十分薄弱,统一的道德衡量标准并不完善。民众很难对一种行为做出“善”与“恶”的评判,从而导致社会内部呈现出惩罚机制缺失的状态。

  在耻感文化的影响下,他人目光的作用要高于自身道德反省。而在当时的军国主义大背景与“性非善非恶观”的影响下,日本民众对此种行为并不持批判态度。而这种内部惩罚机制的缺失使得深受耻文化影响的日本人对“罪”的认知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非善非恶论”对外则表现为恃强凌弱。日本依靠美国的庇护而无视战时受到侵略的亚洲人民的情感。在东京审判时,美国有意将审判着眼点引向与美国相关的战犯,而诸如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731部队的头目等战犯则免于责任的追究。另一方面,日本依靠美国的庇护而不顾亚洲人民情感,纵容战犯、维持天皇制度。同时,日本右翼经济势力的基础也由于美国在日本推行的不彻底的改革而依然存在。虽然战后美国在日本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名义上解散了那些积极支持战争的财阀,但只是改变了日本财阀的纵向统治方式,这些财阀企业又通过“横”的结合方式重新组织起来,成为日本右翼经济势力的经济基础。对战后的日本来说,美国是国际社会上唯一的对其有约束力的国家,而美国的“纵容”使得日本得以将认罪态度模糊化并恃强凌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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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彬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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